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舞”相对于“雅舞”而言。“杂舞者，《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於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於庙庭，朝会用乐，则兼奏之。明帝时，又有西伧羌胡杂舞，后魏、北齐，亦皆参以胡戎伎，自此诸舞弥盛矣。……按此虽非正乐，亦皆前代旧声。故成公绥赋云：‘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梁武帝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是也。”[15]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歌舞发展的又一高潮时期，民族的大融合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歌舞风格。《公莫》《巴渝》《槃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等俗舞为代表的民间杂舞一度兴盛。
随着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的歌舞文化旋风般地吹进了汉民族文化的心田，吹起的不是一圈涟漪，而是可以改变一切的滔天巨浪。具体而言，承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胡乐”“胡舞”就开始不断传入中原。曹魏时，“胡舞”“胡乐”已经渗透在汉族生活中。西晋丧乱时，凉州（今甘肃地区）是当时北方唯一安全的地方，关中人士逃往避难，散失的《清商乐》等汉魏乐舞也随之带入。十六国时，前秦大将吕光平定西域，得到《龟兹乐》（今新疆库车以南地区），后又战领凉州，这一期间，《龟兹乐》同传入凉州的汉魏乐舞相结合，形成新的乐舞《西凉乐》，这是中外乐舞文化交流的成果。东晋张重华占据凉州，得到《天竺乐》；北魏灭北燕（汉人冯跋所建立的政权）时，得到《高丽乐》（今朝鲜）；北魏太武帝通西域时，得到《安国乐》和《疏勒乐》（今新疆喀什等地）。北魏时，当时的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朅盘陀等国，与北魏之间，均互遣使臣往来，乐舞文化随之不断得到交流。北朝西魏时，与高昌地区相通，《高昌乐》（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传入中原。北周武帝娶突厥人阿史那为皇后，《康国乐》随之传入中原地区，还带来了后世风靡一时的“胡旋舞”。北周统治者出身于鲜卑族，则喜欢鲜卑乐舞。(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各地区各民族的乐舞相互交融，为隋唐燕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世中国古代舞蹈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南朝各代大多是汉族建立的政权，乐舞交流除了汉地范围，“胡乐”“胡舞”也流行起来。南朝刘宋时，有“西伧羌胡诸杂舞”。南朝萧齐时，“羌胡伎乐”盛行，在典礼仪式中多用羌胡乐舞。南朝陈后主时，特遣宫女到北方学习箫鼓等乐器演奏，称之为“代北”。南朝宫廷宴乐中，除了保留汉代散乐百戏等歌舞杂技外，“胡舞”“胡乐”也普遍使用。其实早在汉魏时代，士大夫就以“胡舞”“胡乐”为时髦，曹植就是一位胡舞爱好者，他在与邯郸淳见面时，就沐浴，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16]这说明，各族乐舞交流，已涌入汉族政权的中心地带。“胡舞”与清婉柔媚的中原舞蹈虽有较大的不同，但这种开朗自由的风韵与魏晋以来文人追求放荡不羁、超然自得的世风却颇为一致，所以能够很快为汉族士大夫所接受和喜爱。在这一历史动荡分裂时期，乐舞文化的交流，不仅是在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也在南朝与北朝政权地域之间，还在宫廷贵族阶层与民间地方之间全面展开。[17]
究其原因，除了民族融合之外，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佛教的传入、佛教音乐的形成，对这一时期的乐舞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舞蹈自佛教传来之后，从中吸收了许多精华。我们从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中历代的壁画、雕刻，目睹了飞天千姿百态、飘逸优雅的身形，就可见其端倪。另外，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此时寺院、僧尼、信徒甚多，前所未有。当时北魏京都洛阳，寺院林立，寺内有精美伎乐。《洛阳伽蓝记》里，记载了南北朝时期佛寺在节庆时举行乐舞的盛况，比如景明寺在四月八日，“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景兴尼寺“飞天伎乐，望之云表”。景乐寺，“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宗教节日里，有大型佛像游行队伍，“舞狮杂技”“奇伎异服”“辟邪狮子”“吞刀吐火”。乐舞杂技成为宣传宗教、娱乐信众的工具。南朝各代帝王，也十分推崇佛教，广建佛寺，不惜金玉珠宝，不顾民困财竭。僧尼利用乐舞俳优宣扬教义。皇室贵族蓄养尼媪。佛事活动歌舞场面盛大。与此同时，巫舞也在宫廷和民间流传。史籍记载，晋朝女巫章丹和陈珠，在祭祀仪式中所跳巫舞，“轻步徊舞，灵谈鬼笑，飞触挑盘，酬酢翩翩”。汉至隋唐，佛教活动中的讲唱活动日趋普及。佛教僧侣为向社会广播佛理，普遍采用“俗讲”的方式，运用民间曲调讲唱以吸引听众，寺院中亦产生有专门的“俗讲僧”。“俗讲”即是将佛教故事以通俗方式讲唱，其中散（说白）、韵（歌唱）相间，具有说唱音乐的基本特点。俗讲早期内容与佛教故事有关，但它走向社会后，便以《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这类世俗题材为讲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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