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热点及主要领域分析结果

通过归纳分析上文图谱中具有高度中心性和高频次的节点，基本上可以把2000—2014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热点领域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处于首要地位，新闻传播学包含了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个学科建制的历史经历了从新闻学到传播学，再到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学科本身在短短20年间不断地在改造，以适应各种内外影响因素的变化和需要。因此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无论在哪个时间段，涉及新闻传播教育、教育改革、专业发展的关键词都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其中“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中心性值为0.6排首位，说明学科建设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的重点，也是该学科的核心和立足之根本。因此，这些高中心性节点辐射出大众传播学、专业点设置、新闻学专业、编辑出版专业、新闻院系等高频关键词。在热点领域的代表性研究文献有：

方延明在《对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面对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新闻实践的发展，新闻学科的发展也有新的要求，新闻历史、理论、业务这“三大”传统体系的重建是不可避免的。逐渐削弱新闻历史研究、重建新的学科体系是新闻学科发展的必经之路；外部注入形式的新闻理论也会注入其他外在形式且与新闻实践融合紧密；学科的主体将为新闻实务，其主要内容为实务“文本”和实务“管理运营”^[2]。

倪万、郑丽丽与郑训佐认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生课程和研究培养目标的调整和演变应该顺应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改变纯粹的学术追求而符合多元化发展的社会需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多样性的发展有着学位类型单一、人才培养目标模糊等实际问题，所以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需要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开拓创新的精神，尊重学科特有的发展规律^[3]。

王斌以国内外学科评估的类型为基础，辅以美国新闻传播学科的评估案例，总结了不同教育评估体系在新闻传播学科评估上的差异和争议，并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学科的评估应该有多元化的主体，通过促进数据库的建设来实现结构化的自我评估^[4]。

沈正赋提出目前新闻传播学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得到完善：第一，要合理设计和科学论证新闻传播学学科系统；第二，新闻与传播专业的总体规划需要进行合理布局；第三，重视新闻专业教师培养、在优化教师结构的基础上提高教学水平；第四，增强新闻传播学教材建设；第五，加强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的整合^[5]。

欧阳明在分析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教育存在的主要缺陷和传媒业的现状的基础上，认为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规模的适度合理、有效的改革方案是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改革所需遵循的基本思路^[6]。

陈力丹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历史发展做了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三方面的概述。他认为中国新闻学专业人员对传播学的研究有其历史偶然性。“传播学”的“本土化”发展观点，其思想认识的基础是建立在划清与西方传播学的界限上，但实际上如议程设置论、公共领域等传播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被赋予了中国文化背景和制度的语境。所以在研究话题上，新闻学的一些研究内容与传播学的话题被整合到一起，例如“传播真实”问题。在研究该学科的方法上，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应该结合在一起，另外，还要把人文、历史等哲学研究方式和思维方式也纳入其中^[7]。

王成文认为，政策辅助力度不足和学科内部资源分布失衡是新闻传播学本科教育层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多数教育优势资源被部分专业、区域及学校占据，这也是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实施十年以来新闻传播学科亟待解决的问题^[8]。

李杉在《影响广告学术发展历史的动因研究——基于1979—2008年新闻传播学五本核心期刊的实证分析》中认为广告学科具备“产学二重性”，即“学理”和“应用”的双重属性定，其中学科的根基是广告学的“学理”属性，而学科的特点是其“应用”属性，也是广告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所以广告学需要同时具备学术基本框架和原则所代表的“学”字以及广告行业实践对其影响所代表的应用性。进一步，广告学术论文受广告学科属性的限定，也必然具有“产学二重性”特征，行业外因、学术外因是影响广告学术论文的两个因素^[9]。

张瑜烨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起点及研究进程》一文中提出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起源和发展脉络包括五个阶段。以后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范围的研究焦点可能是深入探讨目前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不足，如关于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导师资源的研究，新闻传播学领域中研究生科研项目的审批和管理中的问题，新闻传播学专业研究生的激励机制、创新机制等。另外一个研究重点是专业硕士、学术硕士的人才培养质量问题，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是博士培养层次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而在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中，定量实证研究是一个发展趋势，但同时更受青睐的是定量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10]。

陈培爱在《突出特色锐意创新——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设的思考》一文中认为许多高等学科教育中遇到的共同问题是人才培养不能接轨社会需求。和规模问题相比，不合理的结构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如本科阶段的培养没有对接上媒体发展和网络发展对传播类人才的需求。而在博士阶段的人才培养中，博士论文是大多数院校重视的内容，但忽视了其他应用性的技能。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才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理想状态，新闻传播类专业博士培养应该是扎实的实践技能和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时具备。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博士生培养上都应该强调。因此，必须调整学科设置，目前培养博士生主要是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博士点，可以把媒介经营管理学、广告学等其他相关的二级博士点增加进去，使学科设置更趋于合理。^[11]

