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文化的有趣现象：隐士和古琴

高山流水的故事中包含着一个中国城市文化中的有趣现象：隐士与古琴。自古凡是一提到隐士，人们往往就会立刻想到那些幽居山林、深居简出的白发高人。其实最早的隐士就是那些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流亡者，即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的“逸民”，因为在先周时代，王朝的更替往往伴随着血腥的种族清洗。然而在那个国家政治体制尚不完备的时代，血缘是高于一切的标准，无论你是何等的旷世奇才，只要是存在和前朝王族些许的血脉联系，你都逃不脱被清洗，甚至是被虐杀的命运。如果客观地审视伯夷、叔齐的故事，我们不难发现，两人隐居首阳山就是为了逃避周王室的追杀，而周王室对他们两人的“盛情邀请”，很有可能背后就是一个计划周密的捕杀计划。从《史记》中的记载看，在接收周王室的邀请之前，兄弟两人在首阳山上以采薇为生，倒也无生命之忧，为什么在听了别人的一番话后，两人绝食而死，要知道两人的隐居目的就是因为商王朝的覆亡，所以所谓“饿死不食周粟”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在兄弟两人被谋杀后，周代王室编造出来掩人耳目的借口。再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领土的不断扩张，单纯“任人唯亲”的统治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管理的需要，而属于统治集团的非血亲大臣往往又出身地方，缺乏足够的中央管理的经验。此时，前朝的遗臣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只要这些人不反对新朝的合法性，新朝统治者一般情况下就不会对他们大开杀戒，而那些才华卓越的合作者，甚至能被大量吸收加入新朝的统治集团。从此之后，“逸民”开始不再成为中国隐士群体的主流。而随着国家政治体制的完善，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冲突也就日益扩大，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阻止新兴势力的壮大，而作为个体参政者而言，其命运往往会受到自身价值观念和所属集团利益的影响。从根本思维中，这些人即便落魄也不愿意成为政权的真正反对者，于是他们就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方式，远遁山林，寄情山水。随着这种现象的日益普遍化，有一部分士人知识分子在一开始就看透了政治斗争的丑恶，从而在一开始或短暂为官后，就退出政治舞台，用涵养性情道德、传道授业解惑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真正手段。他们或隐遁山林，或藏避草野，或潜寓朝市，均以不求闻达、不入仕途为其主要特征。当然，还有一部分士人知识分子，将隐居逆向使用，将之变成一种更为有效的参政手段，也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他们利用“隐居”来获得全社会特别是士人阶层的称许，也就是“清誉”，此时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拥有高超的治国才能，朝廷出于收买士人之心的目的，都会邀请他们出山做官。这些聪明的政治投机家们在经过几次精心准备的推辞后，往往会堂而皇之地搬出自己的草庐，从此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其实，无论“隐士”的来源和内涵如何变化，其与城市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纠葛，而古琴又恰恰是两者之间极具象征意味的一个纽带。有一点必须明确的是，隐士和古琴都是城市文明的产物。前文已经说过，最早的“隐士”来自于王朝覆亡后的逸民。那么在古代能够拥有逸民资格的人，肯定不可能是大字不识的乡野村夫。这逸民要么是拥有前朝血脉的皇亲贵戚，要么就是具有坚定政治信仰的前朝大臣。而后来的隐士则属于政权的温和不合作者，这些人往往也都有短暂出仕的经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城市文化的影响。当然必须客观地说，虽然没有哪一个“隐士”是完全脱离城市文化的存在，但是从宋代以后确实存在一些从来没有在城市生活过一天的隐士。这些人往往都是乡绅土豪的后代，他们从小接受了良好的家族教育，长大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选择进入国家官僚体系，而成为体系外的旁观者。这种情况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但是不会影响大多数隐士和城市文明之间的关系。

从前文的介绍中不难看出，古琴从其创制之初就属于宫廷雅乐的范畴。琴与琴乐共同构成了礼乐文化地位最重要的物质媒介基石。当然，琴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中国城市政治文明的产物。而隐士作为城市政治文明的“流亡者”，他们对于政治文明的强烈反抗，却恰恰说明了他们心中深厚的政治体系烙印。隐士虽然身处乡野，但随身却往往携带素琴一张。这一张简单的素琴，从文化心理上还是将隐士与世俗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隐士无论如何躬耕独处，都不可能变成真正的农夫。隐士的“心斋”“坐忘”不过是一种对于现行政治理念的哲学提纯。而古琴，作为礼乐文化的典型符号象征物，就像一条隐形的脐带一样把隐士群体和世俗政治联系成一个整体。所以无论隐士躲入多么深幽的山岭之中，他们都永远不可能摆脱士大夫的文化身份，也就永远是城市文明中的一个因子。

