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批评
在美国考察的这段时间，有一种表情让我久久难以忘却，那就是迎面而来的“微笑”；有一种声音总是让人如沐春风，那就是由衷而夸张的称赞。
我每换一件新衣服，女主人总是夸张地瞪大眼睛，说：“nice，very nice！”我每换一种发型，也会引来她由衷的称赞：“beautiful，very veautiful！”当我把带来的礼物——一条中国的丝巾送给她时，她马上把丝巾围到脖子上，并把丈夫叫来一起赞叹我送给她的礼物有多漂亮。“Pretty，very pretty.”她说，“我明天就戴着它到学校去给同事们看。”
虽然有点不习惯美国人如此真诚而夸张的表扬，但心里还是很受用。哲学家詹姆斯说：“人性最深刻的渴求就是被别人肯定。”谁不渴望被别人称赞呢？
走进美国课堂的十天，从来没有听过哪位老师批评学生。即使貌似批评，也是委婉提醒，而且一旦学生改正过来，马上就会得到老师由衷的赞扬。
大卫老师在数学课上对学生的评价便是最好的佐证。这节课学习的内容是通过移动小数点，把一个数变成几点几乘以10的几次冥的形式。为了避免学生出错，老师告诉学生一个简单易记的规则：如果是一个大数就乘以10的正次冥，如果是一个小数就乘以10的负次冥。结果，有几个孩子在白板上写错了。大卫老师并没有指责他们，而是委婉地指出：“如果你把等号改成乘号就对了；如果你把前面的数去掉后面的零再乘就没问题了……”孩子们马上心领意会，在白板上改正过来。这时，大卫总会竖起大拇指，大声夸奖他：“Excellent！”
在老师的一片激励声中，学生学得兴致盎然。一个小男孩主动要求到黑板上做题，当确定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答案时，他居然为自己的出色表现鼓起掌来，并大声喊着：“Great！”
即使出错也会得到表扬，这种看似无原则的激励却可以让每一个美国的孩子在课堂上建立起足够的自信，让他们可以在遇到困难时随时求助同伴和老师，在遇到疑惑时可以随时提问以求得老师的指导。他们不怕暴露自己的错误，所以可以自我检查，充分思考并不断走向深刻的探究与学习；他们不必担心被批评、被轻视、被羞辱，所以能够自由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
我曾经问Joan老师，为什么从不批评学生。Joan笑着说：“因为他们都是孩子啊。”我问她：“在中国，学习优秀的孩子常常会得到老师特别的喜欢。在你们班上，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她的表情有些疑惑，可能对中国教师喜欢优秀学生不能够理解，也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她说：“每个孩子我都喜欢，因为每个孩子都不同，每个人有不同的优秀。”她的回答让我想起另一所学校里，我们团队的一位老师曾经问三个天才学生：“你们这么优秀，是不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这三个学生坚定地说：“No，我们老师喜欢班里的每个孩子。”
是啊，也许正因为在美国老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最优秀的，所以才有了对孩子由衷的和真诚的称赞。美国教师看自己的学生亮点太多，所以他们的学生身上的亮点也就真的多起来了。有人说：“你要想让孩子往哪里成长，你就要使劲往那个方向表扬他。”这正是美国教师践行的原则。美国教师对学生毫无保留的欣赏与赞扬造就了无数美国孩子的自信与成功。
而中国的教师却讲“爱之深，恨之切”，所以，总盯着学生的短处，一旦发现，便毫不留情地批评指责。我不知道中国孩子的自卑情结是否与这种总是揭短的批评教育相关。如果说美国的无批评教育能给我们带来启示，多蒙茜洛·诺尔特的话则能给我们以警醒：“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会了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被承认之中，他就学会了要有一个目标；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安全之中，他就学会了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之中，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
★无功利
美国的教育最大的特点是无功利教育，这也是无批评教育背后深层的原因。
就像中国的高考是中国教师行为的指挥棒一样，美国的无功利教育背后是美国大学的考试制度。美国的大学都是自主招生。他们录取学生的因素之一也是文化课成绩，即联邦政府从十一年级开始的SAT统考（高中是从八年级开始到十二年级的四年）。从十一年级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一直到十二年级高中毕业。大学录取看你最好的一次成绩，文化课大约占整个因素的25%。再就是看考生的领导才能，考生的个人总结（通常是要写八份不同形式的总结），有没有做义工，老师的推荐信（这很重要）、校长的推荐信（除非特别优秀的学生，校长是不写推荐信的）等。同时，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一些要求，录取形式也不完全一样。
美国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有75个分值指标，其中文化知识考试只占1分，其他是研究能力、艺术技能等多项指标。每年都有大学入学考试满分的学生申请入学，而哈佛大学通常取不到一半的满分申请者。这意味着，哈佛大学录取的不是一个分数，而是一个完整的人，即更看重的是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如果一个学生某项特长很突出，哈佛校方就派专家组进行评定以判定其才能，只要通过评定即可进入哈佛深造。
