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探析我国高等教育形成

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成于封建社会末期。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近代化进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开始通过创办教会学校进行文化和教育的殖民。与此同时，面对列强的欺凌，清政府内部一些受过经学教育的开明官吏和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思想先导。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教会学校的发展和晚清的洋务运动而开始形成的。

1.教会学校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萌芽

1839年在澳门专门为华人开办的马礼逊学校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从1844年《望厦条约》规定美国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等开始，到《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获取了自由进入中国传教、建造学校等特权，教会学校也随之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教会学校最初是从初级学校开始的，高等教育是在初级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且教会最初创办的大学与当时我国的大学——书院形式相同，然后逐渐才改为大学。文会馆（又称为“山东书院”，齐鲁大学的前身）是第一所建立学院的教会学校。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先后将原有的书院扩建为大学，如1879年，由两所诞生于60年代的教会学院合并而成的外国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

虽然教会学校是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产物，有强烈的殖民性质，但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首先，教会学校催生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管理理念。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西方近现代教育的体制、管理、课程和教学等移植到了中国，成为中国创办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借鉴和模仿的对象。其次，教会学校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教会学校将西方高等教育中成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移植到了中国，重视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推动了我国农业、医学等科学技术教育与研究的发展。再次，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包括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学经典等，符合新式教育的需要，培养了当时所需要的人才。以燕京大学为例，它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1人（包括教师）。[28]除自然科学领域外，燕京大学的学生也是1949年后中国外交界、新闻界的基本力量。[29]

2.新式学堂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开始建立新式学堂。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动下，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掀起了以维护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官僚深感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力，掀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创办的新式学校是洋务运动关于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创办了新式学堂，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翻译、外交、工程和军事等方面的人才，以西学为主要教育内容。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创办了外国语（“方言”）学堂、军事（“武备”）学堂和技术实业学堂三类洋务学堂共30多所，著名的洋务学堂有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年）、福建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年）等。其中，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我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它以培养译员、通事为目标，采用咨传、招考和咨送三种途径招收学生，其课程设置侧重西学和西艺，以外国语、算学、“四书”“五经”和史学为基础课程。1902年，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称为“译学馆”。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和发展，既是中国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正式开端。

3.我国近代大学的建立

维新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继续发展，我国近代大学出现于这一时期。兴办学堂仍是维新运动时期教育实践的主要内容，维新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运动人才、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新学”学堂，如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梁启超等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等；另一类是在办学模式、招生对象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相较于洋务学堂有所突破的新式学堂，如采用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南洋公学，第一所由国人所办的正规女子学校——经正女校（又称“中国女学堂”）等。维新派不但重视创办专科学堂，而且高等教育的办学层次越来越高，创办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堂。从开办时间来看，天津中西学堂开办时间最早，已经具有大学的雏形，但百日维新时期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则是第一所门类齐全的全国最高综合性学府。维新派创办的大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学校的先河。

1895年，北洋大学堂（原名为天津中西学堂，又称北洋西学堂）创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工科大学。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头等学堂是中国近代新型工科大学的最早萌芽，具有新式大学的雏形。头等学堂设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制造和法律等科。其课程设置参照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本科前两年课程有高等数学、测量学、力学、热工学、结构学、地质学、金属工艺等，后期开设专门学。学生毕业后，或留学外国，或从事洋务类工作。该校许多学生留学美国、日本，学成归国后，成为学术界、科学界的人才，如经济学家马寅初、数学家秦汾、军事家温应星、教育家李建勋等等。辛亥革命后，北洋大学堂在1912年改名为北洋大学校，后又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是今天津大学的前身。

在维新运动时期，维新派设立了京师大学堂。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向朝廷正式提出设京师大学堂的建议。1898年，梁启超为学堂制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对大学堂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京师大学堂的主要特征如下：第一，京师大学堂前期以培养“通经济变之才”为目标，后期逐渐过渡为以“端正取向，造就通才”为目标[30]，维新派要求学校培养具有通达中外之学、推行“新政”的人才。第二，京师大学堂仍然贯彻“中学西用”“中西并重”的办学宗旨和原则。第三，在课程设置上，西学比重高于中学。京师大学堂课程分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溥通学是指每个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专门学是指学生选择专精的学科，基础课程学习年限为三年，毕业后再学习一门或两门专门学科。第四，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的学府，又是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31]管理全国各省教育行政。《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第五，在机构设置上，京师大学堂有师范斋、藏书楼和仪器院等，并设有编辑大学和中小学教材的编译局。第六，京师大学堂对学生言行的管理非常严格，针对学生制定的《京师大学堂规条》多达31条，从行为准则、作息时间和斋舍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今北京大学的前身。(www.xing528.com)

