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人力作《橘子》，芥川龙之介导读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橘子》与我国作家冰心的《小橘灯》讲述的都是关于“橘子”的故事，都是文坛上久负盛名的佳作，也都入选本国语文教材。两文写法各具匠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平中见奇的含蓄美

《橘子》的作者敏锐地抓住旅程中见到的一个普通的瞬间断面——衣着肮脏、教养低下的乡下小姑娘乘车去当女佣，拼命打开车窗，把仅有的几个橘子扔给了三个特地赶来为自己送行的弟弟。作者以此“得以暂时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困倦，以及那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从而通过人类所具有的最美好的感情来表现对人生的希望。

取材小而旨趣大，文简而情真，是本文的特点。《橘子》在歌颂小姑娘纯洁美丽心灵以及她与弟弟们之间的纯真感情的同时，含蓄地表达“我”受到的启示。在作者眼中，黄澄澄的橘子实际上是一种光明、纯洁的象征，它形象地揭示了小姑娘美丽、高尚的心灵以及以她们姐弟为代表的人类纯真感情。芥川作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反对用自然主义的呆板的客观描写来暴露现实，他主张抓住现实的一个片断，把它表现出来并重新加以诠释。作者在含蓄中暴露生活的真实，读来力重千钧，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

二、优化对比的架构美

《橘子》构架了情节与情境描写的浓淡对比、“我”前后感情向背的鲜明对比及前后小姑娘形象的对比。

作品情节描写简之又简，而用大量的“情境”描写来逐步展开“我”的内心世界。作者以景传情，开篇就是一幅沉闷凄凉的情景：“冬天的一个傍晚，天空阴沉沉的”，“昏暗的月台上，竟连个送客的人影都不见，仅有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狗发出凄厉的吠声”，“一根根打眼前晃过的树立在月台上的电柱，一辆多半是遗忘在那儿的运水车”，“在电灯正亮着的车厢里，居然就只有一个旅客”。(www.xing528.com)

“我”很不满足这个人情淡漠、充满私利的社会但又无力改变，因此烦闷忧郁，翻开报纸以排遣，又出现“一个地道的乡下小姑娘”，“干枯的头发”，“满是横裂纹的两颊”，“脸上仿佛凝结着现实中的各种卑鄙和庸俗”，“生满冻疮的手”，“邋遢的衣服”，“连软席硬席也分辨不清”。“无论是在隧道中行驶的火车，那个小姑娘，还是充满了平庸消息的晚报，全都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个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于是“我”对小姑娘“冷若冰霜”，眼里露出“差不多是祈祷她永远失败似的目光”，真想“劈头盖脸地怒骂这个陌生的小姑娘”——作者让自己对这个无聊现实的憎恶之情渐次郁积到极点。文章篇幅到此已过大半。“突然约莫五六只黄灿灿的惹人喜爱的橘子从空中飘落在目送火车驶去的小男孩身边”，这一点睛之笔出现，让“我”从这位小姑娘身上，以及她们姐弟之间的纯真关系中，看到了人类所具有的美好的亲情，也看到了人生的希望，所以“不禁感到一阵快慰”，“重新打量那位小姑娘”，“只有在此时，才得以暂时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困倦，以及那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让读者在错落对比中去思考、理解作品。

三、主体介入的人情美

《橘子》中，“我”不仅是故事的线索性人物，也是作者所倾全部感情着力表现的中心人物的陪衬，小姑娘的言行通过“我”的观察表现出来，而“我”的感受又伴随着对小姑娘的描写逐步流露，伴随着对小姑娘的了解而不断升华。芥川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多采用理智的、心理的描写方法，用细腻的笔触着力描写与人物心绪有关的景物，极力渲染“我”的心绪变化。表面上，“我”是一个生活在人情淡漠社会中的头脑中沾染了鄙视劳动人民错误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就如鲁迅《一件小事》中的“坏脾气”一样，但“我”对小姑娘的“厌恶”的根源在于对“神秘、低级、无聊的人生”的厌恶，在于对无力改变现实，在于对受到压抑的烦闷忧郁的排遣。从本质上讲，“我”是一个积极思考社会人生，有亲情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一点也可以从“一下子明白了所有的一切”此类心理直白中表现出来。

另外，对这一素材的关照本身，就是作者的人格的体现。作者写自己眼中的孩子们的生活和理想，表现出一颗热爱孩子，关怀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赤诚之心，作者自己说：“文章写到有了风格，必须是作者自己对于他所描绘的人、物、情、景有着浓厚真挚的情感”。也如冰心的文章，不论是写人写物记事，都倾注着一腔热爱孩子的深情，憎恶黑暗世界和丑恶事物。正如郁达夫评价冰心的作品：“对父母的爱，对小兄弟小朋友之爱……同病者之爱，使她的笔底有了像泉水似的柔情”，作者正是借了自己的真性情设身处地地自我介入，关照自己笔下的形象，把自己的感情不着痕迹地融化在美丽的形象中。

两个“橘子”，写的都是极为平常的生活小事，情节都很简单，但都表达了深刻的主题。两文都重视对比手法的运用，都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确有比较阅读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