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明权争论：从理学到朴学的成果

18世纪,清代学者相互频繁地查阅引用对方著作,这显示出考证方法的生命力,也说明了有关学术材料交流的频繁。前面,我们以《尚书》古文经真伪之争和音韵学为例,论述了这一累积性,有时甚至是重复进行的学术进程。这一进程的另一副产品即是围绕学术发明优先权展开的争论。

当时的学术环境鼓励、奖助文献考证的创造性,因此,学者无需为发表著作,而把自己的著作冒充为古代著名学者的著述。与那些由朝廷赞助,因而归功于皇帝完成的修书工程相反,18世纪日渐增多的积累性研究主要是由阮元、毕沅等省级官员开创的。这些省级大员为汉学家的每一项文化活动提供财政支持,从当地选拔专业人才,然后把著作副本呈献皇帝。伦马凯指出,这些活动显示出地方在文化事业中日趋增长的自主性。阮元因《皇清经解》而出名,他把许多学者的著述收入该书,为他们在当地树立起声誉。

由于各种必备的研究知识和方法的积累,以及多数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特定问题,这就无可避免地在江南引发有关学术发明优先权的争论。优先性争论即是江南考据学共同体形成的产物,又是如上所述的文献研究累积性发展的结果。在一个学者们从事考据研究的学术环境中,(136) 学术发明和建树在他们看来是重要的推动因素,他们必然为取得学术承认和学术发明优先性展开竞争。(137)

大量的学术发明是江南考据学者回应17、18世纪学术、社会影响的重要标志。清代学者根据积累的知识潜心于过去,因为社会环境以及转向专题性研究的趋势而受制于现在,又因发表学术创见的社会义务而瞩目未来。王鸣盛曾这样谦逊地谈及自己对历史研究的贡献:

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贻后人……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属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

阮元及其幕友在《畴人传》序言中对那些改进古代天算成果或建立新的数学理论的学者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因为前者提供了大量积累性成果。(138)

一、 学术优先性与《尚书》真伪之辨

《尚书》古文真伪之辨是清代学术众多建树的重要例证。17世纪的阎若璩(139) 、18世纪中叶的惠栋、18世纪晚期的崔述,彼此独立地研究,竟在《尚书》古文问题上取得了相近的结论。他们每一个人都采用考证方法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论证并非同时出现的,但在一个拥有绵延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这并不重要。学术研究的同时性只有在现代科学兴起后,才在欧洲受到重视。由于阎若璩承认他的研究受过明代学者梅学说的启发,要弄清谁是清代第一个提出《尚书》古文为伪的学者,就变得极为困难。但是,不论谁是清代《尚书》辨伪的第一位提出者,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标明,他们已意识到确定学术发明优先权的必要性,这表明考据学者要建立一种话语,他们想以这种话语公正准确地断定谁是某一学术建树的优先发明者。

四库馆臣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如同处理其他问题一样视自己为终极仲裁者,他们把《尚书》为伪的提出优先权给予阎若璩。他们认为阎氏《疏证》是伪《古文尚书》研究的顶点,因为该书找到了通行本《古文尚书》为伪的依据。但是,钱大昕在为其老师惠栋《古文尚书考异》所撰序言中认为《古文尚书》之伪的优先发现权应属于惠栋而非阎若璩。

此千四百余年未决之疑,而惠松崖先生独一一证成之,其有功于壁经甚大。先是,太原阎征士百诗著书数十万言,其义多与先生暗合,而于《太誓》犹沿唐人《正义》之误,未若先生之精而约也。今士大夫多尊崇汉学,实出先生绪论。(140)

皮锡瑞于《经学历史》一书中认为,《古文尚书》之伪的优先权应归明代学者梅,因为他为阎若璩、惠栋二人的研究开辟道路。然而,诚如四库馆臣早已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存在许多漏洞,因为梅氏的主张在当时没有影响,他的《古文尚书考异》(141) 濒于失传。(142)

18世纪末期,崔述与乃兄崔迈(1743~1781)一道治《古文尚书》,经过考证,提出与阎若璩相同的结论。他们尽管住在距京城不远的直隶(即畿辅地区),但仍与学术界十分隔膜,不了解外界的《尚书》研究成果(如阎若璩《疏证》)。他们只看过李绂研究《尚书》的论著,该书提到梅的《尚书》研究成果。崔述的论著使他跻身于当时考证学的前例,但他受到的冷遇表明,18、19世纪的学术交流仍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它也表明,19世纪初叶,考据学开始失去中心地位。但不论这种冷遇,崔述与考据学同辈治学方法的一致性表现,18世纪考证方法的冲击是多么的广泛。

阎若璩、惠栋、崔述提出的众多学术新见并非是多余的。他们彼此的重复研究扩大了过去讨论过的课题的价值。他们的著述通过集中研究,大大提高了把《古文尚书》研究成果稳步融入考据学框架的可能性(如其最终实现的那样)。阎若璩、惠栋、崔述三人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143)

18、19世纪,还有许多学者试图证明《古文尚书》非伪(尽管未成功),他们反击的焦点是学术优先权问题,颇为有趣的是,多数《古文尚书》的捍卫者诅咒阎若璩是一个欺骗那个时代的骗子。翁方纲在为梁上国替《古文尚书》辩护的著作《古文尚书条辨》撰写的序言中指出:(www.xing528.com)

