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朴学》清一代考据研究的累积性成果及其意义

有清一代,考据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这是因为考据学者没有因循固守宋明理学的传统,而是致力于那些有助于累积性成果出现的研究课题。“补证”、“辨证”形式著作在当时的大量出现,反映出一种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学术追求和风气,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课题。(94) 这种累积性研究与早期的传统经典注疏的形式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 清代学术的延续性

许多清代学者把王应麟看作自己的学术先驱。他们各自独立地探讨过王应麟开创性成果的不同侧面。阎若璩曾着手详注王应麟的名著《困学纪闻》,这一愿望在他死后由何焯于1704年实现。《困学纪闻》目前通行的标准注本收录了18世纪学者全祖望、焦循、冯登府的新成果,他们继承了王应麟的《诗经》研究成果,纠正其中某些失误。(95)

18世纪的学者同样也花费大量时间补充、研究17世纪前辈的著作。翁方纲著《经义考补正》纠正了朱彝尊《经义考》的许多错误,补充了最新材料。宋翔凤著《四书释地补正》,对阎若璩的四书地理学论著《四书释地》作了补充修订。(96)

臧庸为提高自己的天算研究水平,研读梅文鼎的《历算全书》。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写了《翼梅》一书,力图发展梅文鼎的学术建树。梅文鼎之孙梅觳成(?~1763)继续乃祖的事业,重行刊刻《梅氏遗书》,纠正了梅氏天算著作中存在的许多错误。江藩就学于汉学家惠栋的弟子江声(1721~1799)和(97) 余萧客(1729~1777),他著《周易补述》完成了惠栋的未尽之业。

在金石学领域,我们已经看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受到欧阳修《集古录》的影响。他的著作包括了许多北宋时期即开始收集的金石史料。18世纪,杭世骏著《石经考异》续修顾炎武《石经考》,纠正、补充了顾炎武的不少错讹疏漏。

19世纪,丁晏(1794~1875)著《禹贡锥指证误》,补充胡渭的《禹贡锥指》,后者系统批判并纠正了历代学者对《尚书禹贡》的误解。他还著有《尚书余论》,对惠栋提出的《古文尚书》是王肃伪造的观点作了补充。广东经学和地理学者陈澧曾就学于学海堂,准备深入研究胡渭的著作,著《胡氏禹贡图考证》。(98)

清代学者不仅注意学术进步的连续性,还追求学术的独创性。尽管宋明理学也推崇学术发明,但直到清代,学术创新才成为明确的学术目标。考据研究各个领域都面临着“发前人所未发”的压力。段玉裁《说文解字》研究成果的意义反映在其他学者为它所作的大量补充性研究上。其中有金石专家严可均《说文订》、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钮树玉《段氏说文校订》。

如前所述,考证是四库馆臣审议其著录图书的标准之一。“发明”、“心得”则是他们评判古今图书的另一标准(如同资料引用,(99) 史料考证等)。人们鼓励学者们超越前代的学术成就,充实已有的学术定论。(100)

许多人对这一发展持矛盾心理。例如,邵长蘅(1636~1704)对学术界风行的被他视为纯属猎奇的小学研究风气大为不满。章学诚虽然重视考据学的许多内容,如强调目录学、文献考证的重要性,但是,他更追求史家通识,因而对18世纪汉学界琐碎弊病进行过不遗余力的批评。他贬低札记体著作的价值,视之为走向贯通百家的理想学术境界的障碍。

他在《原道》一文中讨论了两种不同学术风气存在的冲突,并断言:“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他认为,只有把小学、理学、目录学融会贯通,才能产生理想的学术,汉学宋学是两种门户之见的反映,这些主张是19世纪学术争论的先声(详参第六章),但它并未妨碍章学诚对戴东原“发前人所未发”的学术建树的赞扬。他在致钱大昕的一封信中这样论及自己的研究:“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可见创新的意识无处不在。(101)

