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一书，以性善论为先验论的道德根基，更进一步阐述了修养人性的问题。孟子认为，既然人性同具善端，同有良知良能，人同此心，那么，修养的关键就在于“存心”。
《告子》篇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尽心》篇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里，孟子的“求放心”、“养心”皆是“存心”。所谓心者，“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操则存，舍则亡”。求之养之即是操之使之长存。《尽心》篇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显然，在孟子看来，能求其放心，养其心以操存其心，便更能进而尽其心。尽其心即是扩充人性的善端以致其极。所以若不知人性本善，便无法言及这个善端之极。所谓“性”，孟子认为即是天所命之，天所赋予的，因此，知性即知天。然而，修身以俟就是顺正命。所以《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立于岩墙之下而死与桎梏而死都非正命；君子顺受的应该是正命，所以难俟死而不可以不修身。换句话说便是“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这是正命；“今之人修其天爵以邀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此非正命也。（按：用《告子》篇说，天爵指仁义，人爵指富贵）。
仁义礼智，人性所固有，死生富贵，权不在我，这是命中所定。所以，《尽心》篇又说：“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果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目卒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不言而喻”。因此之故，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求”在我自己，富贵利达，“求”之于外。在我自己，则尽我能力求之，在我之外，则只有俟命。可见，“尽性”、“俟命”乃修养之要诀，而其根本却在于“存心”。能存其心，更要能扩充其心，才能上下同流，永葆善端。
上面阐述了《孟子》修养论的梗略。至于人格标准，孟子又大大发展了孔子学说，《论语》以“君子”、“成人”为理想人格标准。《孟子》则以“大人”、“大丈夫”为人格标准。《离娄》篇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大人，即居仁由义，又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言行皆合于义的人。《滕文公》篇又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居广居行大道即居仁由义，得志与民由之，即达不离道兼善天下并泽加于民；不得志独行其道，也穷不失义，修身见于世，而独善其身。
孟子认为，根据修养工夫的深浅，人格亦有高下之分。《尽心》篇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所神。”(www.xing528.com)
《孟子》一书不仅谈到修养的目的、人格标准，还论及修养的方法，概而言之即“养气”与“知言”两种工夫。
其一：“养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孟子认为，“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这段论“养气”、“浩然正气”。此气即配义与道的“正气”，所谓“以直养”即是集义。而集义养气，在孟子看来，是一刻亦不可少懈，但又不可求之速效的工夫。此乃情感修养也（按：气即情，志即理）。
其二，“知言”。何谓“知言”？孟子说：“波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这里孟子认为，凡偏颇之言，必有所蔽，凡放荡之言，必有所溺，邪说则不合于理，遁辞则有所穷。但非有真知灼见不能知之。此乃知识修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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