不仅仅是哈佛，美国所有大学都不只是看考试分数，更看重学生的protential（潜质）：质疑能力、想象力，创造力、领导力、组织能力等。在美国，一个考满分的孩子不一定能上好的大学。我们团队有两位老师的房东是中国人。其中一位房东的孩子考了第一名，一位考了第二名，然而被耶鲁大学录取的是第二名而不是第一名，原因是第二名的能力比第一名强很多。在中国北京，有一位高考状元曾报了美国八所大学，但均未被录取，八所大学拒收的理由是这个孩子除了学习什么也不会。
这样不以一次考试定输赢的形式，避免了学生平日里为考试而学习，也避免了教师为应试而教学的现象的发生。
同时，美国评价教师并不以教师教学成绩作为考核教师的依据。他们的理由：学生的智力水平不一样，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基础不一样，用学生的分数去评价老师太不公平！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教师的教学没有功利性，而更多的是责任感与使命感。
我曾追问过Jim校长：“如果成绩不是你们评价教师的标准，那你们评价教师的标准是什么？”
Jim校长告诉我，他们评价教师主要看教师在课堂上能否提出问题，是否对学生一视同仁，老师怎样去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老师能否发现学生的闪光点，能否发现学生的优势，能不能因材施教，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等。
原来如此。学校如何评价教师，教师就会如何去培养学生。这种评价眼里没有分数，而是对“一个完整的人”的关注。学生可以没有高分数，但只要认真做家庭作业，能提问题，有自己的思想，就是好学生。
而在中国，高考的竞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残酷博弈。评价教师的标准是能否教出成绩优秀的学生，或者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数量。所以，教师不得不把眼睛只盯在成绩上，因为只要教学成绩不好，就意味着是对教师能力的全部否定。这样的教师评价观直接导致了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只要学习好就是好学生，学习不好就是差生。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有了太多的功利性。教师为考试而教，考什么教什么；学生为考试而学，考什么学什么。而“人”这个最重要的因素被边缘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
在美国，不仅教师，连家长对成绩都看得很淡。我们团队的一位名师曾问自己的房东：“如果孩子考试考得不好，你怎么想？”这位房东说：“不要紧，只代表这张试卷没考好，其他的什么也不代表。”
但美国人对除了成绩之外的因素却看得很重。在美国，小学生要打的基础是做人的责任、爱心和诚信，以及独立自主的意识。在美国教室的墙壁上，责任感、关心别人、有爱心这样的理念俯拾即是，美国的教育永远把责任放在第一位。这种责任，是对自己负责，对孩子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对学生进行这种教育了。
美国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方面的措施很多，所以，他们既有冲击学业顶峰的精英，也有大批普通劳动者。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明创造是很少一部分人做出来的，所以，从发明创造改变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是少数人创造了历史。美国人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就在设计一套科学的方法让这少数人才冒出来。那些超常孩子的创造性在这种教育方法下能得到最好的发挥。对于超常学生，他们从小就培养，决不会漏掉一个人才。每个学校都有专门的超常教育教师，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机会，让他们去发展自己的优势。
他们为超常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发展空间，有专门的老师、专门的教室，给孩子们设计了很多活动，对他们的特殊能力进行培训。这也许就是美国在许多方面领先世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美国的教育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命运，让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一生去寻找。(www.xing528.com)
想起高钢在《我眼中的美国小学教育》中写过的一段话，把它作为文章的结尾，因为这既是对美国无功利教育最好的描述，也是中美两种基础教育价值体系最经典的比照：
“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在美国教师看来，就人的创造能力而言，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
而中国的教师从不敢放手给学生，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划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恐慌和茫然。
