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代的目录分类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

乾嘉时代的图书分类法即是一种“辨章学术”的方法,又是了解构成儒学的众多新学科的线索,因而是观察当时学术分类及其特点、框架的窗口。我们从当时的图书主题分类中即可以看出清代学术特有的文化观。此外,18世纪清代的知识分类原则构成了考据话语,对如何理解新的研究方法有一定影响。

刘向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著名的图书目录,该书由其子刘歆完成。刘歆的目录包括七类三十八子目,它为汉代学界采用,班固按这一分类法编写了《汉书·艺文志》。但是,西晋在重建皇家图书馆时,采用了新的四部分类法。(69)

四部分类法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早在《隋书》于656年问世之时,即为官方编著目录所采用,唐宋时期,四部分类法有了进一步改进,得到广泛应用。但是,郑樵提出了十二部分类法,并将其细分为二百五十七个子目。(70) 郑樵恢复了刘歆制定的某些目录类目,并增添一些新的类目,如艺术类、类书类、医方类。1441年成书的明代官方目录则分三十八类,分类方式近乎四部分类法。这些新目录分类法的许多内容代表当时出现的新的图书门类。如“性理”类即为概括有关理学的某些著作而设置的。(71)

(72) 18世纪,考据学者放弃了取代四部分类法的种种尝试。钱大昕认为,明代官修目录近乎一堆缺乏系统的笔记和手稿。章学诚承认,刘向的目录分类已不能适应当代的分类需要。钱大昕、章学诚都推崇四部分类法。四库馆臣也把四部分类法作为他们编修《四库全书》的分类的标准。其总目提要分为四部四十四类(详参表六)。(73)

表六　《四库全书》分类表

四库馆臣在每一部及子目之前冠以小序,撮述其纲领要义,介绍各子目的学术源流。四库馆臣在《四库总目》的小学著作提要中,特别清晰地展示了自己的学术立场。表六表明,小学已成为经部一部分,四库馆臣指出,隋唐时代,金石学著作在当时目录中属小学类。四库馆臣为反映金石学因金石拓片题跋大量出现而取得的发展,效法14世纪编纂《宋史》先例,把金石学著作归入史部谱录类。此外,他们放弃了17世纪末《明史》编纂者把数学列入小学类的作法,把它划入天文、算术类,他们认为数学和天文学在逻辑上有更密切的联系。(74)

四库馆臣在论及文献考证领域时,认为小学包括三门不同的学科,即研治《尔雅》古注的训诂学,以《说文解字》为基础的文字学,以《广韵》为探讨经典门径的音韵学。他们否定了唐代把“训诂”、“小学”一分为二的分法,认为训诂首要功用即在解释、注疏名物,本身不能成为独立学科。他们根据西汉班固的先例,把训诂重新归入小学类。他们认为,界定汉学,即要考虑学术内容,又要考虑学科结构。四库馆臣认为小学应由(75) 二门交叉学科组成,所以,才对小学类进行了重新划分。考据学者在进行研究时,应同时掌握、精通这些学科。(76)

小学的范围是由上述谢启昆《小学考》确定的。18世纪的考证学者认为,谢启昆划定的学科(四库馆臣亦如是说)代表独立的学术分支,它对经典研究具有独到的价值。钱大昕在《小学考》序中指出:

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古人之意不传,而文则古今不异,因文字而得古音,因古音而得古训。(77)

把小学分为训诂、音韵、文字三门学科,这是对它们在经学考证中重要地位的认可,也纠正了过去流行的错误观点。

四库馆臣还对子部的分类作了重大调整,把汉及其以前部分诸子学著作归入“杂家类”。黄虞稷(1629~1691)是第一个采用这种分类法的清代学者,四库馆臣则是步其后尘。子部文献《墨子》、《淮南子》、《鬼谷子》、《吕氏春秋》及其他子部著作,从1770年起成为学术界日趋重视的研究对象。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言,学术界对这些为人忽略已久的异端著作的重新重视,代表着18世纪学者对周至汉代历史及正统儒学传统发展的新认识。(78)

