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话语中资料运用技巧|从《从理学到朴学》学习

清代考据学者严格审核史料,有时甚至进行量化分析。他们凭借这些系统收集的史料,把考证方法和资料的收集、整理融为一体。据梁启超估计,钱大昕为重新解释古代典籍中的轻唇音语言现象,竟收集了上百条证据。他以这些材料系统分析了古代音韵的变化。清代《尚书》古文经的研究也同样显示出详证博考的学术特色。(18)

一、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研究

17世纪的文献考证学者尽管对历法及有关的数学知识仍知之不多,但严谨、系统地运用史料已蔚然成风。例如,阎若璩在探讨《古文尚书》真伪的众多问题时,曾运用有关的年代学和统计材料论证自己的观点。他首次对伪《古文尚书》25篇篇名和郑玄等汉代经学家提到的《古文尚书》16篇篇名做了精心比较,这16篇业已散失。他逐次排列《古文尚书》诸本25篇和16篇篇名目录,发现了孔颖达(547~648)《正义》的许多错误、矛盾之处。(19)

他还采用严密的年代学方法,推断孔安国(公元前156~74?)的生卒年及其向朝廷进献古文尚书的日期。据《史记》记载,孔安国于武帝(公元前140~87)末年校勘古文《尚书》。(20) 阎若璩首次发现鲁恭王(公元前154~127)继位后,决定扩建王宫,因此发现了藏在孔子旧宅中的古文《尚书》。所以,据阎本人推算,从古文《尚书》在鲁壁重新发现到孔安国(21) 献给朝廷历时60多年,而这时孔安国年近古稀,但据《孔子世家》记载,孔安国早年去世。他认为这一记载尤为奇怪,并认为古文《尚书》进献朝廷时,一定存在许多错讹之处,这就难怪吴域、朱子、吴澄因后出的古文《尚书》25篇文从字顺、明白晓畅的文风而对之产生怀疑。(22)

后来,阎若璩在《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孔安国的生卒年问题。他接受了西汉司马迁提出的孔安国早逝的说法。司马迁认识孔安国,孔安国于公元前126年任博士。《汉书》根据《尚书》孔安国序推断他在公元前97年之后向朝廷进献古文《尚书》。这次献书受到公元前92~91年间巫蛊之乱的干扰。据阎若璩推算,孔安国任博士到巫蛊之难共计三十五、六年。他估计孔安国任博士时,至少已20岁,这就意味孔安国在55岁向朝廷进献古文《尚书》。既如此,《史记》岂能说孔安国早卒,因为四、五十岁亡故不能称为早卒。假如《史记》记载可靠,就不应怀疑司马迁的观点,孔安国不可能活到后人记载的亲自向朝廷进献古文《尚书》之时。(23)

阎若璩认为,要解释这一矛盾,只能推断向朝廷进献尚书古文的是孔安国家属,而非其本人。根据这一推断,就可以确定那些令人怀疑的所谓孔安国所著的《尚书序》肯定是赝品,因为,《古文尚书》若非他本人进献,他也不会为《尚书》做序。孔安国生前不大可能看到进献《尚书》之事。这样,就解决了《尚书》古文经的一大疑案。(24)

在《尚书》阐发的许多观点、思想中,《大禹谟》提出的“道心”、“人心”之别受到宋明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朱子、王阳明二人都利用这一材料,(25) 为他们对“理”的不同阐释以及正统理学寻找经典根据。理学力图寻求经典依据论证他们的哲学观点。因此,儒家学者必须重新讨论他们利用经典的真实性。许多人认为,《大禹谟》是古文《尚书》中的一篇,可能是后出的赝品,它所阐发的观点自然也是靠不住的。阎若璩重新研究前代留下的课题,运用近乎计量分析的方法,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课题。

阎若璩首先发现,“大禹谟”中著名的“人心道心”章是根据《荀子》引用的道经材料拼凑起来的,而后他进一步论证“道心”一章不属《尚书》的根据(详参第三章及下列章节)。阎氏列举出《荀子》引自《尚书》的每一条材料,他发现,在《荀子》引证的16条材料中,12条注明引自《尚书》,3条注明引自《尚书》的某一章节,1条引自《尚书传》。阎氏断言:

