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概念中,音乐是一种表述过程,而且以单线条旋律的表述为主。许多中国传统音乐的演唱、演奏和记谱,都更偏重于对旋律线条流向意味的表现,其中不少音乐在节奏、节拍的处理方面,往往带有许多的随意性。如一些节奏比较自由的山歌、牧歌、田歌,又如只记音位与奏法的古琴曲等,其节奏、节拍的处理,都留给了演奏者个人以很大的自由、机动性。这种主要靠一条旋律线娓娓述来的音乐陈述方法,正如法国音乐学家达里·埃卢形容东方音乐时所描述的:“……它是一根光滑的色彩斑斓的丝线,它不引人注目地、一起一落地被从线轴上抽出,但它的每一毫都表现为一个充满感受和印象的世界。”(余人豪译:《对亚洲音乐是尊重还是轻视》)
在大多数中国传统音乐中,合奏、合唱概念中的“多声性因素”,或者由主要旋律加花(包括即兴装饰)派生,或通过不同旋律线条对位形成,其共性特点主要在于:各声部间的横向线条关系(复调关系),要远远超过纵向和声关系。如在江南丝竹乐著名的传统乐曲《三六》中,笛、笙、二胡、中胡间的合奏,即表现为根据乐器自身特点对主要旋律进行直白的演奏或加花、润饰和彼此填充。
清朝蒙古族文人荣斋编辑的古曲《弦索十三套》,则在二胡、琵琶、筝、三弦等弦索乐的合奏中,运用了不同曲牌的横向线条对位,体现出19世纪初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新思维。如原书“汇集谱”(即总谱)中出现的对位旋律,其中《十六板》是主旋律,《八板》是与之形成对位的另一曲牌旋律。这是通过将不同的现成音乐材料同时并列陈述即“纵向拼接”而产生的不同声部。又如,该“汇集谱”中《清音串》一曲中也有《清音串》与《竹子》二曲的同时叠置手法,被称为“岔串”——原编在这个汇谱之后还注了“此段与前谱(指《十六板》)实为发明前人的苦心,非敢造作也”等字样,说明有关采用不同乐曲、音调同时纵向对位的线条写作技术,在我国的运用当有更长的历史。(www.xing528.com)
我国民间声乐作品的多声性因素也相类似,如西南各少数民族,由于普遍存在着群体性的男女自由择偶、婚嫁、祭祀或宗族间的社交活动,这些风俗活动中又长期保留有群体性歌唱的传统,即便是下田插秧,他们也习惯于有前有后地走,有高有低地唱,同一首歌被即兴发挥成错落有致的重唱或多声部歌唱形态(如恫、壮、苗、瑶、布依、畲等各族民歌);汉族的号子里有时也见多声性因素,但音乐大都带有鲜明的“由单声部线条派生而出”的“多线条横向流动”的性质(称为“支声”),而纵向关系则偶然性结合更多,并习惯横向同度或八度解决,如恫族《蝉虫歌》。
在我国蒙古族的盛大祭祀活动或仪式中,有时合唱音乐也会出现几个极其出色的唱固定低音的歌者,他们有人还会在唱持续低音的同时,让口腔发出高泛音旋律,被称为“呼麦”。这些特殊的多声性线条流动增强了合唱的庄严与瑰丽。当“超低音”像“地平线”那样持续时,主要旋律声部则像彩虹那样升起……那高低音旋律间的关系,自然主要也是线性的。但就总体而言,在我国,除俄罗斯族等几个少数民族的音乐语言与欧洲相似外,大多数中国音乐还是以线性旋律为主,并且尤以单声部的线性音乐表现更为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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