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正名：春秋笔法的要旨》

一般认为，孔子所编修的《春秋》比当时各国史书，比如《乘》、《木寿杌》、鲁国《春秋》等更高明之处就在于，《春秋》有义。《春秋》之义，首先在于正名。

“正名”观，是孔子思想的基本观念。孔子论政治、教育问题时，重视“以身作则”，强调正己以正人的“德治”与“德化”。他的正名观即来源于此。《孟子》曾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所惧者何？所惧者在于弑君弑文之暴行，层见叠出，复有邪说为之掩饰，世道将更加混乱。故作《春秋》以正其名。这样在孟子看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虽倒行逆施，甚至悍然弑其君、父，而其天良终有未泯灭者，自知或许得逃当世之斧鉞，也无法逃脱君子之口诛笔伐，使人心亦有所畏。

宋代大儒周敦颐也说：“《春秋》正王道大法，孔子为后世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春秋》之褒贬，以正名为标准；之所以令乱臣贼子者惧，即此正名。《春秋》一书，以褒贬代君子之赏罚。从某种角度看，孔子凭一介布衣以褒贬之笔代行天子之赏罚，也是僭越之举。孔子明白这一点，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

《春秋》之正名，方法有三，皆是“春秋笔法”的要旨所在。兹分述如下：

其一，正名字。《春秋》正名，以正名字为第一步。《春秋》中许多记事条目，用词极为讲究，大有一字千斤之力。其词性或名或动，或状或介，各用所用，毫不含糊。以《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为例，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盛赞孔子正名字的笔法，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此真，不失秋毫之末；如名霣石则后其五，言退鷁则先其六，圣人则谨于正名若此，‘君子之于言，无所苟而已’，五石六鷁之辞是也。”董氏的这段评论，公正地揭示了《春秋》正名字的价值。(www.xing528.com)

其二，定名分。《春秋》之中，孔子除了正一般名字之外，重要之名尤重正之。比如，在春秋中叶，大一统的东周王朝已分裂为各自为政的诸侯小国，孔子面对衰落的周王朝心忧系念，于是，在修《春秋》时便仍本着“尊王攘夷”的“正名”原则。隐公元年第一条，《春秋》写道：“元年春，王正月”。此条经文中，“元年”指君之始年，“春”者指岁之首，“王”者指文王，“正月”指周王所订之正月，其时政令已不统一，告朔之制亦已久废，国自为政，正朔不一，而《春秋》记时，一仍遵用周王之正朔，以示历法循周而定也。孔子在这里虽未明言维护周制，却以周正月之名，表明了从周的历史观念。由此时名之慎用，可见孔子“春秋笔法”中“尊王攘夷”之用心。

难怪孔子一生都对逝去的周王朝放在心上，视若小康盛世。而今风景不再，只有慨然长叹曰：“巍巍荡荡乎。三代不复”了。周王衰微，诸侯纷争。内乱不已，夷狄交侵。孔子之所以要“尊王攘夷”，就在于渴望中国有一个强大之中央政权统一内部，以攘夷狄。彼时周王室虽微，但以名分论，尚为各国之共主。既有共主之名，便有统一中国之权。此乃孔子“尊王”、“定名分”之真正苦心。

其三、寓褒贬。

《春秋》寓褒贬于记事的文字之中，以表示“正名”，此“春秋笔法”的精义所在。董仲舒在论及《春秋》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即褒贬正名。所以在《春秋》之中，比如同为弑君，而笔法不同，则褒贬分明。例隐公四年三月，《春秋》曰：“卫，州吁弑其君完。”同年九月又曰：“卫人杀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自主，故直书以正其罪。州吁弑君自立，已为卫君，但当被卫人杀，《春秋》不书“弑”而写“杀”，作者不以为君也。这“弑”“杀”之间，褒贬分明。此种笔法，乃《春秋》传达大义的基本方法，不一而足。为后世史家盛赞其辞的“春秋笔法”，垂范史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