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运动的衰落：从理学到朴学

18世纪晚期,考据学派发展到顶点,但是,即使在反义理之风充斥于多数考证著述之时,含蓄的不满声音已经出现。例如,戴震虽然被公认为考据学权威,但是,他始终认为,他声望得以确立的考据“支离”之学与为人忽略的哲学研究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困扰了他的一生。余英时指出,哲学著作是他晚年的最得意之作。这反映出他对当时轻视义理的偏见的反感(详参第一章)。(4)

章学诚在学术上有许多不同于戴震之处,然而,他同戴震一样,都喜欢研究视野比当时考据学更为开阔的哲学问题。他拒绝接受同时代流行的义理、考证和汉学、宋学之别。他在论述浙东学派时,试图重新高扬浙东学派的经世风气,他认为,浙东学派和浙西学派(包括苏南)博雅之风截然相反。

纪昀(1724~1805)虽然力倡汉宋之别,但是,他承认,汉学、宋学都不能独立地存在。他在1796年主持北京会试时指出:

至经义之中,又分二派。为汉儒之学者,沿溯六书,考求训诂,使古义复明于后世,是一家也。为宋儒之学者,辨别精微,折衷同异,使六经微旨,(5) 不淆乱于群言,是又一家也。

他提倡一种修正学说,认为宋学是探索经典义理的指南,而汉学可以作宋学的补充,纠正其空疏之弊。(6)

一、 经世学风与今文经学

早在18世纪中叶,常州今文经学家和桐城“古文派”就发现,汉学运动忽略了经典本身蕴含的“微言大义”。他们把精研践履义理之学视为自己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崇尚实行不仅不是义理的对立面,还是其本质内容。

常州学派呼唤一种内容深广的超出正统考证研究范围的儒学理论,重视儒家经典《春秋》包含的哲学义理。他们认为,考证研究应包括义理内容,考证本身并非目的。庄存与的亲戚及学生庄有可指出:

人纵读书尽天下,而独不知《春秋》。……余学《春秋》三十年,叹其义理无穷……虽至千变万化,而一以贯之之道,未尝不自喜可于此得其要尔。

阮元同样受到这一思潮的冲击。他虽然以汉学建树闻名于世,但也受到公羊学者刘逢禄(1785~1829)、孔广森(1752~1786)、程恩泽(1785~1837)等重视义理之学的影响。他在为自己资助出版的清代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文集撰写的序言中指出:

(庄)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徵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斯为昭代大儒。(7)

1823年,常州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在阮元六十寿辰之际,为阮元年谱撰序,他在序中不仅颂扬阮元在文献考证研究领域的造诣,还特别提到他在义理、辞章上的显赫建树。龚自珍认为,阮元学识宏博,折衷汉宋两派。(8) 阮元在《国史儒林传》序中指出,清代学者不仅在宋儒重视的“性与天道”问题上卓有心得,还成功地把汉学方法运用于实践之中,解决了在实践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他进一步指出: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9)

不过,18、19世纪之际,这种折衷之论仍只是一种强有力的潜流。1830年之后,儒学话语已不能对当时逐步扩大的政治、社会危机无动于衷。公羊学的复兴和回归宋学的趋势同时出现。当时,国家现状的恶化,以及18、19世纪之交因社会、(10) 政治压力加剧而引发的现实难题,都在士大夫中间激起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促使他们转向公羊学和理学,并批评汉学家对现实政治的冷漠态度。

1830年前后,人口压力及随之而来的对土地、官职、教育必然加剧的竞争,全面削弱了中国社会的根基。知识精英阶层的变化(详参第三章),以及对通向仕途的科举教育不断增长的竞争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难题,腐败之风开始渗入官场、甚至乡村。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内部动乱(如大小金川[1770~1776]、王伦、白莲教[1796~1805]、八卦教起义)结束了17世纪末以来持续的相对盛平局面。孔飞力指出:白莲教起义暴露了清朝军力的真相,显示了其令人吃惊的虚弱。迷人的盛世曾掩饰过内在的腐败,现在已为耗尽帝国财力、军力的战争摧毁。对外贸易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危机。英国鸦片贸易导致白银迅速外流,使清廷陷入严峻的经济衰退。国内的民变,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瓦解了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揭开了西方、日本列强向中国沿海扩张的新时期。(11)

