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作者被引分析

“Cited Author”为CiteSpace软件的作者共被引分析功能。软件计算作者共被引时只考虑第一作者共被引的情况，并且同一作者在一篇文献中被引多次也按一次计算。通过利用CiteSpace软件在操作界面的参数设置上选择作者（Cited Author）作为网络节点类型（Node Types），每一年为一个区分，并且选择每一时间片段中出现频次最高的50个数据，即Text N per slice为50，对文献进行作者共被引分析，得到了488个节点、1460条连线，如图6-1所示的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作者共被引时区图谱。

图6-1　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作者共被引时区聚类图谱（2000—2014）

图6-1中的每个节点代表一位被引作者（黑色字标明名称），节点大小表示作者出现的频次高低（节点越大，表示该作者被引频次越高），节点间连线表示作者间的共被引关系，作者共被引在时间维度上的演进以及互相影响关系代表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领域作者共被引的整体情况。

为了准确反映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领域核心作者的分布特征，本研究对CiteSpace运行后台数据进行分类统计。以作者被引频次（Freq.≥16）和作者被引中心性（Cent.≥0.01）均列前50位为标准，得到如表6-1所示的高中心性被引作者列表，并通过二次搜索列出了这些作者的高被引文献。

表6-1　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高中心性被引作者列表

续表

表6-1中的高被引作者及其文献在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领域对学科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李希光在《是新闻记者的摇篮还是传播学者的温室？——21世纪新闻学教育思考》一文中辨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不同，认为新闻学的基本价值观、批评精神、新闻采访报道技能与知识永远不会过时，新闻院系的教学，关键是教会学生们能够鉴赏什么样的新闻作品是伟大的作品，什么样的记者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1]。

童兵和高金萍在《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趋势初探》一文中论述了21世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四个重要层次：坚持终身教育、扩大学校教育、完善精英教育、加强社会教育，提出新世纪中国新闻教育的目标在于逐步提高全民新闻素质和建立一支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新闻人才队伍。四个层次的教育密切结合、协调发展，力争在21世纪中期彻底改变中国新闻教育滞后于新闻事业发展的局面^[2]。(www.xing528.com)

肖东发在《中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思考与探索》一文中提出编辑出版专业必须根据大出版产业发展对人才的特殊需求，调整好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要深入研讨编辑出版专业及其涵盖专业方向的教学计划，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建立21世纪出版产业需求人才的教学新体系^[3]。

丁柏铨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新闻教育》中认为“入世”给我国新闻传播业带来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我国新闻传播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二是我国政府就相关产业作出承诺时，往往会对新闻传播业产生连带效应，涉及与新闻传播业有关的内容。在新的背景条件下，我国的新闻传媒要参与业内、业外的激烈竞争，以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拓展对外新闻传播。要实现上述目标，除了需要加大力度更新观念、改革体制和进行经济投入以外，尤为重要的是还要造就大批优秀新闻人才^[4]。

刘建明在《媒介批评学的理论与视野》中提出媒介批评正在引起媒介从业人员和新闻传播学者的注意，一支媒介批评家的队伍正在聚集。媒介批评学引导人们科学地分析媒体活动，让受众正确理解媒介及其传播内容，导致媒介观念的彻底变革和新闻解释学的诞生^[5]。

周葆华和陆晔在《受众的媒介信息处理能力——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状况调查报告》中第一次运用量化研究的方式全面考察目前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状况，并探究其与公众人口特征、政治认知、媒介使用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6]。

蔡雯在《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中提出融合媒介后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创建适应媒介融合发展需要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案进行大胆改革，同时在实验中心的建设、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管理的改进等其他方面作出努力^[7]。

张开在《媒体素养教育在信息时代》一文中介绍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定义、国外发展概况等，从历史的纵向和发展的横向对媒体素养教育进行分析和介绍，并切合我国国情和现状，对该学科在我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进行分析和评述^[8]。

吴廷俊在《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一文中认为当代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如果无法应对社会的需求与挑战，也就丧失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新闻传播学作为应用型学科，其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的导向必须回归教育本位，在制度缺陷、资源匮乏的条件下，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需要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实践化教学、研究性教学，并认为只有缩减规模、提高人才培养深度，才能摆脱目前低端化的现状^[9]。

郑保卫在《新闻≠传播≠媒体——对〈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一文的思考与回应》一文里强调新闻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新闻教育应当重在培养学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素养，不能把新闻简单地等同于传播和媒体，不能把新闻学同广告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相关学科相混淆^[10]。

胡翼青在《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主体知识地图——基于CSSCI图书引文的分析》中通过CSSCI数据库，对CSSCI新闻传播类来源期刊中引用到的图书进行专门的量化分析，试图以这种方式从一个侧面构建出新闻传播研究知识主体的知识地图^[11]。

在高被引频次排名前50位的作者中共有5位外国作者，他们是埃弗雷特·罗杰斯、威尔伯·施拉姆、麦克卢汉、大卫帕·金翰和丹尼斯·麦奎尔。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埃弗雷特·罗杰斯的高被引文献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他通过传记式的编写和独特的视角，介绍了传播学史上的众多人物与机构以及若干学科的知识背景，并以此表明，传播研究如何富有意义地影响了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施拉姆也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1949年他编撰的《大众传播学》成为其创立传播学的标志，这本书收录了政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以及许多其他学科的专家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马歇尔·麦克卢汉是加拿大传播学者，他的成名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问世之后，在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麦克卢汉的媒介观、传播观、社会观等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丹尼斯·麦奎尔是英国传播学家，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传播学终身教授，《欧洲传播学杂志》三位创始人之一，其著作《传播学》《媒介行为》《受众分析》《大众传播理论》广泛涉及传播研究的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