《荀子》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危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26)

梅赜向西晋朝廷进献的《古文尚书》,收录了《左传》引用的全部《尚书》片断,这一现象使人疑惑不解,阎若璩动用年代学方法对此进行了分析。郑玄把《左传》收录的《尚书》片断称之为佚书。阎若璩以《左传》为标准,统计了《左传》引用的《诗经》有关诗句及佚诗的次数,又用它们和《左传》(27) 引用的《今文尚书》及郑玄所谓的“佚书”相互比较。(28)

阎若璩发现,《左传》引用诗经178次,引佚诗仅11次;引用《尚书》25次,“佚书”43次。它引用“佚书”的次数几乎是现存《尚书》的两倍,是佚诗的4倍。东汉郑玄早已指出,这些材料早已散佚,既然郑玄都未看到,那么,梅赜怎么会找到一部收录这些材料的《尚书》呢?他根据史料断言,作伪者曾从《左传》收集作伪素材,所以才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29)

阎若璩的研究及其得出的结论仍有许多漏洞。学者们认识到,考证方法既然可以解决诸如《尚书》古文真伪之类的复杂课题,就说明它同样可以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文献考证课题。18世纪中期,汉学开创者惠栋进一步研究了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他及其门弟子逐步完善了阎若璩的《尚书》研究成果。

二、 数学、天文学和考古学

约翰·韩德森研究了对史料的系统整理与另一门显学的关系,他指出,梅文鼎在17世纪重新协调自然哲学与数学研究时,已把“理”归纳为借助数学推演即可把握的实体,并因此改变了“理”的内涵,不再把它看作是宋明理学神秘性的“教条”。在清代从象数学向数学科学转变中,数学在儒学话语中(30) 的运用出现根本性变化。梅文鼎认为数学是对收集数字材料的演绎过程,它可被用来研究“理”的内涵。(31)

王锡阐(1628~1682)等著名精通天文学的儒学家同样强调可信资料的收集整理对“理”的实证性分析的重要性。席文令人信服地指出,到1700年,中国天文学的主要难题及其解决方法已基本形成。中国学者开始运用几何模式解决天算问题,这种方法相对于前代对代数运算的重视而言,更重视几何、三角。(32) 清代数学家逐步放弃纯数理逻辑的探索。18世纪,焦循在易学研究中卓然自立。其主要贡献是运用数学法则解释经典义理。他比较过数学和小学,接受了梅文鼎“理”可经定量分析的观点。他从对历算研究中相信,文献考证将不断发展,日趋精密。(33)

焦循精通中西天文运算,他完全赞同自己的赞助者阮元的见解,也认为数学是研究实学的关键性学科之一。他准备深入研究中国早期数学,还协助钱大昕弟子李锐发掘宋元代数学遗产。他发现运算逻辑是《周易》数理逻辑的核心内容,它包括严密的可以发现学习的数学规则,因此,他试图剥去《周易》研究的神秘色彩。他指出:

非明九数之齐同比例,不足以知卦画之行;非明六书之假借转注,不足以知彖辞、爻辞、十翼之义……不足以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道。

阮元沿着同样的思路区分了邵雍(1011~1077)的象数学和数学的差异。据阮元记载,焦循已能按数学法则排列《易经》(34) 的64卦、384爻。(35)

戴震把其精湛的小学考证和对数学天文的研究融为一体,他认识到,没有精湛的数学造诣,就不可能理解六经中与天文、工艺、历法有关的章节。他在考证《周礼·考工记》的著述中指出,没有受过数学训练的学者将难以理解经典记录的古代实用工程技术。他的这一主张受到钱大昕等18世纪研究历法算学的考据学者的支持。(36)

戴震运用数学方法计算测定复原《考工记》提到的古代礼器铜钟的形状尺寸。他在有关著述中根据计算,设计出钟原形示意图。他的设想以文献实物为依据,相当准确。乾隆年间,江西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与之基本吻合,就证实了这一点。臧庸也试图复原古钟原貌,但因只参考郑玄过于陈旧的描写,准确度大为降低。臧庸的图表同戴震一样,只是重建古代名物的解释性说明。程瑶田(1725~1814)细心研读戴震、臧庸的图表,试图根据自己的研究,复原戴震、臧庸研究过的钟原形。他还打算根据考古和技术材料复原各种古代音乐器具。近滕光男指出,程瑶田的设想是运用文献及数学知识复古的尝试。