19世纪初叶,江南以外地区的官僚学者(如湖南贺长龄)为对付国内、国外双重危机,开始倡导经世主张,试图维护处于崩溃的帝制体制。贺长龄的经世意识部分受到《皇明经世文编》的启发,后者于1638年由明忠臣复社骨干江苏松江人陈子龙编著,有许多反满内容(该书于1639年刊行,(12) 当时清朝还未取代明朝),到清代受到禁毁。但是,它在民间继续流传,它所倡导的实学主张在19世纪受到贺长龄及其他学者的注意。1820年,贺长龄编著《皇朝经世文编》,这是经世之学重新复兴的象征。

一些具有现实意识的官僚学者高扬经世主张,他们认为,既要批评汉学琐碎之弊,还要纠正宋明理学空疏之风。他们从清初学者颐炎武、黄宗羲等人的主张中汲取灵感。他们认为顾、黄等人学术追求充满对国家兴亡的关注,没有陷入18世纪考证学界的琐碎考证。(13)

一般认为,19世纪早期旨在变革的经世思潮与今文经学的复兴存在密切的关系,后者是经世思潮复兴的哲学基础。魏源(1794~1856)、龚自珍研究过今文经学,公羊学说对他们的经世学说发展产生过影响,这就把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的复兴联系起来。这样,18世纪常州今文经学通过魏源、龚自珍在19世纪早期的经世学说和近代广东的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建立了直接的历史关联。(14)

最近,有些学者认为根本不存在公羊经世学说。詹姆斯·鲍拉切克(James Polachek)指出,19世纪早期江南经世学派成员并不是一种学术流派的成员,而是在官僚和政府关系网络中的活动分子,他们通过因公往来而形成的关系网联合起来,力图提高、扩大个人在这一松散团体中的地位和利益。按照这种看法,他们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共同点显然为人夸大了。(15)

有些研究者根据横向分析认为新的学术思潮(如激进的今文经学)在19世纪十分盛行,他们批判时政、鼓吹改革现存制度。有的研究者则(16) 否认这种横向分析所得出的结论的意义。这两者都忽略了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一个重要内容。

今文经学实际上是清代考据学者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辛勤研究积累的文献考证成果的副产品。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并未自动地从《公羊传》及何休对它有名的注释中产生。这场争论是为解决语言、历史考证问题而提出的,这种因考证而重提今古文争论的要求,可以解释庄存与及其他早期今文经学家把许多《周礼》古文经的观点收入自己著述的原因。很显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还未有明确界线。(17)

清代今文经学确实存在着改革意识,考据学界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表明,与苏州、扬州的同行相比,常州学派的改革意识尤为明显。例如,刘逢禄的今文经学著作政治色彩显然比钱大昕那些著名的汉学论著浓厚。此外,今文经学家力图扭转汉学琐碎考辨的学风。对《公羊传》日趋增长的兴趣有利于推动17世纪经世学说的复兴。考据学派在取代所谓“空疏”的宋明理学之后,自身也成为众矢之的。过去,实学学风被用来反对理学,现在又被用来批判考证学派本身。

19世纪初叶,龚自珍批评文献考证之学,他在本书第三章提到过的致汉学倡导者江藩(1761~1831)的信中,阐明了对清代考据学运动的十点(18) 看法。他说: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若以汉与宋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人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慨服宋儒之心。六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19)

这封信表明龚自珍对汉学的评论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他是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外孙,从段玉裁研治过《说文》。他承认考据学的价值。但是,他并不因此否认宋学对儒学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并未因尊崇乾隆朝的考证学派而放弃对现实问题的关心。他后来指出:

后之为师儒则不然。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锄,长不习吏事,故书雅记,十窥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由是士则别有士之渊薮者,儒则别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同。(20) 其惑也则援古以刺今,嚣然有声气矣。是故道德不一,风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赀,士无报国之日,殆天,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谓耶?