二、 1740年以后的《尚书》研究

如前所述,清代学者崇尚汉代经注,在探讨前代忽略的经说文献时,对之细心研究。崇尚实证在《古文尚书》的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17世纪(102) ,《尚书》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当时,围绕《尚书》古文经真伪之争,学术界展开了交流。到18世纪,一些学者受其影响,开展进一步的深入讨论。阎若璩《疏证》的稿本,直到1745年才问世,惠栋称他在1743年前未读过该书。当时,惠栋已著《古文尚书考》,深入探讨《古文尚书》的问题。他承认阎若璩书中许多结论与他的发现吻合,他把阎的观点当作权威性的结论论证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对自己与阎若璩一致的观点作了补充。惠栋认为,人们为考证《尚书》古文经真伪,已研究了几个世纪。(103)

惠栋一些弟子继续研究《古文尚书》。18世纪,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在太原刊行,正式问世。惠氏《古文尚书考》在此之前就已出版,但影响不及前者,在苏州尤其如此。1773年,江声刊行《尚书集注音疏》,重新讨论了惠栋遗留的问题,力图恢复《尚书》本来的章节顺序,再显汉代版本《尚书》的原貌。

1779年,王鸣盛经多年研究,完成了《尚书》研究的重要著作《尚书后案》,他只讨论《尚书》的今文部分,不像江声那样批评东汉经学家郑玄,而是几乎全盘接受了郑玄的经说,并视为自己的立论依据。《尚书后案》的意义在于充分利用西汉史料,这是江声的疏忽之处。它是清代汉学从东汉经学向西汉经学转变的重要标志,几乎与常州及其他地区的今文经学同时出现。(104)

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完成了对梅赜“发现”的伪《古文尚书》的辨伪工作。段玉裁根据他从1788~1791年的研究,纠正了王、江著作出现的武断之处,以及对《尚书》章节所作的错误修订(105) 。他细心研究了两家对《尚书》今古文章节原貌考辨的差异,断言《尚书》原有古文、今文两派。他认为,经修订的《古文尚书》更为可信,因为它更近乎古代。《古文尚书》真本是在孔子故居发现的,但后来佚失了。

孙星衍读到段玉裁的有关论述后,认识到其价值。他效法段玉裁的研究方法,有系统地搜集宋以前《尚书》注疏原本的佚篇,探索今、古文《尚书》的差异,这种差异从唐代就被混淆了,直到段玉裁才发现他们代表汉以来残存的不同文本传统。孙星衍承认他的成果是在江声、王鸣盛、段玉裁的基础上取得的。他自己即藏有梅、阎若璩、惠栋、胡渭、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的著作。

1794~1815年,孙星衍深入研究了两汉《尚书》学的有关成果。他把18世纪的《古文尚书》研究发展到新的高度。尽管孙星衍及其《尚书》研究追随者认定现存《古文尚书》25篇属后人伪作。但他们坚持认为早已佚失的《古文尚书》16篇则是真的,这一观点同样马上成为新的争论焦点。(106)

18世纪末期,学者开始回到讨论的起点,集中探讨西汉经学,视为经学研究更好的立论依据。陈寿祺(1771~1834)首先强调《尚书》可信的今文部分的重要性。他于1800年前后著成《尚书大传定本》,试图恢复对《尚书》今文经的旧注《尚书大传》的原貌,该书与西汉伏生传本《尚书》有联系。后来,其子陈乔枞(1809~1869)著《今文尚书遗说考》,他在书中除校订《今文尚书》外,还辑入了前代学者许多考证论述。(107)