1800年,孙星衍提出十二部分类法,它反映了新出现的可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孙星衍为修订补充四部分类法,把先前的子目升为大类,(79) 从经部分出小学类,从史部分出地理、金石类(参表七)。他认为,金石学从宋代兴起后,已有长足进步,发展为一家之学,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田学奎指出:孙星衍的中肯见解在于他对学术不同门类有通达的识见,只有具备这种识见,才可能提出十二部分类设想,改革传统的分类法。

表七　孙星衍图书分类法

孙星衍在评论有参考价值的经学著述时,毫不犹豫地斥责宋明经说是“臆见”、“枝叶”、“不合训诂”。他在中国进入19世纪之际,已清楚阐明了儒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的界限。(80)

考据学者对知识结构的认识促使他们调整乃至重新界定目录分类法,以复原他们视为正确的学术范围及类别。朱子把“小学”依附于理学所谓“大学”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受到纠正。“小学”不再专指入门的教育或没有研究价值的学科,相反,在考证学派手中,它成为还原古典原义的深邃精致的方法系统,因而取代了日渐凋落的“大学”,“小学”跻身于理学之上。

18世纪的学术分类和考据学关系密切,它为从事考据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种进入专门性研究的指南,而文字、音韵、训诂成为他们把自己学术发明纳入累进性学科的方法。在考证学受到重视的书院里,学生学习使用(81) 考证方法解决各种学术难题。目录学成为发掘考证研究所需材料的指南,但如何应用及评价这些材料,则取决于学术得以研究建立的方法。

戴震在当时公认的考据学研究范围内驰骋时,被视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但是,当他大胆地跨出实证学科的范围,步入哲学领域,就立刻遭到否定。尽管他是朱熹的批评者,但是,汉学赞助者朱筠对他涉足宋明理学极为不满,指责他醉心于抽象玄谈(详参第一章)。(82) 这样,考证学话语严格划定了考据学的疆域,这种界限为多数理学家拒绝。清代图书分类法鼓励使用严格的小学方法促成累积性学科的发展。

乾隆时代的图书业在重建中国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考据学者辑录了佚失的文献,纠正了过去千百年来文献累积的错讹、附会之处,以显示自己的复古愿望。现代中国历史学者徒知嘲讽清代考据学者,但显然不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藏书家在为西方文明复兴古希腊、罗马文献和思想的运动中发挥过何等重要的作用。

保守儒生叶德辉(1864~1927)在儒学正在式微的1911年写道,清代学者有比前代更便利的条件,在家中或书院大批接触文献资料。在北宋之前,六经、正史的刻本都极少。直到明清时期,一般学者才能为研究学术购买书籍。而清代刻书家不懈努力,刊印了四部古籍中的大量文献,(83) 送到学者手中,供其研究使用。我们将在第五章探讨17、18世纪中国印刷业发展起来的交流网络。我们还将探讨学者们是如何接受通行方法,探求实现固有目标的新途径。这种经验将产生各种富有冲击性的学说,推动人们重新审视那些陈陈相因的观点。(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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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斯道尔与帕森斯《学科的分化》页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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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爱森斯泰因《文艺复兴的难题与印刷术的进步》,《过去与现代》45:19~89(1959)。另参其名著《作为变革标志的印刷业,现代欧洲早期的文化变迁与交流》(卷1,纽约,1979)页3~159。

(6) 如丹尼斯·海尔《文化:书籍出版》,见G.R.艾尔顿主编《新剑桥现代史》(剑桥,1958,卷2)页359~396。

(7) 露西·法勃勒与亨·费保莱、马丁合著《书籍的出现:1450~1800年印刷术的冲击》页10~12;梅克鲁昂《古登堡的奇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多伦多,1962)页124;A.R.海尔“科学”见G.R.艾尔顿主编《新剑桥现代史》引卷2(剑桥,1958)页389;丹尼斯·海《要有光》,见卡特、P.穆尔合编《出版与人的观念》(纽约,1967)页xxii~xxiv。

