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经历了一个从军事要塞到政治中心，再到经济中心，再到综合功能中心，最后成为大多数人民居住地的一个发展历程。客观地说，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无论从经济规模和人口比例上来讲，城市都不是中国的主体，但是城市却始终紧紧把握住了中华文化的命脉。贯穿整个中华封建统治史的士大夫政治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精英性和少数性。而城市乐舞始终都一个由俗变雅的自觉过程，以“词”这种典型的音乐文学形式为例，其本源来自于青楼楚馆或是笙歌宴饮，一开始不过是一种佐酒的俚曲小调，但是从宋代开始，诸多士大夫开始对其进行不懈的“雅化”“刚化”，前有苏轼的“词别是一家”，后有李清照的“词自是一家”。而宋元兴起的“杂剧”“南戏”更是一些脱胎于田间村社的乡土艺术形式，但随着文人士大夫的不断努力，最终产生了以京剧和昆曲等为代表的国粹艺术。可以说中国古代城市的乐舞艺术基本都走过了一个类似于“鲤鱼跳龙门”的发展历程，无论某种乐舞形式起源于何处，只要有机会进入城市这一舞台，便逃不过文人士大夫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也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进程。除了文人士大夫依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和文化见解对歌舞艺术进行的提纯炼精以外，城市本身具有的包容性，也给予了古代各种城市乐舞形式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大好机会。所以中国古代城市乐舞基本上最终都是各种艺术形式的互相补充和结合。更为可贵的是，中国古代的城市乐舞有着一套自己的新陈代谢体系，除了前面说到文人士大夫对乐舞艺术的自觉改造以外，由市民组成的艺术接受群体一直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城市歌舞艺术补充新鲜血液。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生存问题已经不是市民阶层需要每天考虑的第一要务，对于精神食粮的渴求成为必然。那么市民阶层需要的是经过士大夫改造后的“阳春白雪”，或者是直接来自于乡间的“下里巴人”？无论哪个时代，市民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选择，虽然从身份上来讲大多数城市居民从前都可能是来自于乡村，而中国独有的教育和进仕体系又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未来有可能进入士大夫的行列，但是中国的市民阶层却一直努力去完成自己身份的区别式构造。到了明清两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真正发展，市民在经济上已经完全摆脱了原有的附庸身份，他们开始追寻属于自己的歌舞娱乐形式。
“激情广场大家唱”，广场歌舞的勃兴标识着市民阶层开始又一次的城市歌舞革命。他们已经不再简单满足于听众或是观赏者的身份，他们开始努力追寻自己表演的舞台。在城市广场歌舞的表演中，每一个人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对于中国的城市歌舞而言，未来的发展趋势一定会是全体市民的深层次互动参与。让我们这些兼具历史参与者和见证者双重身份的人们，带着自己的歌喉和舞步，一起热情地拥吻中国城市歌舞的未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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