1829年,刘逢禄著《尚书今古文集解》,他把段玉裁、孙星衍的研究推向极致,还提出了新的重要的分析框架。他受外祖父庄存与的影响,开始强调《今文尚书》的可信度,以取代段、孙等学者墨守《古文尚书》的风气。这样,对《尚书》的考证性论辩即将产生出早期学者未曾预料到的政治观点(详参第一章)。今文经学家只要为论证他们的观点找到充分的小学依据,就能运用今文经说迈开阐发儒家经典包括的政治、社会思想的第一步。董仲舒的社会变革观、何休(129~182)对孔子“三世说”的富有变革意识的解释,现在因有了坚实的考据依据,而重新受到推崇。(108)

刘逢禄仍承认《古文尚书》16篇的真实性,但是他为其他学者敞开跨越的大门。刘的学生魏源首先利用原本《尚书》今、古文之间存在的广泛分歧,这一分歧最初为阎若璩及其他研究《古文尚书》的学者所发现。他放弃乃师推重的东汉何休的经说,转向《公羊传》。此后,他又转向董仲舒的名著《春秋繁露》。该书没有系统阐发今文经学,董仲舒写此书的意图是阐述较为紧迫的政治、社会问题,以此为君权提供儒家有说服力的论证。(109) 魏源的研究直接转向西汉今文经学,这一学派曾在公元前2世纪经董仲舒的提倡成为官方正统学说。支离破碎的汉学体系开始解体了。

1855年,魏源完成《书古微》,进一步推动了《尚书》真伪之辨的深入开展。他在书中不仅认为西晋进献的《古文尚书》如阎若璩、惠栋所指证的属伪造,甚至连东汉古文经学家郑玄提及的孔子故宅发现的早期抄本也是伪作。(110) 邵懿辰(1810~1861)参与了这场持续不断的争论,他在自己的经学论著中谴责刘歆(公元前45~公元23)伪造《古文尚书》16篇,还指责他伪造《仪礼》39篇。1860年前后,邵懿辰完成《尚书通义》一书。在书中坚持认为通行本《古文尚书》是原作,并非后人伪造,但是,《古文尚书》伪造说早为阎、惠二人证实,并得到多数考据学者的认可;邵氏的论证缺乏说服力。不过,他的观点表明,甚至连伪《古文尚书》的支持者现在也怀疑刘歆在早期《古文尚书》16篇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111)

伪《古文尚书》出现于公元4世纪,它很可能是由东汉、魏、西晋学者如王肃、皇甫谧、梅赜等伪造。但是,由于批评西汉《古文尚书》16篇之风高涨,而刘歆因为在西汉、东汉之际和王莽共同策划了反今文经学运动,所以,与其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他在情理上更易为人看作《古文尚书》的伪造者。邵懿辰的看法与刘逢禄对《左传》的分析惊人地吻合。刘逢禄指责刘歆抄袭《国语》,伪造《左传》,并无耻地把它定为《春秋》权威注释。据他分析,刘歆可能是把《公羊传》排斥于官学之外,并以伪造的古文经取而代之的策划者。

18、19世纪,学术界就《诗经》毛传,及其与汉初其他三家诗说的关系等问题,掀起类似的争论。王肃与东汉出现的《孔子家语》的关系同样成为争论的焦点。魏源著《诗古微》直接攻击《诗经》毛传及大小序。(112) 他试图证明诗大小序纯属后人伪造。他主张,《毛诗》即使非后人伪造,成书时间也很晚,因而不如齐、鲁、韩三家诗说可信。

19世纪末,廖平(1852~1932)、康有为把这场争论推向新阶段,他们主张,古文经学传统纯属那些歪曲孔子进化学说的保守势力蓄意制造的骗局。他们的结论部分是以大量系统的考据成果为依据的。17、18世纪《尚书》研究最终引发出19世纪对儒家正统学说的大规模攻击。(113)

三、 文字学研究

对中国文字学历史的探索,同江南地区的《尚书》研究一样,也是一个累积过程。清代学者根据从汉、唐音韵学论著中找到的依据,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建立于一个坚实客观的基础上,因而超过了他们视为错谬百出的宋代古文字学研究。汉代许慎完成了第一部系统研究古代文字的专著《说文解字》,于公元121年把此书进献朝廷。他在书中把9353字归纳为530个部首,这种编排方式被后人效法,成为多数中国词典字汇编排的基础。(www.xing528.com)

