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朴学》第六节：考据学派的进步意识

约翰·韩德森指出,清初学者几乎一致认识到,天文学是一门累积性、但不断向前发展的学科。梅文鼎、王锡阐反复阐明这一点。他们是熟悉西方方法对中国传统天算学影响的天算专家。梅文鼎根据多年来在计算方法和天文观测两方面的进展阐述自己对天文学进步观念的认识。四库馆臣接受梅文鼎的进步观,在《四库全书天文历算类》小序中指出,由于耶稣会士介绍了新的先进方法,只要综合西方累积性成果和中国本土天算学,就能解决天算科学遗留的难题。(155)

对天文学进步性的认识并不新鲜,《元史·天文志》即提及天文研究精确性不断提高的趋势。但进步性意识竟进入考据领域,这是史无前例的。18世纪,知识进步性意识渗透到与考据学有关的各个领域。徐宗演(1768~1818)在19世纪初为《诂经精舍文集》所作序言中指出,清朝经学已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当时学者精通的知识有些是汉代学者从不知晓(156) 的,更遑论陆德明、孔颖达等唐代大儒。(157)

前面论述的渐进性学术和学术成果优先性的争论清楚地表明,考据学派一致接受了进步的概念。清代学者在小学领域同样发现了类似天文学领域出现的进步趋势。阎若璩受黄宗羲、梅文鼎、耶稣会士的影响,运用天文学和年历学分析《尚书》。他也常用天算学为例证,证明学术研究在不断进步,学术研究因此日趋精密。他在《疏证》中还认真研究马就《古文尚书》提出的看法,他特别重视马提出的学术研究处于不断进步之中的观点(详见第二章)。他还提及胡渭对他一个观点的批评。他接受了胡渭的批评,并断言,胡渭的批评是一个范例,它表明,“天下万世之心目,固有渐推而愈明,论久而后定”。(158)

18世纪,《畴人传》的编者也意识到考据学的进步。阮元和在杭州的幕友相信,他们编著的传记集勾勒出中西技术学科直线发展和连续变化的过程。不过这种进步的趋势并未继续下去。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18世纪晚期开始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向包括江南学术共同体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敲响警钟。考据学派的理论基础受到攻击,江南学术共同体的整体生存也遇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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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扎克莱、莫顿合著前引书页433。

(5)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70)页33;萨伊德《语言学与思想考古学》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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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库恩《必要的张力》页318~319。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剑桥,马萨诸塞,1959)页69;小系夏次郎《清代考据学的背景》页42。

(9)175

(10) 《四库全书总目》118:43a~44b;布鲁姆《明代思想中的“义理”》页72~73;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40。有关顾炎武对王应麟的推崇,详参何佑森《顾炎武的经学》页204~205。

(11) 例如《朱子语类》、王阳明《传习录》。方志彤《孙宗濂的藏书指南》一文指出孙宗濂如何利用这一网络收集藏书,页219。杜维明《内在体验:新儒家思想的创造力基础》,见莫克主编《艺术家与传统》页11;小野和子《儒学的异端者》页22~25。

(12) 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40。

(13) 威廉·帕特森《顾炎武的一生(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9:201~212(1969)。方以智也以这种方式收集材料,详参坂出样神《方以智的思想》页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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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帕特森《顾炎武的一生(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9:212~213(1969);阎若璩《潜邱札记》5:1a~40b;《四库全书总目》119:17a。

(16)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6A:22b;《四库全书总目》119:20b;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页71;王鸣盛《蛾术编》(台北,1976),书序需特别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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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剑桥,马萨诸塞,1959)页70;小夏系次郎前引书页42。

(19) 阎若璩《疏证》1:5a~62;小夏系次郎前引书页45;桥本敬造《清朝尚书学》页11。

(20) 阎若璩《疏证》1:5a~6a;罗维《汉代中国的冲突与危机:前104~公元9年》(伦敦,1974)页3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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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阎若璩《疏证》1:2b。

(23) 阎若璩《疏证》2:3a~3b。钱穆认为,阎若璩解决了毛奇龄对阎的早年作品提出关键性质疑所产生的问题,见氏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页251。

(24) 阎若璩《疏证》2:47b~48a。详参《荀子引得》(台北,1966)81:21:54。有关争论,详参拙著《从哲学到语言学》页17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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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方东树《汉学商兑》1:21a~21b,2A:1a,2A: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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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阎若璩《疏证》页1:36b。

(29) 阎对《礼记》进行了类似的统计,得出近似的结果,阎若璩《疏证》1:37a~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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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韩德森前引书页27。不是所有宋代理学家认为理是神秘的。