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学生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应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呢？
★无歧视
在美国，走进每一所学校，每一间教室，你都会感受到“无歧视”教育带给你的感动。
在Salem School参观的第一天，当我走进一间教室时，发现教室里除了一位老师和一位趴在桌子底下的一个孩子外空无一人。校长告诉我们，其他学生都到别的教室学习去了。趴在桌子底下的孩子因为大脑有问题，所以，有专门老师在这里看护。
我不由得蹲下来向桌子底下望去，从孩子的眼睛马上就会看出这个孩子如同国内的“弱智”孩子。我笑着向他打招呼，并介绍自己是来自中国的客人。可这个孩子不理不睬，依然自顾自地玩耍。他的老师并没有因此而责怪他，而是笑眯眯地蹲下来跟他说：“这是中国的客人，你愿意出来跟他们打声招呼吗？”孩子用坚决的语气说：“No！”目光里充满排斥和拒绝。老师笑着向我们一摊手，显然不想强迫孩子再做什么。
我又向前靠近了些，尽量看着孩子的眼睛说：“你很可爱，我很想跟你交朋友，你可以出来跟我握握手吗？”
孩子依然不肯出来，坚决地拒绝道：“No！”
“那我们俩可以一起照一张照片吗？”我不甘心，又接着问他。
结果，我再一次遭到了拒绝。
“No！”他显然有些不耐烦了。
而他的老师一直微笑着站在身边，关切地望着这个孩子。
我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他的老师，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以跟他照一张照片吗？”
没想到老师也拒绝了我。她说：“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只要他不同意，就不能照。”
虽然遭受了拒绝，但我对这位老师，对美国的教育陡然而生敬意。对这样的孩子，老师都能如同呵护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他的自尊，并如此耐心而细致地照顾，何况那些健全的孩子呢。
后来，我在照墙壁上的图画时连同这个孩子一起拍了下来。尽管是无意间让这个孩子进入了我的拍摄画面，但心里还是稍觉不安，对这个孩子充满了负疚感。
校长告诉我们，像这样的孩子在他们学校有十几个。平时上课时，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但有特殊教育老师单独辅导他们。学校还为这些孩子单独设有特殊教室、特殊课本，以游戏活动为主。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到特殊教室上课。
我想，这便是我听说的全纳教育吧。
全纳教育的理想目标是通过为有障碍和无障碍的学生建立学习型社区，使所有学生可以在适龄的普通教育场所接受相同的教育。经过近30年的努力，美国的全纳教育已经从一种教育理念发展为波及全美中小学的教育改革运动。1999—2000学年，美国已有95.9%的障碍学生在普通教育情境中接受教育。今天，大多数美国公众和教育工作者都接受了这样一种教育评价标准：一所学校应该能在同一教育场所提供同时满足所有学生（有障碍和无障碍的学生）需要的教育服务。
全纳教育的兴起缘由之一就是他们认为隔离教育本质上是歧视性的和不公平的。美国《能力障碍者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简称IDEA）明确规定，有能力障碍的学生应该与其他学生一样在普通教育课堂中接受教育，同时获得辅助性的帮助和服务。只有当学生因为能力障碍的性质和严重程度无法在普通教育中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效果时，才考虑特殊教育、分离学校或者其他将学生从普通教育环境中分离出来的教育安置。IDEA还规定特殊教育应遵循六个原则，即无排斥原则、无歧视评估原则、适当教育原则、最少限制环境原则、合法诉讼程序原则、家长和学生参与原则。无排斥原则是指学校应保证能力障碍学生（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与其他学生一样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禁止将能力障碍学生排斥于公立教育之外。
全纳教育改革运动在美国取得的成功可归因为全纳教育的思想符合美国社会所倡导和被普遍接受的尊重人权、受教育权利平等、充分保障残疾人权益等基本价值观念，无论教育管理者、教师还是学生家长都一致性地接受并赞赏全纳教育的理念；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教育政策和法律上的支持为推行全纳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完善的学校管理机制和充足的教学资源则为推行全纳教育提供了必要的内部条件。
也就是说，“无歧视”在美国不仅是一种教育文化，而且首先是一种社会文化。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家庭背景、宗教信仰不同，学生的背景比较复杂，因此，教育的目的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受到公平的教育，教师不会歧视任何一个孩子，不论身份贵贱，不论财富多少，不论孩子智商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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