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的冲击及理学到朴学

19世纪初叶的反汉学运动导致学界分裂,江南考据学派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最终在太平天国和西方列强带来的双重打击下衰落了。何炳棣认为,约有2000~3000万人死于太平天国战乱。这一估计有些偏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江南中心城市体系毁于这场浩劫。1849年,江南人口约6700万,后来,人口骤降,直到1894年,江南人口才恢复到4500万。(41)

王益谦(音译)在研究太平天国对苏南人口的影响时指出,苏南西部和东部各府受战乱影响的程度不同。在太平天国于1853年建都天京到1864年天京陷落期间,西部的江宁、镇江、常州府以及南京地区成为双方军队争夺的战场。东部的苏州、松江、太仓府破坏程度相对较轻,但也受到严重破坏。(42)

许多难民从江苏西部各府及浙江逃往东部各府寻求避难。上海因外国人的(43) 保护,成为江、浙两省居民、士绅、商人成群结队逃避战乱的庇护所。在南京、常州、扬州、苏州人口骤减的同时,上海成为繁华的都市中心。战后,大批新移民又涌入江苏西部等人口减少的地区。

据王益谦(音译)估计,仅苏南地区就有600~700万人死于这一时期的战乱,这主要表现于苏州、南京、常州、镇江、江宁等主要城市人口的急剧下降。江南的衰败为湖南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1812~1861)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太平天国失败后,湖南、广东士绅能成为士大夫利益的代言人,并不是偶然的。(44)

一、 精神冲击

现在,我们还难以对太平天国对江南学校、书院、图书馆的破坏程度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江南学界的基础大致已毁灭殆尽。除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荡然无存外,安定的环境也丧失了,颠沛流离的逃难、士大夫们的参军入伍,这种种因素使江南考据学到1860年前后,陷于停滞状态。同一年,江苏科举考试也陷于瘫痪。在清军统治区,推荐成为招募官员的依据。(45)

著名目录学者、政治保守主义者叶德辉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江南连一座完好的藏书楼都没有了,两个世纪积累的图书收藏散佚了。多数著名藏书家或死或逃。曾经一度是文化中心的杭州,受到的破坏尤为严重。1860~1861年,太平军彻底破坏了当地藏书楼。(46) 后来,当地士子尽力抢救存放于文澜阁的《四库全书》。诂经精舍的藏书楼以及灵隐楼(音译)也被破坏了,它们是在阮元任浙江巡抚时修建的。后者位于靠近西湖的灵隐寺,1861年,毁于太平军对杭州的第二次攻击。(47)

近滕光男指出,扬州于1853年为太平军攻陷后,再也没有恢复它在中国文化界的学术和文学地位。1853年,著名数学、天文学者罗士琳死于太平军对扬州的攻击。1854年3~5月,太平军两次攻占扬州。1856年春,扬州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弗里德里克·莫特(Frederick Mote)指出,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可能造成50万人伤亡。太平军对该城的占领持续了大半年。士大夫们逃到上海,过着流亡生活。江苏巡抚、著名数学家徐有壬(1800~1860)死于苏州战乱。徐有壬的幕僚,著名数学家李善兰(1810~1882)逃到上海住了几年,他刊行的著作和苏州政府衙门一道毁于战火。(48)

1860年夏季,江苏金山陷落,钱熙祚的三部重要丛书的刻版受到破坏,同一年,《经训堂丛书》书版也被毁掉了。毕沅曾把许多经校勘的著作(如《墨子》)收入该书,这些著作经过毕沅和他经常赞助的学者们的考证校勘(详参第三章)。章学诚的许多未刊手稿也毁于这场战乱。他的地方志论著以及《史籍考》定稿部分都在战乱中永远消失了。陈寿祺(1771~1834)著作的刻版,也同其子的著作一样,毁于太平军对福建的攻击。

学者们死了,著作佚散了,学校解散了,藏书楼毁掉了,江南学术共同体(49) 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消失了。形成一流学术的环境及图书馆都没有了。图书业空前凋敝,一度繁荣兴旺的出版业如今已所剩无几。此时此刻,江南一代学术精英已是烟消云散。(50)

二、 同治中兴与学术

芮玛丽(Mary Wright)指出,重建学校、书院、藏书楼是同治(1862~1874)中兴的主要目标。曾国藩、李鸿章等镇压太平军武装的主要领导人,下令修复南京和常州的书院,它们几乎全部毁于战火。1876年,闽浙总督吴棠(?~1876)制订计划,准备恢复闽、浙两省书院。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江南的和平与秩序。他为恢复江南及其他地区的学术事业,在安庆总部建立出版机构,重刊经史著作,聘请莫友芝、汪士铎等学者任主编。南京、苏州、扬州、杭州、武昌也建立了一些出版机构。

学术复兴依靠藏书楼的重建,士大夫与官僚为补救200多种丛书完全佚失所带来的损失,一起收集、整理流散的图书、抄本以及幸存的木刻版。鼓励出版,朝廷和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重新刊行经史书籍。莫友芝曾担任曾国藩的幕友,在1885年以后历时数年遍游江南,搜集存放于镇江、扬州、杭州的三部《四库全书》残本,它们均散于太平天国时期。存放于扬州、镇江的《四库全书》被战乱全部破坏了。