1788年,阮元在自己第一部出版的著作——《考工记车制图解》中,重构了古代车制。他更正了戴震对古代车制研究的某些不足,并声言,任何人只要根据他的引导,就能复制出古代车辆。考古研究已被纳(37) 入儒家实证研究,成为其组成部分。(38)

戴震、钱大昕运用数学方法和古代遗物释读古典文献,从而为累积性学科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该学科到19、20世纪,因使用金石学、考古学(39) 方法释读甲骨而取得突破,发展至顶点。戴震、臧庸、程瑶田复原古代铜钟的尝试证明,考证学开始把注意力从小学转向古代文物,认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此后,不是西方训练出来的学者,而是精通文字、金石考证的儒家学者首先认识到甲骨文的重要性(详参第六章)。(40)

席文如前所引的精湛论述证明,耶稣会士对中国天文历算研究的影响,以及与清代从理学向考据学转变关系之密切,业已超出迄今认识的范围。我们看到,文献考证方法与对传统及西方天算研究成果的应用显然是相互影响的。诚如席文所言:天文学如理学家所言,与小学携手前进,扩大了小学的声势,对它的发展起了明显的促进作用。(41)

三、 考据研究中资料利用与引证

考据学者力求经、史及其他著作的最佳版本,这促使他们广引各种材料证明自己的文献依据。顾炎武首先把方志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之中,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他在为自己的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所作的序言中指出:

(余)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凡一千余部。(42)

此外,18世纪的钱大昕效仿顾炎武,把诗歌作为传记资料的来源之一。根据近滕光男的分析,清代儒学对诗歌的认识开始出现意义深远的变化,后来,他们只重视学术研究,轻视诗文写作。例如,钱大昕相对诗名而言,更珍视汉学家的声名。章学诚在他的著作中只把文字吟咏视为传记材料的主要来源,这反映了18世纪尊崇学术轻视文学的走向。倪德卫(43) 指出,章学诚认为文集是研究个人历史的史料依据。(44)

史料的引证、考辨也是考据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江南学者的各种著述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明确认识,即高度重视对引证文献的严格核校。村山吉在分析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时指出,姚际恒引证了50余种不同材料,其中多数可追溯到前代著名的文献考证学者,他对许多文献真伪的考证除依据宋代目录学成果外(引证38次),还引证了宋濂(1310~1381)(引证6次)、胡应麟(引证10次)的著作。姚际恒引用来源不同的材料,明确指出资料引证是学术话语的关键因素。(45)

阎若璩有关《尚书》的考证同样也显示出知识主义学风对他研究产生的全面深入的影响,展示了他对前代学术遗产的继承。阎若璩不仅凭引用的材料驳斥他反对的观点,还以此着意说明自己的立论依据。他吸收并详细讨论了前代学者关于古文尚书的研究成果。他在《尚书》最后一卷博引前代研究成果,分析了它们与《疏证》近似之处,指出了历代考证《尚书》真伪著述的优劣之处。(46)

18世纪末期,四库馆臣根据前代学者对阎若璩《尚书》辨伪的学术影响确信,他的《尚书古文疏证》是长期不断的《尚书》研究的最后终结。

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晋魏以来,绝无师说。故左氏所引,杜预皆注曰“逸书”。东晋之初,其书始出,乃增多为二十五篇。初,犹与今文并立,自陆德明据以作《释文》,孔颍达据以作《正义》,(47) 与伏生二十九篇混合为一。唐以来虽疑经惑古如刘知己之流,亦以《尚书》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伪。自吴域始有异议,朱子亦稍稍疑之。吴澄诸人本朱子之说,相继扶摘,其伪益彰。然亦未能条分缕析,以抉其罅漏。明梅始参考诸书,证其剽剟,而见闻较狭,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毛奇龄作《古文尚书冤词》,百计相轧,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败也。(48)