(8) 托马斯·卡特《中国出版术的发明与西传》,纽约,1955;吴广兴(音译)《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天下月刊》3:137~160(1936)。有关唐宋印刷业的发展,详参吴广兴《中国的学术、图书出版》页1、62~83、97~115。关于明代印刷业,详参其《明代出版与出版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7:203~26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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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友春《唐宋书院的出现与发展》页141~144;方志彤《叶德辉的<藏书十约>》,《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47(1951);尤特前引书页67~96。据沃尔顿·瓦戈统计,宋代书院平均藏书约10000卷,详氏著页246~247。

(11) 吴广兴《明代出版》页232~233、251~25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1958)页55~57。

(12) 酒井忠夫《清代考据学的源流》,《历史教育》5、11:30~34(1957);《儒学与通俗教育作品》,见狄百瑞《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页33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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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扎克莱与莫顿前引书页479;莫顿《科学社会学》页464。

(15) 《明代名人辞典》页645;吴广兴《学术、出版、……》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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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代超温前引书页4~5。斯坦尔在《东汉张迁碑》一文中讨论了铭刻在中国古代美学传统中所处的地位。该文见大卫·罗艾、T.H.森主编《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页283~304。海《要有光》页xxii~xxiii探讨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的类似现象。

(18)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丛书》2:473~474。有关明代藏书研究,详参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1936)页310~318;吴广兴《学术、图书馆》页198~199。有关《四库全书》图书征集工作,详参盖,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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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文献》2:413;《清代名人传》页230~231、400;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1936)页534~535;钱大昕《潜研堂文集》4:366~367(卷25)。有关阮元任浙江学政的情况,详参本书第三章。

(21) 吴广兴“学术”页178;《清代名人传》页565;代超温前引书页10~11。

(22) 吴广兴“学术”页179~180;吉川幸次郎前引书页22~23、28。

(23) 方志彤《孙宗濂的藏书指南》页22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页1a;《清代名人传》页783;代超温前引书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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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清代名人传》页118、157,另参陈登原前引书页322~329。

(26) 代超温前引书页48~49;《清代名人传》页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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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杜维运《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派之兴起》页7;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1936)页319~320;斯万前引书页372;《清代名人传》页356;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罗雪堂先生全集》(台北,1970)页5863~5865;伊渥斯·赫文特《一种宋代目录学》(香港,1978)页56。

(29) 《清代名人传》页76~77;卢文弨,4:339(卷25)。孙的著作由方志彤译为英文。代超温前引书页54~59。

(30) 村山吉広《姚际恒的学问》页77~78;《清代名人传》页811;代超温前引书页69~70;黄家平《卢文弨经典释文毛诗音义考证订补》,《远东研究杂志》(香港,1970)8.2:28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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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斯万前引书页363~390。当时多数藏书楼不外借藏书。有关讨论,详参陈登原前引书页406~418。有关广东学海堂藏书楼的规章内容,详参伦马凯前引书页277~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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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斯万前引书页365、383~385;《清代名人传》页276、549、810。

(35) 斯万前引书页36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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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清代名人传》页605~606、612、810、867~868、877;陈登原页331~333;斯万前引书页380~382;拙著《学海堂与广东今文经学的兴起》页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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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斯万前引书页387;陈登原前引书页348~349;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34;《清代名人传》页613;伦马凯前引书页261~264;索恩·包·肯《朝鲜早期的印刷术》,《美国远东协会杂志》79:96~103(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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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胡默尔“丛书”,《美国远东协会杂志》61:40~46(1941);吴广兴《明代出版》页217。

(42) 胡默尔“丛书”,《美国远东协会杂志》61:40~45(1941);韦利《中国文学论集》(上海,1867)页255~271,该书汇集了明清时期刊行的许多重要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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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33;鲁道夫《中国活字印刷》页217;藤堟邻前引书页14;王冶秋《琉璃厂史话》(香港,1979)页14~29;《清代名人传》页183。