早在太平军占领时期,杭州丁氏兄弟就遣当地书商收罗残存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丁氏兄弟自己的藏书楼也毁于杭州战火。1866~1871(51) 年,丁氏兄弟尽力收集、收购过去存放于杭州的《四库全书》劫余残本。1881年,文澜阁重建后,这些幸存的《四库全书》又被重新贮藏于此。

此外,陆心源(1834~1894)、丁日昌(1823~1892)也尽力抢救许多著名丛书的佚失部分。他们二人都曾供职于曾国藩、李鸿章门下。这些丛书因战争破坏损失严重。陆心源陆续收集到10余部丛书,存放于他在浙江的私人藏书楼。甲骨文研究开拓者孙诒让也搜集珍本图书、抄本、铭刻,以弥补太平军期间因私人藏书大量佚散造成的损失。他还从日本收集了一些中国已失传的书籍。

学者兼藏书家黄彭年(1823~1891)提倡刊刻书籍,建立图书馆,他希望重建江南所有书院,恢复太平天国前的学术繁荣。黄彭年复兴学术最主要的成果是1884年于苏州重建学古堂。他试图通过恢复这一学府,复兴苏州在汉学全盛时期享有的中心地位。(52)

尽管如此,考据研究赖以兴起的江南学术共同体已难以完全恢复了。太平天国之后,教育界陷入是否接受西学的思想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与关心政治的士大夫数量的增长幅度同步发展。此外,那些来自太平天国冲击较轻地区的士人开始占据官僚体制的显要地位,湖南、(53) 广东人的地位尤其显赫。这些新贵支持经世之学,冷淡旧的考据学。汉宋之争此后为中西学之争所取代。

长期存在的内部威胁消失后,外部威胁依然如故,并日趋严重。例如,1858年,英法联军在进攻广州时,毁坏了学海堂,破坏了那里收藏的《皇清经解》及木刻版,迫使陈澧等考据学到外地寻求避难,直到学海堂重建为止。《皇清经解》后来被重新整理刊刻。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中国和西方军队在北京的战争毁掉了《永乐大典》仅存的抄本。(54)

1886年到1888年,南菁书院续修《皇清经解》在19世纪晚期的《续编》,这是纪念考据学的最后象征。南菁书院由王先谦(1842~1918)建立,他试图以此使19世纪晚期的学术恢复到广东学海堂早先达到的水平。但是,儒家话语的学术内容现在受到考据学派最初推动过的激进儒家思潮(如康有为和今文经学)日益增长的挑战。1820年的广州(《皇清经解》在此刊行)和1880年的江阴(常州府,音译)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1820年的广州仰慕苏州、杭州和扬州;1880年的江阴却向往上海。上海同长沙、广州一样,是领先于全国的新兴力量的象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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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83~147,页110~114尤值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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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页114~115;章学诚《文史通义》页51~53;纪昀前引书页35;拙著《清代学术流派》页1~44。

(7) 庄有可《慕良杂纂》,《庄太久先生遗著》(常州,193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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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拙著《学海堂与广东今文经学的兴起》页59~60、63~65。阮元对庄存与的评论,详见其《味经斋遗书》序,详见《味经斋遗书》(江苏阳湖,1882)页1a~1b。《龚自珍全集》页225~230;阮元《揅经室集》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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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详细讨论请参阅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页37~38;野村浩一《清末公羊学派的形成与康有为学术的历史意义》,《国家学会杂志》71、7:25~34(1957);韩书瑞《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纽黑文,1976)。又参库恩前引书页10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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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费正清《中国沿海地区的外交与贸易》(斯坦福)页39~73;魏斐德《论<皇朝经世文编>》,《清史问题》1、10:8~22(1969);《清代名人传》页102。有关讨论详参侯外庐前引书1:376~379,389~392,473~476。

(14) 帕特·米彻尔《变革的限度:魏源对西方入侵的反应》,《现代亚洲研究》6、2:175~204(1972);大谷敏夫《魏源经世思想考》,《史林》54、6:33~71(Nov.1971);魏斐德《广东贸易与鸦片战争》,见费正清《剑桥中国史》卷10页182~18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88~95。这一有影响的观点既由该书提出。黄宗智《梁启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特尔,1972)页16~19。

(15) 普莱彻克《19世纪中国的文人社团与政治社团》(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1977)页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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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页177~209;黄彰健前引书页49~87,该书认为康有为完全不承认这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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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龚自珍前引书页346~347。有关刘逢禄对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兴趣,详参其《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1280:1a~9b。(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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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石黑宣俊,前引书页2。宇佐美一博《龚自珍思想试论》,《中国关系论说资料》17.1A:549~557(1975);竹村则行《乾隆时代与龚自珍》,《中国文学论集》6:46~59(1977);伯莱《怪僻与异见:龚自珍论》,《清史问题》3.4:50~62(1975);侯外庐前引书2:609~642。有关引文见《龚自珍全集》,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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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库恩前引书页148~156。有关魏源对经世思潮与今文经学的贡献,详参何佑森《清代汉宋学评议》,《文史哲学报》27:106~109(1978);帕特·米彻尔《<皇朝经世文编>新探》,《清史问题》2.3:40~46(1976);《皇朝经世文编》卷1~6,2:1a~1b,2:5a~6b。