（二）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是指对人才进行教育、培训的过程，新闻传播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是让学生得到该学科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训练，具备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对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该学科的人才培养按照专业产生了传播人才、新闻人才、出版人才、广告人才、新媒体人才、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复合型人才等多个关键词。其中复合型人才是2012年的高频关键词，反映出新闻传播学近几年在培养途径上与传统模式相比较实现了三个转变：从单学科教育转向多学科综合教育，从侧重技能训练转向学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从廉价教育转向投入教育^[12]。这个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有如下几种：

伍顺比和董小玉在《多元与特色：新闻传播学实践人才培养的审思——基于传媒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分析》一文中，通过分析2006—2010年这5年中评选出的传媒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实践教学模式现状，提出了在媒介融合驱使下，新闻传播学实践教学相应的对策。研究中提出网络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是融合的三大趋势。这种融合是颠覆性的变革，在其过程中，传媒组织对于传媒人才的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新的媒介生态要求新闻传播学教育界必须改革新闻传媒实践教学。这也是新闻传播学实践人才的培养在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时代意义^[13]。

韩建民认为在新闻传播业界和高等教育界，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备受重视，原因是经济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都具有重大影响，但目前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人才的教育却有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师实践水平不够、教师引进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大财经类课程的设置以符合社会对财经新闻人才的需求，建设主要以“经济学”为主体的课程体系，以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14]。

杜向菊在《探析地方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一文中认为地方高校通常教师资源相对薄弱，实验室设备和设施相对缺乏，因此地方新闻与传播学院和重点大学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上应该有所不同，应该培养本地新闻人才。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媒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地方新闻传播学院必须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使学生更加符合地方人才需求。换句话说，地方高校新闻教育应强调“专业复合型”，从而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内涵^[15]。

王珊珊在《新闻传播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培养区域研究述评》以七大行政区域划分为基础，分析了专业新闻硕士和博士课程的分布区域，结合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比较了新闻学科人才培养的学科水平分布的地域现状，并探讨其分布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协调性，尝试对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区域性建议^[16]。

耿蕊在《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长沙理工大学为例》一文中，以长沙理工大学新闻学专业方向人才培养实践为例，提出培养应用型新闻传播学人才的新模式，应该建立全媒体新闻人才培养基地，对教学方法、培养方案、实践课程、效果考核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17]。(www.xing528.com)

（三）课程与教学研究

教学改革在关键词共现图谱中共出现了181次，综合中心性与频次的Σ值排在所有关键词的第二位，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热点中的重点研究，其涵盖了与之相关的多个关键词，如教学改革、实践教学、教学方法、新闻教学、教学效果、教学计划、教学模式、案例教学、课程设置、课程体系等，此外还有具体专业课程的深入研究，如新闻采访、新闻摄影、国际传播、组织传播、新闻心理学、广告设计等。这一类的代表性研究文献有：

罗以澄和强月新在《综合·贯通·提高——对新闻业务课程体系一体化的思考》一文中认为新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新闻业务知识，新闻业务也是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理论研究的历史起点。专业化和细分化的发展形成了目前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四大并列的核心内容格局。当前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目的主要是打破分割的内容，建构融合新闻业务的“通论”^[18]。

李建新在《新闻教学课程设置及核心课程选择》中提出新闻教学课程的设置要强调新闻学教育的总体目标，为实现这个专业培养目标，需要增加媒体科技、传播学、传播科技、社会学等课程，以提升学科的学术水平，同时改变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重实践重应用、轻理论轻科技的不足^[19]。

张明新认为目前案例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在高等新闻与传播学教育中的的价值还没有引起媒体教育工作者和相关课程制定者的广泛关注。虽然已经有很多学校在使用案例教学，但在教学过程、方法、案例的选择和使用、教学效果评价等方面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在案例教学实践中应该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学生的互动性和创造性，同时注重案例库的建立和更新^[20]。

魏占兴在《基于SNS的新闻传播学学习共同体建构探析——以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三颗豆SNS学习交互系统为例》一文中提出，基于“六分离”理论的SNS网站交互性良好，传统的人际网络模式被改变，该系统最重要的特点是以用户为中心，多渠道、多形式的信息传播和互动，反映了人的信息需求，促进共享、交互、协作的理念。社区成员可以依据个人特点，收集和处理信息，并与其他人进行互动，共同创造和共享资源。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通过优化后的SNS网站可以建立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学习平台^[21]。