(46) 史景迁《崩溃还是复兴:从万历到康熙》,克里斯蒂·莫克主编《艺术与传统: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普林斯顿,1976)页147。有关琉璃厂,详参藤堟邻前引书页20~21;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32;《清代名人传》页175;陈登原前引书页338。

(47) 《清代名人传》页175;伦马凯前引书页51~52。

(48) 伦马凯前引书页49;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页1a,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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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清代名人传》页340;陈登原前引书页341~342;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32。

(51) 《清代名人传》页331;藤堟邻前引书页27~44。哥伦比亚大学的格里·莱德亚特对拙著初稿提供一些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52) 藤堟邻前引书页6~48;格里·莱特亚德《1488~1887朝鲜来华旅行者》,《朝鲜季刊》2:1~42(1964,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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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藤堟邻前引书页36~44、104~108;金大俊(音译)《清代中韩贡使关系》,见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剑桥,马萨诸塞,1968)页90~111;米勒《日本对清代经学的影响》,《美国远东协会杂志》72:56~57(1952);《四库全书总目》33:30b~34a。目前我正在收集有关日、中、朝鲜文化交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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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代超温前引书页21~22;陈荣捷《性理精义与17世纪的程朱学派》;狄百瑞《新儒学的解体》页543~547;邓嗣禹、克奈特·比格斯泰夫《中国参考文献目录提要》(剑桥,马萨诸塞,1971)页94~96;M.R.古格纳德《中国的发明》,费保莱与马丁《图书的出现》页75;鲁道夫前引书页317~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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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藤堟邻前引书页22;《清代名人传》页121;陈登原前引书页134~139;郭伯恭前引书页164~165;《清代名人传》页159~160;盖博士论文的结论部分。

(60) 代超温前引书页36~37;《清代名人传》页121~122;陈登原前引书页136~137;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36;伦马凯前引书页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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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爱森斯泰因《印刷术的进步》页24、84~8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1:16;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40~141。有关其所使用的目录本身的讨论,详参韦利前引书页74~80。这种目录的范例,详参罗振玉《玉简斋丛书》,见氏著《罗雪堂先生全集》,台北,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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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罗炳绵《章实斋的校雠论及其演变》,《新亚书院学术年刊》8:77~95(1966);倪德卫前引书页29、56~59、65、77~81、285。

(65) 方志彤《叶德辉及其<藏书十约>》页151~153;邓嗣禹等《中国参考文献目录提要》(剑桥,马萨诸塞,1971)页22;爱德华前引书页77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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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邓嗣禹等页41~43;《四库全书总目》85:20a~21a;倪德卫前引书页258~259。

(69) 田学奎《竹简与帛书》页14~15;杰·舍拉《文字学的语源基础》,见爱德华·蒙格马里《知识入门的基石》(西拉克斯,1968)页14~21;罗伯特·斯考尔《分类法,目的、原则、发展,前景》,见劳德等编《思想:认知科学的理解》(剑桥,1977)页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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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梅恩前引书页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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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吴广兴《学术、图书出版》页257;钱大昕《潜研堂文集》4:461~462,卷29。有关讨论详参田学奎(音译)《中国图书分类的演变》,《图书季刊》22.4:312~314(1952.10)。

(74) 《四库全书总目》41:28b,86:46b,106:2a。研究古代文字字形的训诂学文献被收入小学类。书目、图表被收入谱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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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四库全书总目》40:1a~b,40:25b。

(7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3:350~351(卷24)。

(78) 《四库全书总目》117:1a~32b;盖前引书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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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序(上海,1935)页1~3;田学奎《中国图书分类的演变》,《图书季刊》22.4:316(19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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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6:6a。

(83)169

(84) 方志彤《叶德辉及其<藏书十约>》页147~148;爱森斯泰因《作为变革标志的印刷业》2: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