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从校长的办学理念看《高等教育学》

大学是办学的主体，办好一所高等学校的关键是将共性的基本的高等教育理念，同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办学理念，并使其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共同信奉并付诸实践的价值追求。“北大之创新，清华之严谨，南开之笃实，联大之坚韧”，这是对我国高等学校教育理念的高度凝练以及深度概括，是被时间验证了的学校的文化传统和办学理念，集中体现其精神风貌和精神追求。大学校长是一所大学办学理念的突出代表，也是这所大学理念的集中表现。在高等教育理念的发展中，既要高度重视对高等教育本质及其办学规律的哲学思考，又要特别关注高等学校教育理念的引领者与践行者——校长。

1.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理念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理念深受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蔡元培自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开始，主持北京大学工作多年。在这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系统而又深刻的高等教育理念。蔡元培基于他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对北京大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促进了北京大学向现代高等学校转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近代以来我国高等学校改革的方向。

蔡元培于1917年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79]蔡元培深受西方传统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认为高等学校就是一个研究学问的高地，强调做学问不能有功利性。而高等学校就是要研究纯粹的学问，要为学术而学术，而不能以实用为目的。因此在1919年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更加明确地指出，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80]。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高等教育理念的精髓。他认为“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81]。对于高等学校的职能，蔡元培在《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中指出：“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82]。在他看来，大学一方面研究高深学问，一方面“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83]。不管是研究高深学问，还是教授高深学问，都是指向人才培养。因此，蔡元培所提倡的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应该是硕学闳材。关于对蔡元培所提倡的“硕学闳材”的理解，根据有关论述可以看出一些基本特征：一是要有健康的体格；二是要掌握丰富的知识，具备高强的能力；三是要养成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四是要有优良的道德品质；五是要有艺术的兴趣和鉴赏美的能力；六是要具有健全的个性。[84]

在人才培养方式上，为了培养其理念下的硕学闳材，他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以课程建设为主要抓手，主张对中西文化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融会贯通；主张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学习；主张放弃分科，文理沟通。[85]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启发式教学，反对讲授式教学，强调学生主动的研究性学习。

在管理上，蔡元培大胆地废止年级制，实行选课制，因为他认为年级制严重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教师聘用上，他采用“延聘教员”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模式，充实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队伍。在行政管理上，蔡元培开启教授治校的先河。教授治校是学术自由理念在高校管理中的人权和事权上的集中体现。教授治校旨在使教授参与学校管理，实现民主治校目标，正如他在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会上所言：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86](www.xing528.com)

由于深受西方传统大学理念的影响，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理念体系也带有西方传统大学理念的影子。他对北京大学大刀阔斧和身体力行的改革，使北京大学一改以前的腐败官僚之风，向现代大学成功转型。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第一个系统阐述和总结高等教育理念的教育家。他把高等学校看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主张高校教学与科研并重；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反对文理分科，主张文理渗透；反对年级制，主张选课制；提倡教授治校；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思想，背后都渗透着他对高等教育理念的阐述。就如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87]

2.梅贻琦的高等教育理念

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担任校长的17年间，在高等学校管理和改革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高等教育理念，其中有许多理念对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对于什么是大学，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但其中精神，却不外《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88]在梅贻琦看来，大学就是研究高深学术的机构。1931年梅贻琦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演说中说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依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89]梅贻琦的“大师论”，一方面反映了他对教师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大学理念的另一个层面。梅贻琦还指出大学应该是综合性的，“就社会之需要而言，各科人才，当皆为重要，但各系有为他校所已办，而成绩优良无须更设者；有因科门之性质不宜设立于清华者，亦有因一时设备难周须逐渐开办者”。[90]

对于大学的职能，梅贻琦指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91]他出任清华校长时，虽然清华大学已经改制，但依然是以教学为主要职能，学术研究并未得到重视。为此他提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要求和自己的大学理念，提出清华大学不但要培养人才，而且要研究学术，这是清华大学的职能，从单一的教学走向教学与科研并重。1927年，梅贻琦就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中指出：“清华大学之教育方针，概括言之，可谓为造就专门人材，以供社会建设之用。”[9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梅贻琦看来，大学就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他要求大学培养的通才，除了要有广泛的知识和专业技能外，还应具备健康的身体、科学的态度、整体的人格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

对于在大学中如何培养人才，梅贻琦从教育方针、课程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和学术自由等方面阐述了他的大学理念。第一，实行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并进的教育方针。梅贻琦指出：从前教育注重智育、德育、体育三者，后又并重群育，希望养成服务社会、团体合作的精神。第二，要建立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通识课程体系。他认为，大学要培养“博而能约之通士”，必须从加强通识教育入手。第三，反对灌输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他认为：“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第四，人才培养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这是梅贻琦创办大学的一贯主张。他要求加强学术研究，提高人才质量培养。梅贻琦严格要求新生的录取标准，宁缺毋滥；严格考试制度，公共课不及格不能进入下一年级的学习，基础课不达标亦无法继续深造；鼓励学生保持俭朴好学的风气。第五，倡导学术自由。梅贻琦曾指出：“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93]清华大学正是他在任期间，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94]在梅贻琦的领导下，清华大学不但人才辈出，硕果累累，而且形成了激励清华人前进的清华精神。这种精神所代表的是：对学术研究比较执着，对实际政治比较冷淡；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实干苦干，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养。[95]可以说，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实践的成功，应归功于他的现代高等教育理念。他的高等教育理念，不但继承了蔡元培的一些高等教育理念，而且还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发展了蔡元培的高等教育理念，使其成为继蔡元培之后，在中国高等教育理念发展史上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