许慎不仅注明每个汉字的古体字读音,还特别注明了占汉字总数80%(114) 的形声字的语音成分。《说文》阐述了构成中国文字的六书原理,即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从汉末到北宋,许慎的著作一直是公认的文字学和训诂学权威著作。

汉代郑玄发现了古今音韵的差别,古音学延续下来。但是,唐代以后,许多学者已无法解释《诗经》及其他经典中的韵文不再按原有格式押韵的现象。他们开始修改字句调整音节,重新使之押韵。学者们不顾及文献原貌,也不管某些字音已发生变化,只根据押韵与否就武断地删改经典。(115)

两汉以降,在梵文佛经的汉译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运用异域名称标注汉字语音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字分为若干音节,每一个音节由一个汉字代表。后来,每个汉字的音节又被划分为两部分进行拼音,元音、辅音分别用两个字代表,这种拼音方式就是著名的“反切”,它成为详细考察唐代音韵的依据。

陆法言(约公元600年)应用这一拼音法则,编著了《切韵》,(116) 该书运用反切方法列举出每一汉字的发音。后来,陆德明于公元7世纪著成的小学著作《经典释文》,收集了汉魏六朝230多种经说的各种音注资料。他用反切法标注每个字的发音,该书收录了14部经典的音韵资料。陆德明承认古今字音存在差异。

陈彭年(961~1017)校订、扩充陆法言的韵书,著成《广韵》。它是宋代著名韵书,按四声排列,收录了26294个字。每一声部所收各字又按韵或同声字分类,每一个字均注明反切发音和字义。陈的《广韵》因保存了公元6世纪的某些音韵材料而受到清代语言学家的欣赏。

王安石著名的《字说》曾以官方儒学经典的面貌出现,因此,对两宋音韵训诂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也追溯过文字的原初形体,但几乎把所有文字都归纳为会意字。他认为“会意”是构成文字的原则,分析文字的关键。他声称许慎阐发的字形渊源是武断的,对理解字义是多余的。他还声言,只要通过分析字形的复杂结构,弄清字形每一要素的意义,就能确定字义。(117)

王安石对汉字结构非历史性的阐释主要是根据个人臆断和字本身的结构推断出来的。他的观点显然背弃了许慎的传统方法,也即以对文字音、形、义历史的探讨为基础研究文字。宋代学者还未认识到汉字字音的价值,经常曲解文字结构,来解释文字起源,但他们的解释似是而非(如同许多仍在这样作的学者)。(118) 早期语言学者对语源的精确分析是建立在历史依据基础上的,不过,这种方法受到了人们的忽略。但是,一些反对因形求义,主张因音求义的学者认识到王安石小学训诂方法的局限性。例如,郑樵在《通志六书略》中分析了24235个汉字,发现90%属形声字,7%是会意字,3%是象形字。(119)

中国诗学对押韵的严格要求重新引发出音韵学研究热。12世纪,朱熹及其门生强调“叶韵说”,修订《诗经》中韵语不协的诗句读音。朱熹的“叶韵说”部分出自其前辈吴域重建古音的学说。但11世纪的吴域在《韵补》一书中主张,恢复古音,不能以随意修改字的读音为代价。他把古韵分为九部,为古音韵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明代,郑庠、杨慎在吴域的基础上(此处疑有误,郑庠为宋代学者——译者按)对古音学作了进一步研究。杨慎沿用吴域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为古韵分部,以及考察它们的时代演变的方法重构先秦的古音系统。1616年,陈第《毛诗古音考》刊行问世,这是古音韵研究出现的重大突破。(120)

