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与苏轼是中国家喻户晓的词人。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风”,令人动容;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更令人震撼。这两股不同风格的流行风,在宋代歌坛,如老柳吹棉,如新笋解箨。有时还要忍不住地较劲。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3]
图47 国画苏轼(www.xing528.com)
“玉堂”指的是翰林院。坐在翰林院的苏轼和幕士都在讨论柳永的歌曲,可以想知当时城市文艺中流行歌曲的影响程度。而在这个流行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十七八的女孩儿。在这段故事中,苏轼的那位谋士,堪称通俗文学批评的天才,没有用什么深奥的理论,一个需红牙女郎唱“杨柳岸晓风残月”,一个要关西大汉唱“大江东去”,把两位词坛巨匠说了个淋漓尽致,也点出了北宋词坛的两大主要风格,一个婉约,一个豪放。但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婉约和豪放并不是二一添作五,一家一半,有宋一代,婉约词的创作数量要远远大于豪放词的创作。就连我们豪放词的创作之祖苏轼,不也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哀婉,以及“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的感伤。实际上婉约和豪放其实并没有一个彻底的分界。在许多人眼中,柳、苏两人是孤立的,就仿佛武侠小说中的两派掌门人,各自为大。其实,所谓的“婉约派”与“豪放派”,都是后人下的定义,而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俗话说“文人相轻”,那么,同为一代词宗的苏轼,怎样看待柳永和柳词呢?从一些文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窥斑见豹。苏轼年少曾“偷师”柳永,是柳永的“粉丝”。从出生年代看,柳永在前,苏轼在后。苏轼少年时,柳永名满天下,柳词风靡一时,相传“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换言之,柳永是当时影响力最大的通俗文化倡导者和实践者,柳词在民间有相当大的市场和“粉丝”。在这种浓厚氛围的影响下,苏轼也很难脱俗。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三首》中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4]据王灼《碧鸡漫志》记载:“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庸笑也。”[5]由此可见,苏轼年少作词时,曾以柳永为学习标杆,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最终,苏轼摆脱了柳词的束缚,独辟蹊径,以豪放词风自立门户,结果青出于蓝,“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6],苏词已经与柳词各领风骚。
但是,与苏词相比,柳永词更能迎合和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更能反映世俗化的市民情调。其实,唐五代敦煌民间词,本就是普通民众心声的歌唱,表现的大都是市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只是当词到了文人手中,它的内容就不再是世俗大众生活的反映了,而是集中表现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但柳永由于自身的浪漫气质、音乐才华,以及仕途受挫等原因,一度流落为都市中的浪子,经常混迹于歌楼妓馆,常常应邀为歌姬们填词作曲,供她们在茶坊酒肆、勾栏瓦肆里为市民大众演唱,使得他的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
柳永,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其实,柳永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几位叔父及两位兄长都考中了进士,他也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把从政作为自己人生的第一目标,然而他的仕途充满坎坷。他于公元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赴京赶考,没考上。他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五年,第二次开科又没考上,这回他便忍不住发起了牢骚,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7]我没考上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会被社会承认,我是一个没有穿官服的官。要那些浮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喝酒唱歌。柳永只不过是图一时痛快,发发牢骚而已,却没有想到就是这首《鹤冲天》铸就了他一生的辛酸。柳永的这首词不胫而走,没过几天便传到了当朝皇帝宋仁宗手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又过了三年,柳永再次参加考试,终于以他出众的才华获得考官的一致认可。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看到了柳永的名字,想起了他那首《鹤冲天》,就在旁批道:“且去浅斟低吟,何要浮名?”又把他的名字勾掉了。这次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柳永更是扎在市民堆里去写词了,并且无不解嘲说:“我是奉旨填词。”之后,他流落于汴京、苏州、杭州等地,每到一地,都流连于秦楼楚馆,瓦肆勾栏,为歌妓填词作曲。然而,柳永终究还是放不下他的仕途梦想,他在饱受世态炎凉,“怪诞狂情”消退之后,还是改名“柳永”,在他54岁时(景祐元年,即1034年)终于考取了进士,官屯田员外郎,后世也因此称他“柳屯田”“柳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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