不过,旁征博引并不值得过分注意,引人注目的倒是,他公开承认大量引证这一事实。(www.xing528.com)

清代考证学者对史料的引证取舍标准同样显示出反理学倾向。他们考证经典,主要运用后汉出现的研究资料。18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西汉文献。汉学家孙星衍(1753~1818)在《尚书今古文注疏》(49) 一书中首先引证《史记》、《汉书》以及郑玄等东汉经学家的著述,拒用宋人经说。钱大昕在其史料考证著作中论及前四史时,拒绝引用唐及唐以后的材料。(50)

18世纪的多数学者极为重视注明其引用材料的出处。章学诚指出,他在引用前代学者的观点补充自己的见解时,总是引用古人原话,以避剽窃之嫌。注明出处是考证学的标志之一。(51) 18世纪,不引用史料,尤其是汉以前的史料,会为人视为学识浅疏。四库馆臣指责明代类书极少注明他们收录材料的出处。明代类书的这一缺漏与宋代《太平御览》等类书注明所有材料出处的作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四库馆臣尤其批评本书第二章讨论过的明人薛应旂《四书人物考》在材料引证上的失误。

明代儒生,以时文为重;时文以四书为重,遂有此类诸书,襞积刈裂,以饰试官之耳目,斯亦经术之积弊,非惟程朱编定四书之时,不料其至此,即元延佑用四书义,明洪武定三场法,亦不料其至此者矣。

此外,四库馆臣还批评焦竑《国史经籍志》只抄撮旧目录,没有进行考证,注明所著录书籍的存佚情况。(52)

18世纪的学者尤其爱好利用精心制作的表、图补充对史料的分析、解释。运用人物表、辅助表格补充正史,使之成为更便于学术研究的工具,这是清代历史考证(详参第二章)最主要的特色之一。1748年出版的(53)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是整理春秋战国及汉代有关编年、家族谱系、地理、经济史料的楷模。他分50个专题编排表格,在每个专题表格的末尾,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存在的争议作了补充说明,该书还收录了一些地图,并简要注明图中的古今地名。

18世纪,惠栋、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1746~1809)、杭世骏(1696~1773)、全祖望(1705~1755)——汉学界代表人物——在这一研究领域留下许多重要著作,他们特别重视整理《汉书》、《后汉书》,补制了许多图表,使之便于查阅,更加准确。章学诚也有近似的看法,他认为,历史著作应收录记录地方政府政绩、组织形式及档案的图表,使之像人物表一样,便于查阅。(54)

四、 考古学和金石学

清代,金石考古材料除如前所述,被用于补充史料外,还成为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内容。在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陶文、竹木简之前,青铜器和石碑刻是中国考古学的两个主要研究对象。金石研究早在11世纪就成为专门学科。欧阳修于1061年刊行的《集古录》推动了北宋一系列金石名著的出现,它们以收集金石拓本为主。

R.U.鲁道夫指出,(55) 宋代学者对金石研究并不只是出于简单的好奇心,还包括对发现的金石拓片的鉴定,以及有关语源、年代的考释。赵明诚和他天资聪颖的妻子李清照编著了《金石录》,该书于1132年问世。书中著录两千余通金石拓本,还包括为702通碑铭所作的题记。(56)

明代对古董的热情更为高涨,但同其他领域一样,没有继承北宋时代严谨朴实的学风。明代金石家只关心藏品的形制、色泽等艺术鉴赏价值,并没有进行广泛田野考古发掘的打算,也不考释语源。明代金石学重鉴赏,轻考古的偏向,是对北宋通行的余英时称之为“知识主义”思潮的反动。

曹昭(1387~1399)的《考古要论》摆脱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是较早系统详细地论述中国艺术、考古的著作之一。该书除论述传统的书画、石、玉、铜外,还著录了陶器、漆器及外国文物。王佐以郑和(1371~1433)的远洋发现补充了曹昭著作的不足。他还开辟新领域,收录了官印、铁符、官服、宫廷建筑等新内容。(57)

