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煮海为言的圣典

“经”本来是指六经而言。“经”的名称，在《国语》成书以前的典籍中，没有经的名称。《诗》、《书》、《礼》、《易》、《乐》、《春秋》等等初为经，都是后人给题的名称。《孝经》引用孔子的话，“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经》。”这是先秦典籍中最早称为经名的。《庄子·天运篇》则说：“丘语《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以为文。”中国典籍中以此六本书为“六经”，从此开始。由此看来，“经”的名称之出现，还是远在秦汉以前。

秦汉以后，随着岁月变迁，经书整理、考证与研究的深入，随着中国学术史上最恒久也是最令历代文人学士们醉心沉缅的经学的发展，“经”的数目也开始不断变化。“经”的数目历汉、魏、唐宋逐渐增加，于是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众多名目。

继《庄子·天运篇》把《诗》、《书》、《礼》、《乐》、《易》、《春秋》称之为六经之后，汉代班固《汉书》在六经之上另增《论语》，称之为“七经”，清康熙年间《御纂七经》则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礼记》为“七经”。

唐时设立的学官，把《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这九种典籍称之为“九经”。《宋书·百官志》把《易》、《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编为“经”，把《论语》和《孝经》合为一经共“十经”。

至此，唐代完成的“十三经”则是指《易》、《诗》、《书》、《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十三经”在宋以前已有注释，但疏则到南宋才告成，清乾隆年间，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且附校勘记，此乃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之全貌。(www.xing528.com)

《十三经》虽然囊括了原始儒家的典籍，但其文化中坚和思想命脉所在仍是“六经”和后来编成的《四书》。关于“六经”的功用，历来有许多注释和评说。《庄子·天下篇》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曾引用孔子的话说“六艺之于治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进一步引申发挥说：“《易》著天地阴阳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谷溪，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因为《诗经》以赋物象形，借物比兴，表达感情，故以风作喻，称之为“道志”“达意”“长于风”。《尚书》乃是记录远古舜、禹、夏、商、周五代君臣言论文告及其重大事件的典籍，所以说它“道事”且“长于政”。《仪礼》乃训导人们的行为举止、节制人们的仪态，所以称它为“道行”、“节人”、“长于行”。《乐经》则是陶冶人们性情、使情感和谐的典籍，所以称之为“道和”、“发和”、“长于和”。《周易》的卦爻是用阴阳符号代表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变化，所以称它“道阴阳”、“神化”、“长于变”。《春秋》则是一部寄寓褒贬、辨析正名、分别是非的典籍，所以称它为“道义”、“长于治人”。《汉书·艺文志》说：“《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五常之道，而《易》之为原。”班固以“六经”配仁、义、礼、智、信五常，这就是说，五经合五常之用而《周易》为之原。这是从功用上看“六经”。

从经书的体制上看六经，六经对后世中国几千年辗转不息的文章体裁具有深远的范导意义。后来文章体裁，“六经”几乎全部包容。一般而言，《周易》为后来“论”、“辩”、“说”、“解”、“序”、“跋”等体裁的先河；《尚书》统后来“诏”、“策”、“章”、“奏”、“表”、“启”等体裁之首；《诗经》则发后来“辞”、“赋”、“颂”、“赞”、“诗”、“词”、“歌”、“曲”等体裁之源头；《春秋》是后来“记”、“传”、“移”、“檄”、“关”、“牒”等体裁之根；《礼记》则主后来“铭”、“讠来”、“规”、“箴”、“视”、“祭”等体裁之本。由此可见，后世文体，漫衍支离，丛生复杂，但追根究源，仍宗之先秦经书。刘勰深谙文体流变之势，故在《文心雕龙》中说：“文能宗经，体有六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情而不轻；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华；六则文丽而不注。以为禀经制式，酌雅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