陈第系统排列比较《诗经》中押韵字,相当精确地考定了数百个字的古音。他的研究得到焦竑的帮助,焦竑鼓励他研治《诗经》,重构古音。他列举能从《诗经》找到的所有例证,然后从其他写作时间相同或稍后的材料中寻找辅助证据进行补充论证,以此复原古音原貌及古代用韵的规律。他称《诗经》中的有关材料为“本证”,其他书中的补充材料为“旁证”。(121) 他运用严格的历史方法论,在讨论每一字古音时,尽量搜集能找到的所有证据,以此证明它们代表的古音。

焦竑似乎接触过利玛窦(1552~1610)翻译的拉丁文法著作。陈第小学研究似乎受过西方影响,这反映出焦竑与西方文化的联系。陈第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认识到,可以用拉丁字母记录汉语语音。刘献廷受到耶稣会士传入的科学成就的影响,也认识到拉丁字母具有拼写汉语字音的价值,以及梵文对研究小学的重大意义。四库馆臣指出,利玛窦把拉丁字母传入中国后,戴震认为它最初是从中国语音系统剽窃的,他坚持主张,各种天文历算学说都起源于中国(详参第二章),拉丁文也不例外。四库馆臣不赞成戴震的主张,并指出,他不知道语言学在“西域”也是一门独立学科。

应当指出,反切拼音法不能准确地记录汉语发音。它只能注明同音字群的古音读法,而不能反映他们在特定时代的发音。要绝对准确地复原语音是不可能的,但是,运用字母可以更精确地注明语音。一个字母最终将限制各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还不清楚有多少清代学者对拼音文字的认知程度已达到这个层次。吴域、陈第的小学研究给顾炎武、江永等清代学者以重大的启示,它表明,唐宋时期流行的所谓“叶韵说”,只不过为删改古籍文字提供了借口。陈第研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证明,只有通过精密的分析和考证,才能复原古音系统。宋代学者文字学研究的牵强附会之作多半是缺乏严格方法论的产物。清代学者意识到,当代音韵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是自觉运用精密研究方法的结果。现在,考据学家们发现,(122) 可以根据不同类型的材料研究语音现象。(123)

顾炎武痛心地发现,“叶韵说”不仅导致古音湮没,还因武断改字,损害了古籍的本来面目。他在《韵补正》和《音学五书》两部著作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古音,主动填补了吴域、陈第遗留的空白。他为深化对《诗经》古音的考察,还从其他经典搜集古音材料作为论证《诗经》古音系统的补充证据。他分古韵为十部。四库馆臣综述顾炎武古音学成就后指出,他的建树有助于为古音学研究“发其旨”并提供亟需的“定论”。(124)

17世纪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字音是形成字义的关键因素。清代小学家摒弃了王安石及其他宋代语言学者在字书中提出的种种臆见,一致认为,“会意”在中国文字形成中的作用是有限的。绝大多数汉字是形声字而非指事字。他们对“假借字”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此还原古音,更重要的是,通过研究古音解释古字字义。

当时,古文字研究已陷入死胡同,只有研究古文字的音韵,才能使之摆脱困境。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指出:只有那些字音相近,字义或异的单音节字使用假借原理,每个字可以用一个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代替。一个字用“意符”表示字义,这一原理导致发明如许慎编制的那样重大的、(125) 具有决定意义的汉字部首目录,形声字由“声符”、“义符”两部分组成。

秦汉时代的多数汉字属形声字,周代则通行假借字,形声字极少。由于缺乏意符或只有极不规则的意符,就需要借字。所以,只要复原古音,就可还原古义,因此,古音学成为清代小学研究的重点。音韵学也成为“复古”的主要媒介。

清代考据学者对语音在复杂字形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步提出了一套更加精致的观点。学者们通过引进“右文说”,也即一种根据汉字音符即可推测读音的粗糙学说,已能证明汉字声符可为推测其意义提供某些线索,但其方式不同于王安石的文字学说。(126)

