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音乐历史学问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文献的音乐历史学问受到了长期重视,是发展得最为充分的部分。以文字记录音乐信息的文献历史也就成了中国音乐史学文献发展的主流,这种过程是与文字、文献的发展相伴而行的。
中国音乐历史文献初始阶段的主要形式是刻画文字的文献。现在所见最早的一批中国音乐历史文献是商代以甲骨文文体刻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献。而记录商王的活动是此类文献的主要内容。如“乙卯卜贞:王方且(祖)乙《濩》”就记录了商时王用《濩》这个乐舞祭祖先乙这件事。从而后人得以知道,《濩》这个商代著名的大型乐舞既用于宴享,又用于祭祖。由于商代已有巫史之设,史官对王的活动有不少记录,这种数千年之前的甲骨音乐文献作为信史材料十分珍贵。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和甲骨学研究的深入,甲骨文献中的涉乐部分必将以比现今所知更为丰富多样的面貌展现于世人。当然,刻画文字的音乐文献不会在甲骨文之后绝止。只不过由于其后出现了铸造、书写等形式,刻画的涉乐文献数量锐减、地位下降了。
继甲骨文献之后又一类重要的音乐历史文献是祷造镂刻的金石文字文献。这些祷造或镂刻在金石器物表面的文字被称为金文(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石鼓文(刻在石器上的文字)。音乐历史文献中的金石文字文献是商、周、秦、汉珍贵的文化产物,其记述的内容比甲骨文文献丰富。由于文字与金石器物合为一体、可信可征,特别是记录于钟鼎等金属器物表面的涉乐文字,是有意识传存于后世的文献,十分珍贵。如商代的编磬上有“夭余”“永余”之记,保留了这套磬的演奏与舞蹈、歌咏有关的历史信息。又如曾侯乙墓编磬上铭刻的战国时期的乐律文字,有力地补充了书写文献在这方面的不足。周代的钟磬铭文是周代富有特色的一类音乐史学文献,它对于周秦乐律、乐器、乐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www.xing528.com)
周、秦、汉涉乐文献的主要类型是笔刀并用写就的简策版牍文献。其中的音乐文献数量超过其前的刻画文字、金石文字中的音乐文献,是音乐学问、音乐历史学问大发展时代的重要文献。以竹片、木板作为书写材料,其取材、加工、书写与删改都比龟甲兽骨上刻画、金属器物祷造与铭刻要经济、方便得多。这种变化应与铁器的出现有关。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物品的产生,促进了文化艺术乃至音乐文化的发展,并且在音乐历史文献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东周名著《吕氏春秋》中的古乐、音初等部分,西汉司马迁写就的《史记》中的乐书、律书等就是笔刀并用之下产生的音乐历史名作。此时,笔用于书写、刀用于删修,著作者笔刀并用,写毕串联起来的简牍称之为册,这种劳动较之其后的纸上书写繁重得多。由于音乐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也由于这种文献特有的限制,简牍的音乐历史记录与论述,用言均简、体制不繁,其丰富性虽然大大超过甲骨文书与金石文书,较之后出的帛书、纸书却简单得多。
简策版牍文献之后又一类音乐史学文献是书写的文字文献。以帛书为发端,书写在帛、纸之上的文献称为帛书、纸书。帛书、纸书是中国音乐史乃至古代文献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如帛书《周易》《左传》中就有许多珍贵的涉乐史料。至于汉唐以来的音乐历史文献就主要是纸书了。如北宋朱长文的《琴史》这部中国古代乐器与器乐史的里程碑式著作,就是以笔书写在纸上的音乐专门史书。纸书出后,音乐历史记述与研究就在纸上开始了其新的、形式多样的创造。“写史与读史也从繁重的劳动、昂贵的代价中解放了出来,音乐史学成为更多人可能从事的活动。约从初唐起,雕版印刷开始采用,音乐历史著述的广泛社会作用由此展开了新的一页。音乐史工作也为更多人所注意。从远古到此的中国音乐史学,著述的繁复、研究的多样与深入的程度也以纸书时期为最,音乐史学从纸上书写这种新的、方便经济的形式中获得了许多助益。中古至今的中国音乐史学就是在纸上挥笔铺展自己波澜壮阔、声形皆备、多彩多姿的动人长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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