清代学者摒弃了多数明代金石学者看重的艺术性鉴赏,只记录其流传及发现经过。清代的金石题跋同宋代一样,对重要庙宇、陵墓、碑石及其他研究材料都作了十分全面的记录,并注明发掘地点、常附有金石铭文的拓本。当时,金石收藏规模迅速扩大,清代著录的青铜器超过3000多种,宋代仅643种。宋代已知的金石著述仅20余种,清代类似的著作超过500种。(58)

顾炎武是开创应用金石遗物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求古录序》中写道:“(余)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他在陕西时,曾从551年(59) 镌刻的藏在山间洞穴的126方《华严经》刻石中,拓印了124份拓片。阎若璩也利用老家太原的大批古文物纠正了在经史中发现的讹误。17世纪,朱彝尊、姚际恒等学者大量收集古物、拓本充实自己的收藏。1687年,朱彝尊完成记载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的名著《日下旧闻》,他于书中列举了当时有名的古城及古遗迹。(60)

18世纪末,19世纪初,学术界对金石学的兴趣达到高潮。毕沅分别于1781、1787年主持整理陕西、河南的金石藏品,当时他在这两省任职。有两部著作收集了中国中部及西北部的金石碑刻。他是首次研究在陕西发现的砖铭的学者之一。冯登府继承他的工作,他写的《浙江砖录》收录的砖刻制作的年代有些早达公元前140年。

翁方纲也是金石学权威,1789年,他刊行名著《两汉金石志》。1764~1771年,他任两广学政,在此期间著成《粤金石略》,该书著录两广许多古今金石铭刻。钱大昕把金石运用于史学研究。他指出:

文籍传写,久而踳,唯吉金乐石,流转人间,虽千百年之后,犹能辨其点画而审其异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61)

阮元对群经的校勘,在相当程度上也仰赖于汉、唐、宋三朝残留的石经。王昶在50多年的漫游治学生涯中,像钱大昕一样,收录了上古至宋末金石铭刻1500余通。后来,他收录的汉以前的金石铭文为人重新逐条按原样翻刻制成复本,部分铭文是由不同领域的专家收集到的。段玉裁和其他学者对许慎的《说文解字》作了补充、注释。他们在许慎著作的每一条目下按编年顺序收录了从古代金石碑刻或古墓出土旧籍中抄录的古文字。(62)

东汉以来,就有把儒家六经刻于碑石的传统。乾隆继承这一传统,根据朱筠的建议,于1791年下令将十三经全部刊刻于石碑之上,而后矗立于京城国子监,这项工程于1794年竣工,它为经典的保存、传播提供了一个标准版本。(63)

五、 金石学对清代书法的冲击

17、18世纪的金石热,重新唤起了对古代书体的重视。因此,江南艺术界弥漫着崇尚古代篆刻的气氛。书法家们受金石学研究的影响,重新摹写古代金石碑刻上的篆书、隶书书体。一些被称为“碑学派”的书法家与这场运动有联系,他们开始复兴唐代以后不再流行的碑刻风格的书体。(64)

汉代书法家的主要名作多镌刻于石碑上。当时,人们出于官方或纪念的目的,把篆、隶体铭文镌刻于石碑上。至于草书体,主要是在临时性(65) 或非官方场合使用,或为审美欣赏而书写。六朝时代(221~589)艺术家开始把注意力从石刻转向书帖,也即写在丝帛或纸上的书法手迹(如私人信件等)。与碑志相对的帖学是18世纪及以前主宰书坛的代表性书体。

公元3世纪,中国完成了从篆书经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当时,王羲之集古代书法艺术风格之大成,融贯百家的书体,奠定了中国古典书法传统的基础。许多沿袭这一传统的著作都是用草书、行书或楷体书写。(66) 劳拉·莱德浩斯(Lothar Ledderhose)及沈复指出,直到18世纪,书界的主流传统才有所改变。清代以前的书法家尽管仍继续使用古代书体,但隶书、篆书显然在汉以后的多数书法创作中已让位于草书、行书、楷书。清代书法家直溯秦代碑体,旁搜两汉六朝的石刻。沈复指出,18世纪最新考古发现的广泛性、多样性及真实性使书法家们摆脱了两汉以后书法传统的束缚,回溯篆、隶书体。(67)

