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与《五经》：煮海为言之圣典

《四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约为秦汉之际儒家作品。文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后世理学家讲伦理、哲学、政治的十七字令。《中庸》相传为战国时代子思作，内容是讲“中庸”乃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并提出了“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思想。把“诚”看作世界的本体，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的认知之路。《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弟子言行的书，由孔子及其门人及再传弟子辑成。《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的书，为孟子及其门徒所作。

《大学》、《中庸》原为汉代戴圣所传《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两篇，《礼记》属六经中一经。从汉宣帝时代起就被列于学官（五经博士）。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唐代孔颖达曾为之疏。《论语》在汉代就已成为专门的学科，有专人传授，在三国时列于学官，地位与“经”相等。只有《孟子》，虽有东汉赵歧作过注，但自《汉书·艺文志》以下都将它列入子部，不与五经同科，显然位居经之下。直到唐代古文家韩愈倡道统、辟佛老、盛赞孟轲斥扬墨以扶翼先王之道，《孟子》的地位才得以提升。韩愈曾在《原道》篇中说过以下这段铿锵有力的话，令宋明以下几代探究理学、道学的智者贤士们怦然心动，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又在《送王秀才序》中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深受韩愈影响的李翱把孟子的“性善”论，《中庸》的“天命率性”观，《大学》的“正心诚意”说，合为一体，作《复性书》，张扬儒家道统思想。韩愈、李翱的思想，大大激发了宋代理学家们的儒家智慧和道学思想，并且实际上也为宋代新儒家们倡导道统、心学思想开了先河。

北宋时代，儒家炽盛。程颢、程颐、朱熹以倡导道学为己任，更加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它们是道学思想之本旨所在。由此，二程以义理为宗旨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卓有精论。至淳熙年间，朱熹在二程评论的基础上，撰写《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合称四子书。于是《大学》、《中庸》两篇遂从《礼记》中分离出来，独立成书。《四书》之名始立。朱熹所作《四书集注》，不仅取汉、唐注疏，而且博采诸说之长，成为后世学者治经之阶梯。朱子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训说立于学官。元仁宗延佑间恢复科举，考试经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采用朱子章句集注为解题之本。历明清数百年封建统治者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

事实上，《四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在古代中国社会知识阶层中具有教科书的重大作用，也在于《四书》中的高远的人生理想，宏大的社会道义，作为优秀的文化传统，仍然可以浸润国人的文化心理，濡染我们的社会风尚，对整个民族心理起到强大的凝聚作用。(www.xing528.com)

“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儒家经典著作的通称。这些著作本来古已有之，至汉代，儒家学派把它们奉为经典，始有“五经”之称，汉代“五经”是宋以后与《四书》合称的《五经》的基础。

《诗经》，孔子称之为“诗三百”或“三百篇”，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全书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反映了西周至春秋这段漫长历史时期，古代中国社会的民情风貌。《尚书》也叫《书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叙和议论的著作。内容大部分是一些誓词、告诫之类的文字。《周易》亦称《易经》，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演变，并有说明卦辞和爻辞的文字，原为占卜之用，兼有演示历史与人事命运之功。“传”包括解释卦、爻辞的七种文词共十篇，统称十翼。《周易》通过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礼经》又叫《三经》，由《周礼》、《仪礼》、《礼记》三个部分组成，乃先秦时代官制、礼制及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春秋》亦称《春秋经》，作者为孔子。是我们史学史上，第一部私人撰编的历史著作。它记叙了自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〇年）二百四十二年间各国大事。其纪事文字简短严谨，暗含褒贬，后人称之为“春秋笔法”。该书对后世哲学、政治、历史思想均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