龚自珍清楚地认识到,汉学已经没落,文献考证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经世之学和道德改革比非政治性的考证更为重要。他在北京游学于刘逢禄门下,通过研究公羊学说,对此有了明确认识。他认为孔子是儒学传统的奠基者,所以,他在这样一个政治、社会空前危机的时代,才要首先强调《春秋》及《公羊传》的重要性。(21)

魏源同样不满于汉学的琐碎以及汉宋之间存在的严格的门户之见。他时常为一些关心经世之学的省级要员担任幕友,这不同于龚自珍。他利用自己所处的显要位置,把经世思想和今文经学的社会改革主张融为一体。1825年,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邀请魏源编著《皇朝经世文编》,该书规模浩大,由19世纪的学者修纂,对研究清代政治具有重要价值,被人视为当时对国内外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开端。(www.xing528.com)

《皇朝经世文编》贯穿了魏源的编辑方针,反映了与阮元1829年主编《皇清经解》截然对立的思想主张(同样不同于《四库全书》)。魏源排除纯考证著作,只收录清初以来有关经世思想观点的论著。他在《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案部分,只收录那些和他一样重视个人修养及经世之学的作品。他收入了前面引用过的阮元折衷汉宋的见解,还收录了段玉裁对汉学缺乏类似朱子在经注中阐发的义理的批评。(22) 他只从经世之学的角度讨论小学的价值。(23)

魏源在自己著作中试图纠正汉学琐碎的考证之风,代之以义理之学,以促进社会福利和道德的完善。在他看来,比起清朝面临的种种挑战,汉宋之争已无足轻重。1841年,魏源谈到他对中国精英阶层的“担忧”。

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大盛。……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24)

1831年,清朝大员、湖南人陶澍邀请魏源(也是湖南人)到扬州,协助他筹划淮北盐政改革方案,陶澍任职期间讲求经世之学,他在学术上不属正统派,十分仰慕考证学使用的实证方法,他或许认为考证方法有补于经世之学。他特别推崇汉学家王鸣盛(1722~1798)对清代学术作出的贡献。当时,魏源正在撰写《圣武记》,该书系统叙述清朝道光朝(1821~1850)以前的历次重大战役,他想从此入手探讨清朝军事制度的缺陷。他于1841年开始撰写另一部名著《海国图志》,该书是考据学派实证地理研究的继续,同时也是出于经世目的的地缘政治学著作。珍妮·劳纳德(Jane Leonard)指出,魏源的地理学论著是对鸦片战争现实的回应,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收集有关西方海上扩张势力的历史地理资料。(25)

今天,今文经学已成为毫无价值的烦琐哲学,但在魏源手里,却是批判汉学的武器。与此同时,它还是传播偶尔运用考据方法的新思想的工具。(26) 19世纪初叶,今文经学家与考据学主流派的相通处超过了与后来康有为阐发的乌托邦和救世思想的共同点,它们的目标是在清朝现存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行政和道德改革。(27)

二、 方东树在广州:批判汉学

19世纪早期,经世学说开始在湖南、广东的书院教育中占据上风。新兴经世之学传入长沙、广州的书院,困扰帝国的行政难题在这里尤为突出,19世纪,湖南籍的官僚学者贺长龄、陶澍等对经世之学的发展发挥了推动作用,这说明反汉学运动首先是由江南以外地区士大夫发起的。19世纪中叶,湖南官僚学者曾国藩在地方和官办书院中提倡宋学,他是随西方军事势力东侵而兴起的“自强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广东也成为经世之学的中心。经世意识的高涨显示出对江南考据学风的普遍不满。