蔡雯在《新闻传播学案例教学现状调查——对海外高校案例库建设与案例课程设计的观察与思考》一文中提出，新闻传播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使用比工商管理、法学、公共行政等其他学科要晚。作者研究了海外高校和新闻培训教育机构中案例教学方法在案例库建设、案例课程设计等方面的现状和不足，并总结出世界各国在这两方面建设上的优势和经验，特别指出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培训机构在案例教学方面值得中国同类学校借鉴之处^[22]。

王锡苓认为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越来越受重视，然而，实证研究方法教学中仍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因此实证研究方法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新闻传播学是文科中的工科，那么首先在教学思想的确定、培养目标的设立、教学计划的拟订、教学手段的采用等方面都应该体现出其特点来。其次，加强对教师的训练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根本^[23]。

邱戈在《打破常规的问题与对话——“传播与社会”课程教学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根据所讲授“传播与社会”课程的特点和学生情况，尝试性地运用了一种问题对话的方式来组织教学实践，问题对话式教学组织方式可能更适合比较成熟的、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和那些综合运用类的课程。而课前充分的准备、问题的水平与设计和对课题对话的掌控能力是此方法成功的关键性因素^[24]。

（四）新闻传播学教育理念研究

新闻传播学学术发展与新闻传播教育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新闻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是教育者思考和辩论的问题，围绕教育理念的思考，学者们在近15年主要讨论的话题有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理念冲突、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本位与教育本位的纠葛^[25]。吴廷俊教授认为由于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特殊动因和经历，使得传播学教育与新闻学教育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新闻专业是应用性专业，传播专业是学理性专业，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有很强的职业化倾向，而传播专业的人才培养没有职业化倾向，它一方面培养高级传播理论研究人才，另一方面为相关专业提供学术支撑^[26]。到了2010年之后的新媒体时代，有学者主张新闻传播教育在理念上应积极引导学生敏锐地捕捉媒介生态变化，关注新媒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探索与思考，探索在媒体变局中如何做新闻，而不是一味强调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伦理规范^[27]。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还有：

程晓萱和张昆在《新闻传播学教育中三大误区的解构性分析》一文中提出目前新闻传播学教育主要误区有：第一，新闻教育在加强实践教学时过分注重新闻信息传播时的叙事技巧；第二，加强学科理论素养教育过分强调纯粹的文学教育；第三，进行专业教育时过分强调专家型教育。在新闻教育改革应积极促进非工匠式的实务实践教学，非纯文学式的学养培育和非专家型的专业培养^[28]。

赵平喜在《融媒时代新闻传播学教育“融合”创新的四个环节》提出媒介融合在国内正成为传媒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媒介融合的态势对我们国内传统新闻传播学教育教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必须进一步“融合”创新，以教育教学的大融合、大发展来策应和促进传媒业的媒介融合^[29]。

郭可在《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文中，以中国和美国的新闻传播学主流学术期刊为研究对象，对期刊在2000—2005年刊登的所有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总结出两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研究特征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以此反思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在发展中呈现出的问题，提出必须对新闻传播学教育质量进行提升，优化学科学术制度建设^[30]。

王君超在《新闻学：走出传播学还是走出自己——兼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实践的作用》一文中认为，20年前，新闻与传播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一新学科的出现经历了漫长的孕育和发展过程。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有利于新闻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与创新，传播学理论对新闻教育中的实践教育提供了借鉴，有利于促进新闻人才的传播^[31]。

蒋晓丽在《中国台湾地区新闻传播学教育之先锋性研究》一文中提出，新闻传播学教育在台湾地区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师资队伍具有高素质，这样的高素质师资使得台湾地区的新闻传播学在吸取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亦建构了本土研究领域和学术地位，实现了与西方传播学界的学术对话，因此先锋性是台湾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突出特点^[32]。

刘运来在《大数据时代下高校新闻传播学教育变革的思考》一文中提出，一场由大数据浪潮袭来引起的社会变革使许多传统行业都必须面对。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传媒业，也给高校的新闻教育带来了挑战。新理论、新技术、新闻理念、课堂教学方法等，都会影响到新闻教育工作者。面对这些挑战，培养更好的能适应大数据信息环境的人才，需要从教学方法、自媒体运用能力、专业知识体系等多方面进行教育改革^[33]。

雷跃捷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成就和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主要是新闻传播实践与该学科的教育脱离严重、专业意识淡薄，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教育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办学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教育机构和业界媒体都期待提高新闻传播学的教育质量^[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