(24) 魏源《古微堂内外集》页542(外集4:27b)。

(25) 何佑森《清代汉宋学评议》,《文史哲学报》27:111~112;坂出祥伸《魏源思想试论》页33~52;库恩前引书页150;哈诺尔德·卡恩《皇帝眼中的秩序:乾隆朝的幻影与现实》(剑桥,马萨诸塞,1971)页48~50。有关陶澍对王鸣盛的赞扬,详参他为王鸣盛《蛾术编》所作序言。关于《海国图志》详参珍·列纳德《魏源与南洋之梦》,《清史问题》4.1:23~57(1979,6);拙著《明清时期的地理学研究》Monumenta Serical 35(198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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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库恩前引书页151~154;野村浩一前引书页34~61;张灏《理学的经世理想》,《清史问题》3、1:57e(1974,11);佐藤震二《魏源的学问与思想》,《中国古典研究》12:24~40(1964,12)。

(28) 库恩前引书页157;查尔顿·路易斯《中国革命的序曲:1891~1907湖南的思想与政治变革》(马萨诸塞,剑桥,1976)页10~11;滨口富士雄《论方东树的汉学批评》,《日本中国学会报》30:165~168(1978)。

(29) 方东树《汉学商兑》1:21a~2b,2A:1a,2A: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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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方东树《汉学商兑》2A:42b;费《1840~1842鸦片战争》(查勃海尔,1975)页47~48;张辛报(音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纽约,1964)页20~21;滨口富士雄前引书页172~176;魏斐德《广州贸易与鸦片战争》页178~185;史景迁《清代鸦片问题》,见魏斐德与格兰特主编《冲突与控制》页143~173;伦马凯前引书页202~213。1821年,阮元采取禁烟措施,与人们指责他在广东任职期间从未真正实施禁烟措施有关。前面引述的资深行商浩官(音译)向学海堂提供资金的事实,也是行商在林则徐抵广州之前,影响当时禁烟政策的证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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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4:9a;伦马凯前引书页234~236;瓦莱《中国人眼中的鸦片战争》(斯坦佛,1958)页20、77~78;铃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1953.10);伦马凯前引书页103;唐君毅《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台北,1974)页37~38。后一条引文由哥伦比亚大学的R.夏波查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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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页112~114;《学海堂集》Ⅰ,2:6a~10a,6:28a~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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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关阮元对宋学的兴趣,详见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页19~20。关于陈澧的观点,详见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香港,1964)页62~63;陈澧《东塾读书记》(台北,1970)页253(卷21)。关于广东的汉宋折衷之风,详参麓保考前引书页290~293;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1971)5:266~341。

(38) 详参曾国藩为唐《清学案小识》所作的序;威廉姆·阿耶斯《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剑桥,马萨诸塞,1971)页50~62;何佑森《清代汉宋学评议》,《文史哲学报》27:9~12;刘广京《清朝的复兴》,见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卷10页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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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广东的财源主要来自对外贸易,有关湖南经济发展,详参罗斯基《农业的变迁与华南农村经济发展》(剑桥,马萨诸塞,1972)页101~138、159~163。

(41) 施坚雅“城市”页228,表一见页213;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剑桥,马萨诸塞,1959)页153~158、275、285。

(42) 王益谦《太平天国起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哈佛大学中国研究论丛》19:120~158(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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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王益谦《太平天国起义对苏南人口的影响》,《哈佛大学中国研究论丛》19:129~131、149~151;宫崎市定《明清苏松地区的民众与士大夫》页248;库恩《造反与敌人》页180~188;保罗·柯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剑桥,马萨诸塞,1974)页32~34。

(45) 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1967)页175。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对江南藏书业的影响,详参陈登原前引书页233~248。柯文《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剑桥,马萨诸塞,1974)页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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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方志彤《叶德辉及其藏书十要》页133、139;伦马凯前引书页63~64;《清代名人传》页539、638、700、726、822;陈登原前引书页231~238;张崟前引书页47。

(48) 近滕光男《汪中与国史儒林传稿》,《人文科学论集》3:67(1964);莫特《中国城市化的千年历程》页39~42;普莱彻克《绅士特权,同治中兴时期的苏州》,载韦克曼·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冲突与控制》(伯克利,1975)页235;《清代名人传》页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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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清代名人传》页36、98、624;倪德卫前引书页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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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芮玛丽《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抗争:1862~1874的同治中兴》(斯坦福,1957)页129~133;胡适《戴东原的哲学》(台北,1967)页175;《清代名人传》页342。学古堂后发展为本世纪的江南省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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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清代名人传》页91、198;1861年版《皇清经解》后序页20a~20b。

(55) 19世纪,上海逐步成为重要都市,详参费正清《条约制度的确立》,《剑桥中国史》卷10页237~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