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汉代民间音乐的创设与发展

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皇帝的好恶与性情。一个沉迷于文化艺术的皇帝，固然很大程度上会沦为亡国之君，如陈后主，或是宋徽宗，但是一个对文化艺术毫无兴趣的工作狂型皇帝，也往往会造就一个昙花一现的短命王朝，最典型的就是秦始皇嬴政和隋文帝杨坚。只有那些人格发展全面，既懂得治国理政的宏图大略，又懂得风花雪月丝竹诗文的皇帝，往往才能开创一代盛世王朝，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清圣祖康熙。汉武帝算得上是一个才华与性情并重、智慧与感情齐飞的伟大皇帝。对于他喜欢歌舞的记述，现存文献所见不多。但他对于音乐舞蹈的喜爱，仅从他对汉乐府的贡献就可见一斑。

“乐府”是中央朝廷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并非始建于汉。1976年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件错金错银钮钟的钟侧镌有篆书“乐府”二字，从此纠正了乐府始建于西汉的成说。汉承秦制，扩大了乐府的建置，大量整理民间乐舞，一方面供统治者“观风俗、知厚薄”，既作为施政参考，更重要的则是加工创作乐舞，供宫廷欣赏享乐。《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1]这段文献告诉我们，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这些工作都由当时著名的专业人士负责，比如司马相如、李延年。在汉代中央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由此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在音乐革新方面，乐府音乐在传统音乐基础上，汲取民间俗乐以及外族外域音乐的成分，呈现出新的面貌。汉乐府的任务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赋配制成新曲、编演乐舞外，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便是采集四方民歌，这使民间音乐获得了整理、集中的机会。汉统治者个人对地方音乐的偏好、兴趣，也影响到宫廷音乐对民间俗乐的选择性吸收。《汉书·礼乐志》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2]另外，汉宫廷还积极吸收西南少数民族歌舞精华，独创了《巴渝舞》。据《晋书·乐志》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指胡角）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3]。此段文字因为使用了后世才出现的音乐术语“解”，所以可以确定其不会出于汉人之口。

西汉时，管理音乐的有乐府和太乐两个系统。而东汉时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www.xing528.com)

汉乐府的建立，对我国汉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以及在促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虽然被撤销了，但那些被罢免而又在乐府中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流落到民间去后，无疑对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的发展与提高会起到一定作用。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音乐家们即便流散到民间，最有可能的去处便是各地的军阀豪强或者富商大户，这些权势熏天的豪门不可能蜗居在穷乡僻壤，城市才是他们竞相奢华的地方，所以乐府音乐家们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会离开宫廷，但是城市依然是他们艺术生命燃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