1831年,方东树刊行《汉学商兑》,1838年,他重新修订该书。它的出现与鸦片战争以前对清朝吏治腐败的认识关系密切。滨口富士雄指出,方东树攻击的并不只是文献考证。他于1824年向阮元进呈《汉学商兑》时,附致一封书信。他在信中明确表示,他对汉学的批评不仅是因为文献考证问题,还针对大量外国人在广州出现所带来的混乱局面。他认为,道德败坏以及汉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鼓吹的毫无价值的考证方法应对此负责,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正是对理学类似的指控促成了汉学的崛起。(28)

方东树斥责崇尚实证背后的知识浅薄和泥古倾向。他认为考证只是工具,本身缺乏思想和道德内容,批评了考证学派的“朴学”特质。他说:

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斥,援据群籍,证佐数千百条,反之身已行心,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知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

方东树崇尚程朱正统派阐发的重视义理和践履的“实学”,他认为,阮元、江藩在推动广州学海堂考据学发展,主编《皇清经解》时,把儒学局限于考据范围,这是一种失误。现在需要道德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朝廷安定。(29) 方东树受滨口富士雄称之为“危机意识”的刺激,猛烈攻击戴震对朱子正统学说充满异端倾向的批评。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和江藩为汉学辩护的著作一样,充满门户之见,他指责考据学者心存推翻理学的企图:

夫汉学家既深忌痛疾义理之学堕禅,申严厉禁……原无意于求真得是,但务立说,与宋儒争胜耳。

方东树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这场危机是由考证学派表现(30) 的自我修养缺乏和社会意识的退化所造成的。19世纪初叶,宋学和今文经学共同主张表明,一场具有崭新内容的变革正在形成。宋学家起来捍卫程朱正统学说,这表明姚鼐(1732~1815)、方东树、唐(1778~1861)等学者又受到同时代汉学家的公开攻击。

1820年前后,外国对广州的威胁日趋严峻,阮元(时任两广总督)和学海堂许多教员都受到了外国非法势力以及中国东南沿海鸦片走私问题的冲击。1821年阮元对鸦片贸易实行强硬政策,逮捕了澳门的16名鸦片贩子,暂时在珠江口禁绝了鸦片贸易。阮元的禁烟政策标志着鸦片贸易第一阶段的终结,但事实上,其效果微乎其微,鸦片贸易从未中断,在伶仃岛还呈扩大之势。后来,道光帝直接关注鸦片问题。阮元的禁烟之举完全是保全颜面的行动。当时,道光刚刚继位,他胸怀改革大志,视鸦片问题为当务之急的头等大事。(31)

方东树亲眼目睹了阮元在1820年推行的禁烟政策及效果,他在1830年指出,过去十年推行的禁烟政策已经失败了,并几近废弃,汉学在道德上破产了。他开始支持1830年的禁烟政策。当时,粤华书院师生是广州反鸦片运动的领导者。1836年,许乃济上奏朝廷,要求实现鸦片贸易合法性,把禁烟范围仅限于官员、学生和士兵。人们把这一建议和学海堂一些主管人员要求放宽鸦片禁令的主张联系起来。阮元本人似乎倾向于鸦片贸易合法化。这种明显妥协的态度激怒了方东树及其他广州学者,他们主张实行强硬政策解决鸦片问题。后来,林则徐(1785~1850)(32) 受命赴广东禁烟时,担任强硬派占上风的粤华书院山长,这并非偶然之事。

在广州围绕鸦片问题展开的争论中,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支持者与道德理想主义者相互对立,这反映出汉宋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对这场争论的政治性质还需要进行比这里论述更细密的研究。方东树最反感的是汉学界缺乏道德意识及践履。1842年,他在回顾鸦片战争时指出:

