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声乐对传统诗歌与歌词的坚守

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艺术趣味》一书中写有一篇题目为《音乐与文学的握手》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音乐与诗，为最亲近的姊妹艺术，其关系比绘画与诗的关系密切得多……比绘画美与文学美的综合更为自然，更为美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声乐艺术与文学之间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感受到这两种艺术形式相结合所产生的强大的艺术魅力。

（一）歌词的诗化性

中国民族声乐语言虽然以有声语言作为创作基础，但它又不是日常的生活语言，而是在日常生活语言基础上提炼、加工、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语言。进一步说，民族声乐语言必须是具有文学性的韵文形式的歌词或唱词，要适应歌词或唱词特有的文学语言的艺术要求。声乐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语言首先确立的是它的文学性，而民族声乐语言文学性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诗化。中国诗歌从《诗经》、楚辞、汉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基本上都是入乐的歌词，诗与乐密不可分，乐的配合给诗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现代声乐作品中，歌词的文学性也是词作家们努力追求的。比如，“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唱，一湾碧水映晚霞……”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曾红遍了大江南北，为人们广为传唱，人们也正是从这首歌开始了解内蒙古，了解塞北大草原的。阎肃作词的歌剧《江姐》中《红梅赞》的唱段：“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昂首怒放花万朵，香飘云天外，唤醒百花齐开放，高歌欢庆新春来。”诗一样的描写，有着深刻的寓意。《牧歌》：“蓝蓝的天空上飘着那白云，白云的下面盖着雪白的羊群；羊群好像那斑斑的白银，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短短的四句歌词精确地描绘出了大草原如诗如画的景色。由此可以看出，入乐的词作语言首先必须“诗化”，也就是它必须是歌诗，而不是诗歌，歌诗的诗化是入乐的基本属性。

（二）歌词吸收诗词的凝练性

作为入乐的歌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凝练，凝练本来就是诗化语言的要求，然而歌诗比诗歌更需要凝练。因为诗歌主要是供阅读欣赏的，它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篇幅的长短可随内容取舍，既可以写长篇史诗，也可以写短篇小诗。但歌诗要受时间的限制，因为它是供听觉欣赏所需，并受曲式的制约，一首歌大都是在四五分钟的时间内，即便是大型咏叹调一般也就十来分钟，而声乐套曲或大合唱之类的体裁，作品的集成也不能过大，这是因为人的听觉有接收信息的时间度，过久的音响刺激容易引发听觉疲劳，而失去审美的听觉效果。

同时，由于字音的音乐化发挥，往往一字沉吟委婉、跌宕起伏，也要延长表达的时间，行文如不凝练，也会影响歌唱的整体发挥。(www.xing528.com)

凝练的意蕴表达是简洁的诗化炼意，炼意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入手，同样可以提炼出精美的内涵。

（三）歌词与借鉴诗词的韵律美

韵律性是中国民族词作语言的重要特征。在词作中，词句的节奏是音乐的一个完整的部分，词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有时候，词的重音和节奏激发出的感情，比起音乐表现还要丰富。在大多数歌曲和歌剧作曲家的创作中，他们的创作灵感和最初的激情是来自文字词句的音响和节奏，即它的语调、它的重音和它本身固有的音乐。

中国古代声乐理论中就有“动人的声韵，醉人的音”的说法。民族声乐语言音乐性的显著标志是韵律和节奏。所谓韵律，从狭义来说，一般是指韵文体裁的押韵、用韵的格律等；从广义来看，泛指语音经过有组织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有节律、有回旋、有对应等的一种音韵美。韵律可以激发情感，让人随之产生共鸣。比如，歌剧《江姐》中《绣红旗》的一段唱词：“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这四句唱词中第一、二、四句句尾的“密”“旗”“喜”的韵母相同，这样就起到了押韵的效果，读起来整齐流畅，唱起来顺口动听，富于音乐美。

古代诗歌中这种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如唐朝诗人李白的十言绝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其中的“楼”“州”“流”合辙押韵。

郭沫若在《论节奏》一文中说：“节奏对于诗，不仅是它的外形，也是它的生命。”民族声乐语言中的节奏包括语音强弱和长短两方面因素，它们和作品的思想内容有直接关系。通常情况下，明快轻松的节奏用来描写放松喜悦的情绪；紧张有力的节奏用来抒发激昂奋发的情绪；缠绵低沉的节奏用来描写悲伤苦闷的情绪。例如，《黄河大合唱》中的第一首《黄河船夫曲》的歌词：“咳哟！划哟！划哟！划哟！划哟！划哟！冲上前……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节奏短促而紧凑，气氛激烈而紧张。再如，《在希望的田野上》：“一片冬麦，一片高粱，十里荷塘，十里果香。”歌词中每句都是四字组成，以简练的语句、热情的情绪和明快的节奏描述了家乡美景，与舒缓的歌曲旋律形成了强烈对比。由此可见，韵律性是民族词作语言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