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城市不只长安一座，无论《霓裳羽衣曲》多么瑰丽动人，都无法让人完全想象整个唐代城市乐舞的全貌。从古到今，城市都是各色人群的聚落。不同人群之间的思维和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灵魂。当后世每每赞叹宋代勾栏瓦肆的灯火繁荣之时，却往往忘却了大唐城市中的纵酒欢歌。唐代城市的娱乐不同于宋代，那是一种纯粹的狂欢，纯粹到既脱去了文学酸腐，又未着上商贾的铜臭。这得益于唐代社会独特的文化形式，即彻底的民族文化开放。如果说宋代的城市是开放的身体封闭的心灵，那么唐代的城市就得说是一个身体心灵全部开放的鲜活生命体。唐代城市中彻底的民族文化开放交融主要有两个缘起。第一就是唐王朝本身具有异族色彩。熟悉历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周、隋、唐三个朝代与其说是政权的颠覆更迭，不如说是关陇贵族集团内部各家族轮流掌权。根据这三个家族的历史来看，他们都与周边的游牧民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周武帝曾经迎聘突厥女为皇后，隋代独孤皇后家族，唐代长孙皇后家族无疑都是鲜卑贵族的后裔。第二就是商业与战争。据相关文献记载，唐代仅长安的外来人口就占到全城人口比例的2%，回鹘人和粟特人因为丝绸之路的商业往来，把他们的足迹留在了唐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记录胡商的诗篇在唐诗中不胜枚举：“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1]“滟滪既没孤根深，西来水多愁太阴。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舟人渔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泪满襟。寄语舟航恶年少，休翻盐井掷黄金。”[2]这些异国的客商不光带来了滚滚的金钱，而且还把他们故乡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原。其实，无论我们怎样粉饰历史，唐代的文化规模还是远远不能和今天相比的，那个时代的歌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当时的市民不要说和今人相比，就是和其后的宋代相比，能够欣赏到的歌舞艺术表演也是非常有限，但就是这有限的歌舞种类中，有一种参与面极广、高度融合胡汉文化精髓的乐舞形式，它就是直至今天还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踏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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