以予观之,英夷之祸,不在近年之禁烟、缴烟也。盖由于不肖洋商之引辱自蛊,各前督之姑息养痈,内地千民之贪利卖国,其蓄谋长乱久矣。

有意思的是,后来许多学者把太平天国的爆发归咎于汉学。近年来,新儒家倡导者唐君毅认为,马列主义能在现代中国取得胜利,是由于清代文献考证之学摒弃宋代的人文主义哲学,为其提供了可乘之机。(33)

三、 汉宋折衷的趋势

19世纪初叶,考证学派仍然是重要的学术话语,受到王引之(1766~1834)、阮元、张穆(1805~1849)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但是,它也受到宋学及今文经学倡导者的挑战。然而,宋学、今文经学对汉学的挑战并不意味着想恢复宋明理学或今文经学的原初形态,它们只想纠正考据学派忽略、冷漠道德或政治问题的偏向。

19世纪的道德哲学和经世思潮的复兴通常为人视为宋明理学的复兴。(34) 与清前期重训诂的学风相反,一般认为,19世纪,儒家又开始重视理学式的自我道德修养。但是,理学倡导者并不是纯粹的理学家,他们的论证表达方式深深受到考据学的影响。

对理学合理性的重新肯定,也并不是要全然摒弃考据方法和技巧。人们试图折衷汉、宋之学,这种公开的折衷倾向是向汉学挑战的重要成果之一。考证学派仍广为人知,但是,它仅凭自身已很难为自己辩护。阮元在去世前最后10年,逐渐重视义理之学,这是19世纪儒家话语转向汉宋折衷的又一标志。

广州成为折衷汉学考证和宋学道德学说、政治观点思想运动的中心。在《学海堂集》收录的学生作品中,既可找到汉学考证论著,同时也会发现阐发宋学义理的作品。凌佰桐(1775~1845)是倡导汉宋折衷的重要人物,他主张调和汉宋两派的学术差异,但也景仰钱大昕等为考证和古音韵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35) 阮元也十分关心理学和今文经学,这表明,学海堂并不像方东树所言,完全被汉学学风所垄断。陈澧(1810~1882)是凌佰桐在学海堂培养出来的最有名的弟子,他继承乃师的折衷思想,成为汉宋折衷最著名的倡导者之一。

1858年,陈澧刊行《汉儒通义》,当时,他已是广州著名的学者之一。他在书中指出,对汉学缺乏理论意义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并概述了汉儒讨论的哲学问题。他在自己晚年出版的札记体著作中还讨论了汉宋之争的另一面,认为指斥朱子轻视汉代经注的说法同样是错误的。他认为,朱熹对义理、考证一视同仁,这和钱穆最近研究朱子学术成就的论著(36) 提出的观点是一致的。(37)

19世纪中叶,西方思想开始向儒学传统提出严峻挑战,许多儒学传统的捍卫者(如曾国藩)成为宋学信徒,而直隶人张之洞等学者受阮元教育方针的明显影响,坚持调停汉宋的立场。宋学、今文经学与汉宋折衷者都主张改革儒学,他们都认为,只有依靠强化自我修养而来的道德勇气和儒学话语中经世观念,才能成功地进行社会改革。曾国藩批评考据学脱离政治的倾向,但也吸收一些保守主义(也即宋以前经学)的学术见解。他是桐城派成员,他在1845年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古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38)

当时,考据学派仍然是重要的学术派别,尽管国内尤其是湖南、广东学者中间的不满情绪高涨,江南仍然有效地维护着考证之学,直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可以肯定的是,张之洞等19世纪的政治变革派尽管为汉学辩护,但对汉学“实事求是”宗旨中的脱离政治的学风态度日渐冷漠,对经(39) 世主张和思想日趋重视。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一种明显的变化出现了,湖南、广东取代了江南,成为全国的学术和经济中心。(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