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是中华乐舞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特别是西周时期周公的“制礼作乐”。“制礼作乐”可谓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空前举措，前文所述“六代乐舞”成了神圣的“雅乐”，影响历代不衰。但在东周（约前770年）之后王室衰弱，诸侯国强盛，礼乐制度开始瓦解，《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是鲁国正卿季孙氏，即季平子。八佾，是八个行列的意思。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按照《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两佾。季氏是正卿，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舞于庭院，这是一起典型的破坏周礼的事件。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孔子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于是说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礼崩乐坏”是春秋时期发展的大趋势，如“八佾舞于庭”，这一僭越之至的行为，倘若放在西周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但此时诸侯大夫不仅我行我素，而且对僭越礼乐心向往之。
《左传·成公二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桓子是以免。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23]意思是说，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得免于受难。不久，卫国人把城邑赏给仲叔于奚。仲叔于奚辞谢，而请求得到诸侯所用三面悬挂的乐器，并用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卫君允许了。使用三面悬挂的乐器，用繁缨装饰的马匹朝见，这是周朝诸侯才能享用的礼乐待遇，于奚提出这一要求，卫侯竟也答应了，为此使得孔子感慨：“惜也，不如多与之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24]孔子听说这件事，说：“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城邑。唯有器物和名号，不能假借给别人，这是国君掌握的。”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25]名号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持乐器，乐器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百姓，这是政权中的大节。如果把名位、礼器假借给别人，这就是把政权给了别人。失去政权，国家也就跟着失去，这是不能阻止的。
孔子不但对这些僭越的礼乐之事深感愤怒，同时对蓬勃兴起的“夷狄之乐”“倡优侏儒”，也是大加斥责，《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26]
这个故事叙述孔子担任“相礼”职务，随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孔子对齐景公让人表演的“夷狄之乐”“倡优侏儒”，一再斥责。但“四方之乐”已难以阻挡地发展起来了，到了战国时期，更是普遍流行。宫廷的衰败，使得一大批御用乐师流入民间，促进了民间乐舞的发展。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反映了先秦的音乐水平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不同的雅俗音乐发展的情况。[27]
“礼崩乐坏”，“礼”指的是周礼，“乐坏”指的是礼乐制度的崩溃。而周初制定的礼乐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定等级，二是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明确的雅乐体系。春秋时期，雅乐衰微，各种世俗的新乐兴起。世俗新乐的兴起，既是“乐坏”的另一种表现，同时也是雅乐衰微的原因之一。音乐的发展一方面受自身发展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到时代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雅乐作为一种已经僵化了的音乐形式，其毁灭也是一种必然，但是周礼的破坏、俗乐的兴起加剧了其毁灭的步伐。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任何一种音乐，无论它产生在什么时代，表现出多少复杂的倾向，都不过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周代礼乐在历经劫难之后，只能残留在儒家思想的精魂里，成为一个永恒的理想！
【注释】
[1]〔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6页。
[2]〔汉〕孔安国注，〔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44页。
[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1页。
[4]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2页。
[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65页。
[6]关贤柱等：《吕氏春秋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6页。
[8]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
[9]〔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10]〔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7页。
[11]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0-641页。(www.xing528.com)
[12]〔汉〕刘向：《古列女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
[13]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98页。
[1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5页。
[15]〔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8-270页。
[16]张双棣：《吕氏春秋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129页。
[17]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3页。
[1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
[19]〔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32页。
[20]〔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7页。
[21]陈茂仁著：《新序校正》，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413页。
[22]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12页。
[23]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8页。
[24]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8页。
[25]杨伯峻撰：《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8-789页。
[26]〔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15-1916页。
[27]参读董锡玖等：《中华文化通志·乐舞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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