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出版业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图书收藏及刊行成为现实,这就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及教学的条件。明清时期,随着江南商业的发展,商人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使当地出版家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出版图书。出版业的发展改善了江南及其他地区发表、流通及查阅资料的条件,使上述的图书收藏及交流形式成为现实,并推动对各种史料系统、广泛的收集(详参第五章)。出版家们向江南学术界及其学校、书院、藏书楼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接触珍本古籍的机会,推进了考据学的发展。
18世纪,附有详细说明及解题的图书目录已成为江南考据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它们与那些著录金石碑刻的目录关系密切,考据学者因此对文献和金石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自序中指出: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方能得其门而入。然此事非苦学精究,质之良师,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而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辈人皆学识未高,未足剖断古书之真伪是非,辨其本之佳恶校其伪谬也。(62)
章学诚发现周永年上述编辑儒藏的设想和自己保存古代文献的主张如出一辙。1775年,他在北京拜访周永年,后来为周氏对士子开放的图书馆藏书目录写序。他在1779年完成的《校雠通义》一书中,强调目录提要对编修方志的重要性,(63) 并探讨了为保证材料的准确性、权威性和完整性,应如何分析、著录、比勘文献。他把目录学视为文献及史学研究的基础,按倪德卫的观点,他阐述了目录学的基本原理。(www.xing528.com)
章学诚在追溯不同学派的古代源流时,通过系统研究,首次论述了图书著录方法及“目录学”。因此,不管章学诚如何批评考据学,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把他视为18世纪居于学术主流的考据学派的成员。章学诚认为,没有严谨的文献著录,书籍就易于失传,学术的专业化也不可实现。只要国家有系统地搜集书籍及抄本,这一问题才会得到解决。他还主张,教师和地方史学家应把收集、保存各种文献当作自己的日常性工作。这些收集到的文献要交中央权威机构保管、审查(也包括对异端邪说的检查)。(64)
许多收藏家都在校勘藏书后都要写一篇简要的后记,或撮录全书大意,或介绍抄本或刻本的流传源流。他们撰写的题记,常讨论著者观点的优劣,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书评。1782年,四库馆臣完成了《四库全书总目》,它汇集了儒家学者撰写的书籍题要,内容极其丰富,力图提纲挈领地介绍每部书的大意,使读者毋庸阅读,即能了解其大致内容。同年还完成了《四库全录简明目录》,该书简要介绍《四库全书》所收诸书的大意,基本上是《四库总目提要》的摘录,但个别地方有异于后者。它向读者简洁系统地介绍了《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内容和价值。(65)
朱彝尊的名著《经义考》、谢启昆广受赞誉的《小学考》等目录学专著则是查阅专门性文献的依据。《经义考》著录了从汉代到1700年的经说及其他经学著作,还包括石经研究、正史艺文志的有关论述,及有关的重要(66) 私人藏书目录。不过,朱彝尊没有收录《尔雅》以外属经学领域的“小学类”著作。后来,浙江富有的鉴赏家谢启昆聘请章学诚的挚友胡虔在杭州编著了《小学考》,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分“训诂”、“文字”(67) 、“声韵”、“音义”四类,著录了1099种有关著述。章学诚想编著《史籍考》,弥补史学研究中的类似空白,但始终未能成书,后来,已成书稿也佚散了(详参第三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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