(32) 席文《王锡阐》页159~168;桥本敬造《梅文鼎的历算学》页500;韩德森前引书页174~175。

(33) 韩德森前引书页171;侯外庐前引书1:49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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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焦循:4:202(卷13);阮元《揅经室集》1:105~107;梅肯那《易经卦爻的再研究》,《东西方哲学》29.4:424(1979.10);韩德森前引书页171。阮元高度评价焦循的易学成就,详参侯外庐前引书1:507。

(36) 近滕光男《戴震<考工记图>的科学思想史考察》,《东方学》11:6~7(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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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近滕光男《戴震<考工记图>的科学思想史考察》,《东方学》11:9~21;伦马凯前引书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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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近滕光男《戴震<考工记图>的科学思想史考察》,《东方学》11:20。

(41) 席文《王锡阐》页163~165;近滕光男《清代经师的科学意识》页97~110。

(42)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页137;英译见《清代名人传》页424;帕特森《顾亭林的一生(二)》页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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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近滕光男《钱大昕的文学》页25、31;《惠栋与钱大昕》,《吉川博士退休纪念中国文学论集》(东京,1968)页715~716;倪德卫前引书页227~228。

(45) 村山吉広《姚际恒的学问》页83~85。

(46) 阎若璩《疏证》8:1a~4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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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四库全书总目》12:25a~26a。

(49)187

(50) 张灏《梁启超与近代思想的过渡期》(1890~1907)。

(51) 倪德卫前引书页155;章学诚《章氏遗书》页102~103。

(52) 《四库全书总目》37:14a~14b,87:4b,136:21b,26a。

(53)188

(54) 《清代名人传》页421;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页11~12;倪德卫前引书页19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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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田学奎《竹简与帛书》页64;鲁道夫《宋代考古学初探》,《亚洲研究杂志》22:169~177(1963);王国维《宋代考古学》,见C.H.Liu主编《中国科学与艺术研究》6:222~231(1927);吴广兴(学术、出版》页105。

(57) 希尔·伯希尔、大卫《中国的古董鉴赏,格古要论:古董鉴定方法》页Liv~Lix;《明代名人传》页1296~1297;庄申《明代古董收藏风气:艺术鉴赏式的考古学》,《东亚研究》8:63~82(1970)。

(58) 鲁道夫《宋代考古学初探》,《亚洲研究杂志》22:171~172;吴广兴《学术、出版》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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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顾炎武《求古录》序,详见《亭林先生遗著汇辑》(上海,1888)页1a,英译见狄百瑞《中国传统的源泉》1:555;田学奎《竹简与帛书》页80;《太原县志》1826:10:33b;村山吉広《姚际恒的学问》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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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清代名人传》页183、807、857;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页40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4:367(卷25);韦格《中国文字》(纽约,1965)页5~9。

(63) 田学奎《竹简与帛书》页61、73~79;《清代名人传》页244、624。

(6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4:365~366,卷25;莱德浩斯《清代篆书:中国书法史研究》;埃克《中国书法》费拉德尔菲亚,图版85;祝嘉《书法简史》(香港,1975)页105~137;《清代名人传》页61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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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莱德浩斯《米芾》页7~12;冯文希(音译)《作为原初风格的古韵》,见莫克主编《艺术与传统》页89~93。

(67) 沈复(音译)《书法的演变:中国古代书法研究》(纽黑文,1977)页43~45;莱德浩斯《米芾》页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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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沈复(音译)《书法的演变:中国古代书法研究》(纽黑文,1977)页44~52;莱德浩斯《米芾》页12。

(70) 拉埃《中国书法学引论》(西特尔,1974)页179;埃克,No.85;马里恩、沈复合著《藏品研究》页40~45。

(71) 拉埃前引书页184。有关康有为对碑学的论述,详参其《广艺舟双辑》(上海,1916)页9~10。关于邓石如的重要性,详参莱德浩斯前引书页70~83。有关康有为的书法,详参沈复(音译)《书法的演变:中国古代书法研究》(纽黑文,1977)页137~138、290、301;《清代名人传》页42、140、677;祝嘉《书法简史》(香港,1975)页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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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阮元《揅经室集》2:553~559;莱德浩斯前引书页152~211;沈复(音译)《书法的演变:中国古代书法研究》(纽黑文,1977)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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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代名人传》页154;麓保考前引书页156~158。有清代学者撰写的各类年谱,详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25~336。有关家谱,详参梅斯克尔《中国家谱的史料价值》,见莫里斯·弗雷德曼《中国的家族与社会》(斯坦福,1970)页140~143。