说经宜平心易气,择言而出之,和平审慎而道之。彼阎氏若璩多嫉激不平之语,今……梁子……亦多出嫉激语以敌之……此非梁之过,(144) 而诚阎之过也。(145)

二、 《水经注》学术争议

赵一清与《水经注》的争议大概是清代围绕学术发明优先权展开的最著名的学术争议。赵一清以前代地理学研究成果为基础,校注郦道元的《水经注》。他的世交全祖望也在校勘《水经注》。全祖望似乎首次区分了《水经》原文与郦道元注文,整理出一个可供阅读并接近原貌的注本。在过去十几个世纪中,《水经》原文与郦道元注文一直为传写者和学者混为一体。(146)

1754年,赵一清和全祖望在杭州相聚,他们互相讨论对方注本的学术价值。全祖望告诉赵一清,郦道元的注文与《水经》原文可能有混淆之处。后来他们继续研究,力图分清《水经》原文和郦注,全祖望还为赵一清《水经注释》撰写了序文。

1774年,戴震受聘任《四库全书》纂修官,他向朝廷进献自己的《水经注》校本。他声言接触过一个迄今不为人知的《水经注》版本,也即他发现的《永乐大典》本。他校勘的《水经注》引起轰动,由朝廷下令刊行。与此同时,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也进献于《四库全书》馆,后收入这部官修丛书。胡适认为,戴震没有看过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

后来,有人建议毕沅刊行赵一清的《水经注释》,该书于1794年问世。同年,段玉裁致函梁玉绳(1745~1819)声言戴震的《水经注》研究成果为人剽窃。梁玉绳曾帮助、筹划赵一清《水经注释》的刊行。段玉裁指责梁玉绳协助赵一清之子在刊行赵一清的《水经注释》时,不加说明地引用戴震的有关成果。(147) 不过,段玉裁也承认,全、赵二人通过研究也能获得和戴震几乎相同的结论。(148)

戴震、赵一清两种《水经注》校本的相似性引起魏源、张穆(1805~1849)的注意。他们二人一反旧论,公开声称戴震未加注明的利用过赵一清尚未刊行的书稿,1841年,魏源、张穆二人查阅了《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他们断言,戴震的《水经注》不是以《永乐大典》本为依据的。胡适考察了这一复杂的问题,他断言,赵一清、全祖望、戴震三人的《水经注》校本堪称中国学术史上各自独立研究而结论相同的学术发现的有趣范例。朱筠、钱大昕等人在戴震《水经注》校本一出现,就予以高度评价。胡适对魏源、张穆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没有认真研究过戴震使用的《永乐大典》本,自然无法做出可靠的结论。(149)

三、 其他学术发明优先权的争议

赵一清还卷入了围绕《三国志》注本引发的另一场学术发明权争议。1788年,杭世骏刊行《三国志补注》,他的同乡和同时代人赵一清也写过一部书名相近的著作《三国志注补》。于是,他们围绕着是否抄袭对方成果展开争论。杭世骏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并几次刊行,而赵一清的注本直到18世纪末期仍只有抄本行世。郑天挺在比较二人著述后指出,杭世骏没有看过赵一清的注本,而赵一清读过杭世骏的著作。

清代学者在发现学术研究课题出现重复时,有时也承认其他学者的学术优先权。如前所述,阎若璩、惠栋都承认在他们之前的《尚书》研究成果。(150) 惠栋在其《古文尚书考异》的结论部分承认阎若璩研究的优先性。江声也有相似的经历,他认为,研究篆书起源是文献考证的关键,所以研究《说文》,后发现段玉裁已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数年探讨,就放弃自己的研究,并把有关资料让给段玉裁使用。他们没有进行重复研究,段显然拥有学术优先权。(151)

围绕学术发明优先权的争论同样也是19世纪儒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据说康有为曾在广州见过廖平,后来,他就从廖平著作中剽窃过某些观点和思想。廖平曾致信康有为,要求他承认从自己的著作中吸收过某些观点,康有为坚持认为两人观点只是偶然巧合。但他的弟子梁启超却承认乃师曾受过廖平今文经学论著的影响。廖平认为这场争议是他们两人的憾事,要求两人平分今文经学有关理论带来的盛誉,而康有为声称这一理论是他的独家发明。廖平认为他首先作出文献考证方面的建树,康有为则赋予它以政治、社会意义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因此,这一理论应属二人共同创立。他有理由与康有为并称“廖康”,如同宋代朱熹、陆象山(1139~1193)为人视为“朱陆”一样。但康有为拒绝了这一建议。(152)

进入20世纪,考据学派围绕学术发明优先权的争论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人们发现,戴震的学说与日本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提出的经学观点有许多巧合之处,这一事实使人怀疑戴震可能读过伊藤的中文著作,并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过伊藤的观点。戴氏著作的书名《孟子字义疏证》和伊藤《论孟字义》书名相近,两人都反对程朱理学,倡导“气”学。此外,吉川幸次郎指出,伊藤仁斋与阎若璩几乎是同时攻击《古文尚书》的可信性,(153) 但除这种偶然巧合外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阎若璩、戴震曾受伊藤的影响。

尽管这里涉及的问题因牵涉面过大,还无法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但是,考据研究显然由中国波及李氏朝鲜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18、19世纪之际,朝鲜、日本学者了解、接受了清代学者创立的考证方法。(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