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书信和会晤的重要性

清代学者生活在一个主要依赖赞助的学术环境中,时常会参与一些需集体努力相互协作的计划,他们的基本合作形式是在17世纪的《明史》、《大清一统志》等计划以及持续到18世纪的各种文化工程中开始形成的,这些文化工程主要依靠官方或半官方赞助维持运转(详参第三章)。(76) 《四库全书》是规模最庞大的学术工程,它需要不同学科的专家协调一致共同合作。它为建立一种有助于资料交换及相应成果发表的学术与社会交流机制树立了榜样。藏书家和学者们投入到这样一个图书整理工程,完成了一部前现代社会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丛书和目录。

朝廷修书和地方官员幕友的著书活动要求众多考据学者同力协作,(77) 此外,私人学者也常招聘专家协助他们著书立说。秦蕙田即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同行关系网,他的巨著《五礼通考》的许多篇幅都得力于钱大昕、王鸣盛的帮助。1754年,戴震首次进京,钱大昕极赏识戴震的天算才华,向秦蕙田推荐戴震,请他协助处理礼书中有关天文算学的难题。秦蕙田立即接见了戴震,征询他对许多问题的意见。秦蕙田在自己著作中几乎一字不遗地收录了戴震早年撰写的一篇数学论著。(78)

孙星衍经常聘请校勘学者,他得力于好友及同行如顾广圻(1776~1835)、严可均(1762~1893)等人的帮助。顾、严二人都是金石专家。苏州藏书家孙宗濂(约1680~1749)曾阐述过通力协作对图书校勘的重要性。他指出:

若古人有弗可考究,无从改正者,今人亦当多方请教博学君子……讲求讨论,寻绎旧文,方有可成,否则,终有不到之处。(79)

除官方赞助及半官方的修书计划外,私人通信会晤对17、18世纪个人之间的资料交流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卢文弨曾向袁枚(1716~1798)借书,袁枚极为高兴,曾写了一首诗:

(80) 他人借书借而已,君来借书我辄喜。

一书借去十日归,缺者补全乱者理。

君言检书性所嗜,精比扬金细择米。

获一义胜真珠船,剖一疑如桶脱底。(81)

一、 尚书古文真伪之争

《尚书》古文真伪之争是研究清代考据学者学术交流方式的重要范例。会晤和通信在17世纪这场学术争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场争论持续到18世纪。阎若璩、毛奇龄是这场争论的主角,他们通过私人通信和会晤渠道,引起当时许多著名学者的注意。阎、毛彼此交换有关看法,毛给阎的两封信保存至今。

1693年,毛奇龄收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复本后,在回信中批评阎若璩的观点。他说:“昨承示《尚书》疏证一书,此不过惑前人之说,误以《尚书》为伪耳。”毛奇龄在论及《大禹漠》“人心道心”一章的关键问题时,向阎若璩推断其出于《荀子》的论证提出挑战:“且人心道心虽《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经文,不是经文引《荀子》。”他还认为,《荀子》引用的道心说可以追溯到《周易》成书前编著的古籍,它是“以开三皇五帝之书也”。他指责阎若璩攻击《尚书》古文是“冒犯圣经”。(82)

1699年底,毛奇龄向阎若璩寄赠新近完成的《古文尚书冤词》,他在附信中写道,经过审慎分析,他认为《尚书》全部是可信的。他和李塨(83) 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当时,李塨在师从颜元(1635~1704)之后,又南下向他问学。毛奇龄择要介绍了自己的主要论点,并指出:“况潜邱之学,万万胜予,亦必不敢谓能胜六经”。(84) (www.xing528.com)

李塨、姚际恒都从毛奇龄进行学术研究,姚际恒尽管和毛奇龄及其兄万龄关系密切,但认为《尚书》古文是赝品。1693年,他通过毛奇龄的介绍拜见阎若璩,讨论这一课题。阎若璩把姚际恒的一些见解收入《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阎发现姚际恒研究路数与自己极为相似,也利用《国语》、《左传》探讨《尚书》古文作伪者的取材来源。他早在《疏证》一书中就引用过姚际恒的观点(《尚书》古文部分及传都出自一人之手),姚嘲笑有些人只怀疑孔安国传的真实性,而不问经文本身的真伪与否。阎若璩利用毛奇龄友人的观点来加强自己论证的力量,与他对抗。(85)

另一方面,李塨为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作序,在序中李塨介绍了毛奇龄如何回复自己对《尚书》古文部分的疑点。1699年末,李塨于北上途中在淮安逗留,拜见阎若璩,和他讨论《尚书》古文真伪之争。1700年,李塨致函毛奇龄,说明他自己已把毛有关《尚书》的最新研究成果转告阎若璩,他还说,阎若璩称毛奇龄的目的是想否定《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建树。(86)