(76) 有关《大清一统志》的具体日期,详参本书第三章;夏定域《德清胡朏明先生年谱》,《文澜学报》2.1:8(1936)。胡渭、阎若璩通过这一工作建立起深厚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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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清代名人传》页167~168;近滕光男《清代经师的科学意识》页102;薮内清《戴震的历算学》页31。(www.xing528.com)

(79) 孙从添《藏书纪要》见《述古丛钞》页11a~12b,这段原文由方志彤译为英文,详见氏著《孙从添的藏书纪要》页234、258~259;《清代名人传》页676、9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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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四部备要)31:7b~8a,英译见奥泽·韦利《袁枚:18世纪的中国诗人》页163。

(82) 有关阎、毛观点的差别,详参《四库全书总目》12:25a~31a;毛奇龄《西河合集》(书目)7:5b~6a。

(83)201

(84) 毛奇龄《西河合集》(书目)5:1a~3b。

(85) 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序,页1a~2b;阎若璩《疏证》8:41b,8:9b;村山吉広前引书页41。

(86) 《颜李丛书》页376;阎若璩《疏证》8:39b;村山吉広前引书页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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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毛奇龄《西河合集》(书目)7:13b~14b。毛奇龄大概是读了黄宗羲为本书第三章讨论的阎氏《疏证》撰写的序言,才知道他也怀疑《尚书》古文经的可信性。

(89) 杭世骏《尚书古文疏证》后记被收入《尚书古文疏证》1796年版。杭写道:先生居武林时,与西河论《古文尚书》不合。西河归,作《冤辞》,先生归,著此书。页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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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倪德卫前引书页106;韦利《袁枚:18世纪的中国诗人》页112;爱德华前引书页77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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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详参章学诚致邵晋涵的信,见《文史通义》页290~298;倪德卫前引书页41、49、107、142~143、201~202;河田悌一《清代学术的一个侧面》页91~9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剑桥,马萨诸塞,1959)页72;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页37;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5~14、31~32、45~53、83;钱大昕与戴震、段玉裁及其朴学家的书信详见《潜研堂文集》5:518~522(卷33);卢文弨《抱经堂文集》4:263~305(卷29~31)。段玉裁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讨论过恢复古音的方法,见《经韵楼集》卷6。他与顾广圻的书信,见《经韵楼集》卷12。

(94)205

(95) 《四库全书总目》118:44b;中材久四郎《清代学术思想史(四)》页44;《清史列传》69:29a;拙著《明清时期地理学研究》详细讨论过明清地理学的发展,详见Mounmenta Senica 35创刊号。

(96) 麓保考前引书页288~289。

(97)206

(98) 《四库全书总目》86:37b,46a,106:48b;王萍前引书页323;《清代名人传》页569;《清史列传》69:38a;《清代名人传》页336;克莱默尔《<孔子家语>:孔子学术言论集》(莱登,1950)页33、164、19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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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对于这一发现的赞扬,详参《四库全书总目》11:25a,11:27b,14:4b,14:6a,14:29a,40:20b,41:34b,42:34a,42:43a,42:53a,106:10b,106:17a,106:26b,106:47a,106:50b,107:18a,107:23b。上述材料仅是从尚书类、小学类、天文历算类中引出几条例证。有关段玉裁研究的影响,详参《清代名人传》页783。有关焦循,详参《四库全书总目》86:4b。

(101) 邵长蘅《传是楼记》,《罗雪堂先生全集》页587。章的引文出自《文史通义》页41、《章氏遗书》5:102~103(卷29),英译见倪德卫前引书页182;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38~41、139~144;戴密微《章学诚与其历史编纂学》页183;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页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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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惠栋《古文尚书考》(皇清经解本)351:17a~17b,类似的成果也体现于18世纪易、诗、春秋的研究中。

(104) 桥本成文《清代尚书学》页16~23;古国顺《清代尚书著书考》(上),《女师院学报》10:163~167,台北,1978。

(105)209

(106) 桥本成文《清代尚书学》页23~27;古国顺《清代尚书著书考》(下)11:220~211(1979)。孙星衍家藏图书情况,详参《孙氏祠堂书目》页3~4。

(107)210

(108)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页28~29;《清代名人传》页98;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序(台北,1977)页1~3。刘雨云与我讨论过尚书今古文问题,他对我理解这一极复杂问题帮助颇多,谨此致谢。

(109)211

(110) 魏源《古微堂内外集》页28~29(外集:1:63a~64b),《魏源集》1:109~119。

(111) 侯外庐前引书2:597;伦明前引书页505~506。邵懿辰也是宋学倡导者,他在后二十五章中试图为理学观点找到文献依据。古国顺《清代尚书著书考》(下)11:182~183。