自古以来隐士与古琴就有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名作和传奇故事。如晋代文人陆云有一篇专门描述隐士们生活情景的《逸民赋》，其中写道：“靡飞飚以赴节兮，挥天籁而兴音；假乐士于神造兮，咏幽人于鸣琴。”张衡的《归田赋》谈到隐居时的快乐：“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后汉书·逸民传》记述梁鸿与妻隐居：“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15]陶渊明在《拟古》诗中写到一位高士：“东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我欲观其人，晨去越河关。知我故来意，取琴为我弹。”而陶渊明自己也留下了大量描写自己隐居生活和古琴的诗歌，“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说明他从小就与琴声相伴。当他隐居之后，更与琴结下了不解之缘，“息交流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簿》），“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归去来兮辞》），“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答庞参军》），“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都是他这种生活的自我写照。直到临终前，他总结一生的《自祭文》也说平生“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可见弹琴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6]而最著名的隐士和古琴的故事，当数陶渊明和他的无弦琴。《晋书·陶渊明传》记载：“未尝有喜愠之色，惟遇酒无饮，时或无酒，亦雅咏不辍。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17]陶渊明并不是很懂音乐，但是他总是在家里放着一张没有琴弦的琴，而且在每次喝酒之后，他总会自得其乐地抚弄一番。这个故事中，陶渊明的无弦琴就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文化符号，弹奏无弦琴无非就是为了传达一种“大音希声”的名士情怀。《晋书·隐逸传》还记载了一位绝世超脱的隐逸琴人。孙登，字公和。这人没有家室，自己一人跑到城外北山上掘一土窟居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好读《易》，抚一弦琴，见者皆亲乐之。”魏晋时期的阮籍、嵇康对他十分仰慕，自以为与之有“共同语言”，曾先后造访。然而孙登认为这两人还未能免俗，不算真正的隐士，对他们的请教竟一言不发。后来嵇康干脆与他同游三年，他才借用火与光、人与才两者的类比，谈出自己的一番道理。然后评说嵇康等人“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遭非命，临难前作《幽愤诗》曰：“昔惭柳下，今愧孙登。”^[18]

另一位隐士名戴逵，字安道。《晋书》上说他“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有一天，当朝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听说戴逵琴艺甚精，便打发人去请他。不料，戴逵竟一气之下将琴砸碎，对来人说：“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武陵王听说大怒，但又拿他毫无办法，只好再引请他的哥哥戴述，戴述却“闻命欣然，拥琴而往”^[19]。虽为同胞兄弟，在功名利禄面前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难怪史书上借两者对比而大赞戴逵“依仁游艺”的高尚节操。

古琴是悠远绵长的中国文化的载体之一，“清奇幽雅，悲壮悠长”，琴歌雅韵，万世传唱而不绝。至圣孔子，无论是杏坛讲学，甚至陈蔡绝粮之时，都操琴弦歌不绝。嵇康盛赞古琴是“众琴之中，琴德最优”。故古琴弹奏时有所谓七不弹：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者不弹。这是古人教学修身养性的绝好方法，尽善而尽美。而古琴曲则有端正人心的社会作用，防止人们生邪思淫念，长养浩然之气，培养良善的性情。因此我们聆听《高山》《流水》《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等古人传下来的琴曲时，总能感受到心地清净无染，心胸博大宽广。静夜聆听太古的遗音，不禁思接千载，纵横万里，因琴曲与古人心心相印，共同体会古圣先贤大爱无疆、德侔天地的伟大胸怀。

图10　陶渊明鼓无弦琴

【注释】

[1]景中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2页。

[2]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

[3]冯梦龙：《警世通言》，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冯梦龙：《警世通言》，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

[5]冯梦龙：《警世通言》，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6]易存国：《中国古琴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www.xing528.com)

[7]转引自郭平：《古琴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页。

[8]〔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第233页。

[9]〔清〕汪绂辑：《立雪斋琴谱》，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0]转引自〔梁〕萧统，〔唐〕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55页。

[11]〔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35页。

[12]何宁撰：《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399页。

[13]〔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7页。

[1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5页。

[15]〔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66页。

[16]本段所引陶渊明诗文参见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

[17]〔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63页。

[18]〔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26页。

[19]〔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