“碑学派”信徒以考证为根据,他们声称,其书体更接近因而也更符合古人使用的书体。唐、宋、明的篆、隶书体似乎过于精巧匀称,它在楷书在唐代正式确立并成为此后主流书体后,受到僵化的艺术风格的限制和影响。傅山(1607~1684)、王澍(1678~1739)两人首先直接回归碑体传统,为转变书风树立了榜样。18世纪,人们把王羲之确立的正统书法称为帖学。这种区分反映出正在兴起的碑学派对“帖学派”艺术观念(68) 的一系列质疑。(69)

扬州八怪同样对篆书流露出浓厚的兴趣。道济(约1641~1720)时常用篆书题写画名,常使用自己刻制的印章。金农(1687~1763)是首先复兴古代书体的书家之一。他师法古代金石,试图在纸上再现金石铭刻的韵味。书法界从当时的金石研究中吸收新的形式和灵感。与此同时,篆书和刻印也成为有成就学者应具备的技能。(70)

邓石如(1743?~1805)、包世臣(1775~1855)都是18世纪向古代书体转变的代表人物。邓、包二人潜心研究古代金石,刻意师法金石铭刻的书风。傅山、王澍提供书体改革的主张,多数书法家在自己的篆、隶创作中仍固守保守平庸的风格。而邓石如号召新一代书法家复兴秦、汉、三国(221~280)石刻书法风格。沈复认为,邓石如扫荡了早期的平庸书风。邓石如在书法风格上摆脱了早期篆书纤巧刻板风格的影响,在篆书、隶书创作中着意追求一种鲜明的反匀称风格。包世臣对古代碑体的研究后来为康有为继承发扬光大。康有为称邓石如在篆书领域的建树可与孟子对儒学的建树相媲美。邓石如书法风格对现代中日两国篆刻仍有重大影响。(71)

碑学派信徒向脱胎于王羲之书法及艺术标准的古典书法传统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质疑。1778年,人们发现一块公元405年的碑刻,阮元等目光敏锐的学者,受这一发现的启发,开始对王羲之书体及其书法传统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这块石碑和陵墓出土的4~5世纪砖刻都是以一种风格(72) 峭拔刚健的篆书书写的,这说明它与通行的王羲之建立的楷书、行书风格没有关系。

1823年,阮元撰写了两篇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开拓性贡献的论文,他认为,二王创立的书体并不代表两汉以后的书法风格,担此重任的是砖石文字。他批评二王帖学,认为他们的书法风格在不断被人临摹和伪造过程中早已受到篡改。他事实上是在运用考古材料研究中国书法的历史演变,并证明唐代以后流传的古典书法传统受到错误的引导。(73)

那些研究考古遗物的书法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化解了专业爱好与艺术兴趣的对立状态。碑学派书法家全面掌握了古代书体知识,以及创作古代书体所需的适当理论构架。这些知识同样取决于训诂小学这一考据学骨干学科的研究进展。

六、 年谱的编著

大量为古代学者编写年表、年谱是18世纪转向实证考据学风的又一标志。钱大昕特别重视考证古代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他的《疑年录》成为后来出现的许多年代学工具书的先驱。梅斯克尔注意到,绝大多数年谱产生于清代的江南地区,特别是其中心城市。在总计1197种著作有据可查的年谱中,清代之前成书的仅有14种。

清代学者为清除笼罩于古代人物身上的传闻不实之词,并改变官史呆板的叙事体例,开始注重以年谱体裁再现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他们尤其重视编辑宋代学者的年谱,钱大昕一人就编著过五部年谱,其中四部是为宋代学者编写的,如王应麟。王懋竑(1668~1741)早先编著了(74) 一部内容详实的朱子年谱。这一趋势说明年谱编纂者利用传记形式为其谱主辩护。清代为宋代学者编著了不少年谱,这是对宋学作出的重大贡献。它表明,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学术话语、考据方法不仅影响汉学,还冲击了宋学。只要认识到考据学反对宋明道德话语的学术特征,就不难理解,人们把一种附有个别注释的编年体大事目录视为广泛接受的传记体裁的原因。(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