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广东曲江发现“马坝人遗址”后，又发现了“石峡遗址”。“石峡遗址”中有一块“舞蹈纹陶片”。崔勇在《文物天地》1989年的第6期对“舞蹈纹陶片”的发掘与特点做了详细的记录与描述：“1985年，广东省博物馆考古队在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时，于该遗址文化层中发现一片拍印舞蹈纹陶片。陶片为橙色，是折肩陶足罐的肩部，舞蹈纹上部拍印有曲折纹。石峡中层的舞蹈纹是用陶拍印制而成，为阳纹。从左至右数：第一人为正身正面，长颈、宽肩、细腰；第二人为正身侧面，嘴、下颌轮廓分明，系着长发，向后飘荡，神态生动传神，两人手拉手；第三人为侧身，头部不清，身体比例很适中，臀部丰满，下肢自然弯曲呈向右跨步舞姿，形象逼真；第四人与第一人舞姿完全相同；第五人仅残留一小部分，但仍可看出其面部方向与第二人相同。就拍印的陶拍而言，应为三人一组，连续拍印，这种手拉手的形式应当是一种集体舞。”[1]
图1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马家窑类型墓葬出土舞蹈纹彩陶盆
据研究者推断，“石峡遗址”自下而上有四个时期的文化层次：一是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二是距今5000～4000年，被命名为“石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三是距今3800～3100年的早期青铜文化层；四是时代上与中原地区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相当的晚期青铜文化层。“舞蹈纹陶片”属于新石器时代文化层，据推测在距今5000年左右，与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件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属同一个文化年代[2]，即新石器时代，并要稍早于大通县的舞蹈纹彩陶盆。
关于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孙景琛在《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中，对这个彩陶盆上的舞蹈做了十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舞蹈图位于陶盆的内壁上部，共分三组，每组五人，牵手而舞。组与组之间以图案花纹相隔。创作者巧妙地利用了空间，当盆底注上水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人们似在泉边池旁、林莽花丛中婆娑歌舞的意境；而如果把盆底设想为火塘，或一堆熊熊篝火，则又会形成一幅烈焰烛天、火炽情热，氏族成员围火欢舞的景象。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场五千年前的舞会场面：明月当空，蓝天上星光点点，旷野上响起了热烈召唤的鼓声，伴和着骨笛、陶哨、石磬等乐器激越恣肆的音调，随风飘荡在漫无边际的夜空中。结束了一天辛勤劳动后的氏族成员们，成群结队，奔向那亲切而在黑夜里又显得那么神秘深邃的原野。他们身披兽皮和麻布，装饰上象征某种动物的头饰和尾饰，佩戴着骨珠、兽牙、蚌壳等串起的饰物，投身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随着振奋人心的强烈节奏，无拘无束地唱着、跳着、歌啸着，毫不矫饰，毫无保留，向着青天大地，袒露自己的真情怀、真性格，倾诉自己的所欲所感。”[3]
1983至1996年间，在青海宗日遗址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4]，描画了两组连臂舞蹈纹，一组13人，一组11人，两组舞蹈纹间以斜线和圆点纹相连，显示了先民们成群结队、集体欢娱的场面。
图2 青海宗日遗址发掘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
1994年甘肃会宁头寨乡牛门洞村出土了一件舞蹈纹彩陶盆[5]，泥质红陶，在内壁的平行常纹上绘有15人，分3组，每组5人，人高8.3～9㎝，头均向右，头上装饰全在头顶右前方略略扬起，上下身匀称，腿跨度稍大，手挽手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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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甘肃会宁牛门洞舞蹈纹彩陶盆
观赏这些美妙的舞蹈，怕是连我们都要陶醉其中了，使人忍不住要侧耳“倾听”那“累累乎如贯珠”的歌唱，同时不禁要联想到这与旷野、自然紧相联系的“欢娱”，走进灯火辉煌、车马喧嚣的都市时，人们又是怎样忍不住地要借以表现人类的“风流”。
【注释】
[1]崔勇：《石峡遗址的舞蹈纹陶片》，载《文物天地》1989年6期。
[2]参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中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载《文物》1978年3期。
[3]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北京舞蹈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4]宗日遗址发掘队：《青海宗日遗址有重要发现》，载《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4日一版。
[5]薛仰敬：《原始舞蹈图像的又一实例——甘肃会宁牛门洞舞蹈纹彩陶盆》，载《文物天地》1999年6期，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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