当时,毛奇龄还给浙东学派的创始者黄宗羲写信,他是该学派的一员。他在信中讨论了他人强加古文《尚书》之上的所谓不实诬蔑之词,并以委婉的口气(对他极为难得)写道:“闻足下向亦曾指之为伪,不知别有考据耶?”(87) 当时,毛奇龄对黄宗羲有关孔安国《尚书传》属后人伪造的观点提出质疑。这场争论是因孔安国卒年及巫蛊之乱发生时间记载混乱而引发的,后者妨碍西汉朝廷接受《古文尚书》。

阎若璩在《疏证》一书中,通过对史书时间记载矛盾的考订,断定孔安国未曾经历巫蛊之变,黄宗羲只是想对此作进一步的补充。但毛奇龄却对此提出质疑。毛奇龄致黄宗羲的信件实际上仍是批评阎若璩的观点。他从两方面发难,其一,“大序伪,非《尚书》伪矣”。其二,毛奇龄对阎若璩的主要立论依据——司马迁《史记》的可信度提出批评。阎则以司马迁的孔安国早卒观点为依据。毛奇龄认为,《史记》纪年错讹甚多,阎氏焉能以此作论证的依据。最后,毛请黄宗羲谨慎对待他信中提出的观点,因为它们是“确求实据”得来的。他试图用考据标准把黄宗羲拉到自己一边。(88)

阎若璩与另一位浙东学派的杰出成员万斯同(1638~1702)大约也在此时讨论过《尚书》真伪问题。他们的争论与会晤是这场极有趣的论证、反驳、再论证、再反驳的反复争论的一部分。这一系列争吵邂逅揭示出严谨的研究风格,以及对当时学术争论焦点的许多细节的关注。毛奇龄和阎若璩作为古文《尚书》争论的对立面,都力图以考证标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在会晤讨论这一问题后,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在他们结论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方法、话语的一致性。17世纪《尚书》真伪之争的范例将在下面讨论的18世纪兴起的主要学术争论中重演。(89)

二、 书札往来在考据研究中的作用(90)

倪德卫指出,18世纪,中国学者的书信得到广泛传播、传抄,最终刊行出版。奥泽·瓦莱(Arthur Waley)认为,18世纪还没有学术期刊。学术同行之间的书信交流弥补了这一缺憾,袁枚等许多学者把书信当作一种进行某些不宜以专著或论文形式发表的临时性研究的方式。后来,人们把学术信件收集起来,或编入作者的文集,或单独成集出版。(91)

章学诚与许多同行有通信往来,他和邵晋涵的通信主要讨论历史编纂学和目录学问题。一个学者把给仍健在同行的书信,在未得到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出版传播,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不过,洪亮吉刊行了1797年他致章学诚的一封信件,章学诚对此非常恼火,因为洪亮吉在信中批评章学诚对方志史学价值的看法。后来,章于当年致信孙星衍,对他的观点提出批评。他还把这封信的副本转致姚鼐,他显然是希望姚鼐在其南京的社交圈中散发这封信件。

当时,各种信件文稿常为朋友传抄,甚至交给他人阅读、讨论。章学诚采用这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都以这种形式发表自己的书信。许多学者借助这种方式可以得到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泛注意。许多资深学者通过书信交换的方式,如梁启超所言,开始和需要解答疑难的学术新秀建立联系,与此同时,这些新秀也附带呈上他们的新作。章学诚在这方面也具有代表性。他在1772年致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者钱大昕的信中提及自己的《文史通义》。1776年,章学诚首次结识18世纪学术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戴震,此后,他多次与戴震晤面。刘台拱(1751~1805)也有近乎章学诚的学术经历,(92) 他生前虽然未出过学术专著,但和204位著名学者(如阮元、臧庸、段玉裁)经常通信,交换对经学研究的看法,对当时的许多知名学者产生了影响。

钱大昕向以著述卷帙浩瀚、内容宏博著称,他常以通信方式委婉地指出同行、朋友出现的学术失误。1754年,他在北京见到戴震后,给他写信,婉转地指出在他历算论著中发现的错误,其他学者极少敢这样纠正戴震的学术失误。此外,钱大昕还致函段玉裁,言辞恳切地指出段玉裁《今文尚书考证》中出现的失误。而其他学者也常以这种方式和钱大昕通信,经常提供他进一步研究所需的资料和信息。

我们引述的最后一个事例是卢文弨。他因专精校勘而成为考证学者(详参第二章)。在他通信交往的朋友中有汪中、王念孙、周永年(1730~1791)。他在信中常和他们交流资料、阐明自己对许多文献考证问题的学术观点,确立校勘学从整体上为考据学服务的方式。他认为,校勘学是一种集体性事业,能以深入校订为基础提供更为可信的文献版本。他在信中讨论的许多技术性问题显示出相当的学术造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达到这样的学术造诣,就须精通典籍及其注疏和使用的考据方法。(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