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儒家经典之一。它原为《礼记》的第四十三篇文章。大约成书于秦汉之际，历代学者或以为是曾子所作，或以为孔子七十二门徒后学者所作。目前，作者归属尚有争论。
《大学》在宋以前一直作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章，并不独立。至北宋司马光撰《大学·广义》，《大学》一书才以单行本流传于世。不过，《大学》一文在经学史上的地位自唐代就开始上升。首先是韩愈、李翱将《大学》与《中庸》一起，视为与《孟子》和《周易》同等重要的经书，宋代二程和朱熹又祖述他们的观点，推尊《大学》和《中庸》的地位。二程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从这段话中可以见出二程对《大学》的重视程度。南宋朱熹则又进一步阐述，认为《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曾参“作为修义，发明其义。孟子死后，而其传泯焉”，“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朱熹认为，自北宋二程子发言，“而有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次第简编，发其归趣”，然后，“灿然复明于世”。在《朱子语类》中朱子还说，《大学》是为学的纲目，修身治人的规模；好象盖房子。读《大学》犹如搭好房子的“间架”，以便将来“即以他书填补进去”。还讲到，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它的皆可以杂说在其中。读书通透了《大学》，再去看其余的经书，才可见到这是格物致知事，才见到正心诚意事，才见到修身事，才见到齐家治家平天下事。在朱子看来，《大学》实际上是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纲的“纲领”和“间架”，“他书”、“他经”都可以填补进去。从这些言之过当的详论中，足见朱子对《大学》的高度期望了。他简直要把《大学》当成儒家经典中的经典了。
另一方面，作为《四书》中的《大学》与《礼记》中原来《大学》的章次亦有所不同，此皆宋儒所为。程朱根据他们的理学思想，重新编定了《大学》的章次。朱子在《记〈大学〉后》一文中说，“《大学》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于程子盖尝正之”。朱子乃依二程遗说，复定此本。其中有些章次随从程本，有些章次依从旧本，有些章次则朱子自定，既不依程又不从旧，而“格物致知”一章则是朱子自己补写的。这样，朱子以为，《大学》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为了明道的需要，朱子把《大学》强分为经传两部分，以经一章为曾子述孔子之言，传十章为曾子门人记曾子之意，构成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思想体系，大大提高了《大学》一书在儒家经典中的神圣性。(www.xing528.com)
确切地说，正如程朱所预料的那样，包括《大学》和《中庸》在内的《四书》，在宋元明清历经数代，其地位与权威都远过于《五经》，成为宋代以后几代新儒家、理学家儒学教义，阐发伦理、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纲领，对于后世文化史的影响不可估量。可以说此后的几代仁人志士都差不多是在《四书》的浸染中造就出来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大学”，指的是有关政治、哲学等高深义理的学问，与中国传统的以训讠古注解为主要手段解释经典的“小学”相对立。在《四书集注》中朱子一言以蔽之，“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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