民国初期，百废待兴，社会急需大量人才。但当时全国仅有国立北京大学和省立北洋大学、山西大学，无法满足国家对高级人才的需要。因此，政府鼓励设立私立大学，当时许多有识之士和社会团体响应政府号召，私立大学逐渐兴起。1912—1913年，私立北京政法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大同书院、明德大学、国民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纷纷成立。民国初期的私立大学极大地弥补了当时大学数量的不足，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近代化发展。

4.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是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钦定学堂章程》，未实施）和1904年颁布“癸卯学制”（《奏定学堂章程》）。

“癸卯学制”将普通教育体制分为三段七级，其中第三段为高等教育阶段，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到四年，通儒院五年；另设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的学科按分科大学堂的专业学科分为三类：第一类学科毕业后升入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和商科大学；第二类学科毕业后升入格致、工科、农科大学；第三类学科毕业后升入医科大学。分科大学（又称分科大学堂）也被分为八科：经学、政治、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和商科。各分科大学各专业的课程又分为主课、补助课（辅修课）和随意课（选修课）三类。通儒院以研究为主，设在京师大学堂内。[32]学生不用听课，只独立进行研究，随时向教师请教。此外，与普通高等学校并行的还有优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和译学馆等，它们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33]随着“癸卯学制”的施行，近代高等教育制度开始确立，高等教育开始由专业性的单科学堂向分科大学堂，再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1912年，公布“壬子学制”。此后陆续颁布《大学令》（1912年）、《专门学校令》（1912年）、《师范教育令》（1912年）、《大学规程》（1913年）、《私立大学章程》（1913年）、《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私立大学规程》（1913年）、《修正大学令》（1917年）等法令，使“壬子学制”得以充实和具体，形成了一个全面完整的学制系统，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其中，关于高等教育的规定是：大学预科三年，本科三年或四年；专门学校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

1922年，仿照美国学制，规定了“壬戌学制”（又称“六三三学制”）。该学制废除了封建教育“忠君”的教育宗旨，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该学制重新对高等教育做了具体规定：第一，大学可以开设几科，也可以单设一科。第二，大学修业年限为四至六年，缩短了高等教育年限，取消大学预科。第三，大学采用选课制。第四，学科及地方特殊的，可以设立专门学校。第五，大学和专门学院可以附设专修科。第六，为了弥补初级中学师资的不足，可以设置两年制的师范专修科。第七，大学院为大学毕业生及具有同等程度者进行研究之所，年限不定。改革后的新学制使大学不再担任普通教育的任务，有利于大学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一是肯定了独立职业学校和专门学校的地位，二是明确在大学中可开设专修科；在高等师范教育方面，将旧制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师范大学，使高等师范学校与大学处于同一发展层级。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更加完备，反映了资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尽管改革后的学制是受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学制模式的影响制定的，但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封建教育制度的束缚，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也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近代化基本完成。

5.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高等教育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发展高等教育。为了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以及培养革命干部，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一批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创办的比较著名的学校有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毛泽东于1921年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既是全国第一所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也是我国第一所无产阶级革命大学。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共共同创办了上海大学（1922年），一方面进行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该时期共产党领导人还先后主持了广州、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高等教育，制定了“以干部教育为中心”“以政治军事教育为重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三条教育方针，在苏维埃地区先后成立了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等学校。抗战时期，共产党制定了“教育为长期抗战服务”“建立广泛的抗日教育统一战线”“干部教育居于首位”三条教育方针。在抗日根据地创办起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华北联合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学校。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该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最高军事学府，以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为目标。其教育方针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其校风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以抗大为首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推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到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继续执行“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的教育方针，干部教育仍旧是教育的主体。但此时期的高等教育在门类和规模方面继续发展：既有短期训练班式的高校，也有正规的工、农、商、医、师范大学和专科大学。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高等教育为政治和革命战争服务的成功范例，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坚持教育为政治服务；二是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是干部教育先于成人教育，成人教育先于儿童教育；四是缩短学制，教学讲求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