18世纪,江永和顾炎武对小学的认识出现了分歧,他细致考察了《诗经》中的300多条韵语,细心比较自己的发现和周秦通行的语音。他还重视收集时代较晚的语音及用韵例证,在广泛网罗可信的周秦语音资料的基础上,把顾炎武划分的10个韵部扩大为13部。四库馆臣认为,江永的音学成就在于他对古音学“条理”分析得更趋细密。(127)

江永在分析四声与古音的关系时,十分重视顾炎武提出的孔子是根据当时方言整理《周易》的观点。他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音调和语音的演变除受个别区域差异的制约外,还受时代变迁的影响。他历史地考察语音的变化,(128) 修订了顾炎武对语音变化过于僵化的看法。他认为古代文字,也即音符和意符的数量有限,而要表达说明的现象是无限的。他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认为字必有音,但许多古音没有相应的文字,这种情况在古代十分普遍,于是,少数人运用假借字方法讲述一种富有变革精神、生气勃勃的口语,口语产生于渊源于古音的书面文字。江永强调口语优先性的主张,解释了古代象形、指事字极其稀少的原因。这种现象在中古梵文以及近代欧洲文字的中译中也能找到(如把Europe音译为“欧罗马”)。(129) 　

江永吸收了顾炎武的许多研究成果,但放弃他研治音韵的基本宗旨。顾炎武把语言看作道德、社会、政治工具,认为只要恢复古代圣王采用的古代语言,即可恢复古代的理想社会和制度。而江永指出,尽管他和顾炎武对复原古音作出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完全复兴古典语言是不可能的。江永的历史主义分析视角阻止他接受顾炎武视语言为复古工具的思想主张。他切断了经典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派生的联系。(130)

18世纪的深入探讨使小学成为一门精密学科。段玉裁运用《说文》对古韵做了更精密的分部,把江永的13部扩充至17部。戴震的弟子孔广森以及刘逢禄各自独立地把古韵分为18部和26部。古韵的分部日趋精密。

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但在戴震研治音韵学时,他自己已发表了一系列音韵学论著。戴震在致段玉裁的一封著名信件中,批评了段玉裁把古韵分为17部的作法,解释了自己把古韵先后分为20及24部的原因。他回顾了顾炎武、江永的古音研究,建议段玉裁注意方法论。他认为自己和段玉裁的研究只是提高了古音研究的精密度。他说:(131)

顾氏于古音有草创之功,江君与足下,皆因而加密。(132)

对古声母及其历史变化的研究也出现了近似的发展势头。戴震、钱大昕都在古声母研究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木下铁矢最近指出,戴震虽然在古音学领域作出重要贡献,但他并不专治古音本身,还重视对古今语音基础——声类的研究。他认识到古今语音的惊人相似之处,摒弃了顾炎武、陈第把古今语音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他不仅确定古今声韵界线,还运用经典韵语探讨语言,并达到较高的语言学水平。他认为,古今语音虽然存在变化,但声母系列仍有明显的连续性,他把这一现象归因于人类声音的“自然之节限”,认为这是一种古今语音都受其限制的“节限”。

18世纪末期,小学研究从几乎一边倒的古韵母研究转向探索声母与语音的关系。语音产生的特性成为研究对象。钱大昕对辅音的研究就是要讨论这一问题。他提出的“古无轻唇音说”把戴震的有关研究发展到一个崭新而深刻的高度。(133)

中国的小学研究与古韵学关系密切,所以,多数学者努力复原古代韵母系统。钱大昕及其他18世纪末期学者在古声母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表明,早在高本汉于本世纪早期对古汉语声母研究做出开拓性成就之前,清代学者已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我们存在着轻视中国语言研究取得的系统发展的危险性。如同西方一样,中国语言学历史呈现出与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论发展有趣的相似之处。(134) 语言学的发展,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并不完全是西方学者的功劳。清代学者奠定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我们在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中,仍可看到清代小学影响的痕迹。(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