(112)212

(113) 桥本成文《清代儒家对晚出古文尚书作者的讨论》,《汉学会杂志》2.1:86~92(1934,8);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皇清经解本)1294:1a,1295:4b~5a;亨利·马斯伯乐《左传写作时代考》,《中国研究丛刊》1:139~154(1931~1932);《魏源集》1:119~121。

(114)213

(115)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卷2(台北,1975)页261~32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14~223;《国会图书馆的中文丛书》2:654~656。关于《说文》,详参罗前引书页3。

(116)214

(117) 罗前引书页9~10;赫文特前引书页55~56。

(118)215

(119) 吴广兴《学术、出版》页28;黄家平《卢文弨经典释文毛诗音义考证订补》页289~301;田学奎《竹简与帛书》页24。

(12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4:416(卷27);张世禄前引书页362~365;《四库全书总目》41:46b,42:27a;容肇祖《明代思想史》页279~280;胡适《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页123~125。

(121)216

(122)217

(123) 《明代名人传》页182~183;《清代名人传》页233、423~424、522;《四库全书总目》41:15a~15b。有关进一步的讨论,详参《哥白尼学说在中国》页91;《四厍全书总目》42:32a~32b。

(124) 张世禄前引书页263~267;《四库全书总目》42:42a~43a,44:49a;马裕藻《戴东原对于古音学的贡献》,《国学季刊》22:207~208(1929)。

(125)218

(126) 本纳德·卡尔格伦《中国语法》(台北,1966)页1;《周代金文》,《远东文物博物馆年鉴》8:177~178(1936)。

(127) 《四库全书总目》42:47b~52a;马裕藻前引书页207~208。

(128)219

(129) 《四库全书总目》44:50a~50b。

(130) 张世禄前引书页268;《四库全书总目》42:45a~45b。

(131)220

(132) 《戴震文集》页68,75~77;张世禄前引书页270~277。皮锡瑞前引书页331也讨论过这一课题。

(133) 《戴震文集》页91~92;马裕藻前引书页210~220、227~228、235;张世禄前引书272~277、281~294;《清代名人传》页829~830;木下铁矢《戴震的音韵学——其研究对象及认识》,《东方学》58:128~142(1979)。

(134)221

(135) 胡适《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页126~127;约翰·格林《科学史与语言史》,见代尔·海莫斯《语言史研究》(布鲁明顿,1974)页487~501。

(136)222

(137) 莫顿前引书页302、322~323、349、371~376;伦马凯前引书页261~266。

(138)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页3b~4a;阮元《畴人传》凡例(台北,1962)页1~2;默顿前引书298~322、371~412。

(139)223

(140) 《清代名人传》页772;钱大昕《潜研堂文集》3:341(卷24)。

(141)224

(142) 皮锡瑞前引书页384。有关梅抄本的遗漏,详参《四库全书总目》12:15b。

(143) 《清代名人传》页772、776;《国会图书馆的中文丛书》1:364。

(144)225

(145) 关于翁的批评,详参《清史列传》68:50b。有关对阎若璩的批评,详参伦明前引书页457~511。

(146) 胡适对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有关研究,见《清代名人传》(台北,1972)页970~971。有关他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详细讨论,详参氏著《<水经注>校本的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上海,1979)页145~220。

(147)226

(148) 《清代名人传》页76~77;胡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有关研究》页974~975;《四库全书总目》69:4a~6b。

(149) 胡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的有关研究》页971~977。吴广兴、房兆盈同意魏源、张穆的看法,认为戴是剽窃者,详参《清代名人传》页77、20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4:449(卷29)。

(150)227

(151) 《清代名人传》页140、277。

(152) 约瑟夫·列文森《廖平和儒学史的终结》,见崔彻特、瑞特《儒家的人格》(斯坦福,1962)页318~319。后者的有关原始材料可以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找到。我没有讨论这些原始材料。详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剑桥,马萨诸塞,1959)页92。

(153)228

(154) 余英时认为,中日两国当时环境不同,两国学者因而不可能自由交流学术观点。详参氏著《论戴震与章学诚》页185~196;吉川幸次郎前引书页29。本书第三章简要论述了这一问题,但它仍需作进一步详细讨论。

(155) 《疏证》6A:9a~9b,6A:18a~18b,6A:21a;韩德森前引书页65~73;桥本敬造《梅文鼎的历算学》页500~503;席文《哥白尼在中国》页71~75;《王锡阐》页15~168;《四库全书总目》106:1a~1b,106:16a。

(156)229

(157) 《诂经精舍文集》序页1。

(158) 《疏证》8:10b,8:14a;伦马凯前引书页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