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出版业：江南藏书家为保存文献做出巨大贡献

江南藏书家除大力收藏图书外,还从事大型的出版活动。从晚明(38) 毛晋刊刻图书以来,出版就成为著名私人藏书家的重要活动。鲍廷博利用他在杭州的藏书,编辑《知不足斋丛书》,刊印过许多善本和抄本,这部丛书的第一集于1776年刊行,后规模不断扩大,他在世时共刊印了28集,全书总计30集。汪宪、黄丕烈(1763~1825)、汪启淑、卢文弨等杭州藏书家也都把出版视为一项重要事业。出版家成为江南学界极重要的成员。

中国尽管发明了活字印刷,但在出版各种书籍时,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仍采用雕刻印刷。雕版便于保存,如精心管理,可供反复使用,此外,一块刻版可供不同的丛书使用。活字印刷则易造成错印、误字。而一块雕版,经校刻后,就再也不会发生错讹。采用活字印刷,印完一部书后,再印一书即需拆版,成本高昂。反过来,采用雕版印书,二次翻印成本却非常低廉。因此,只有印刷那些印数相对较少的书籍(如《古今图书集成》)时,才有可能使用活字印刷。(39)

一、 丛书的作用

丛书为中国藏书家提供了出版或翻刻孤本、学术珍本、古籍新校本的途径。别的藏书家、学者也因此可以接触这类图书。一般而言,丛书即是把不同时期出版的、零星书籍收集起来,用统一的版式出版,这样可以减少因战争或社会动乱造成的文献佚散,特别宜于保存那些篇幅过小(40) ,无法独立成书传世的著作。鲍廷博编的《知不足斋丛书》,收录了148种书籍,阮元编的《文选楼丛书》,收录了53种善本图书。这些丛书声名远播,为保存古籍树立了典范。(41)

丛书起源于宋代,明代后期尤为盛行,毛晋开创以私人藏书编印丛书的先例,编著了前面提到的《津逮秘书》。到18世纪,一部丛书的规模已近乎一座小型图书馆。据阿泽·胡默尔(Arthur Hummel)研究,丛书通常分为五类:1. 个人著述汇编,如《颜李丛书》。2. 某一学科著作的汇编,如史学、地理、理学、音韵、佛、道,如《道藏》。3. 某一特定地域著述汇编,如《畿辅丛书》。4. 某一特定时代著作汇编,如《唐宋丛书》。5. 某一学派或团体专著汇编,如学海堂编辑的《皇清经解》。

胡默尔指出,这五种类型丛书是中国传统的用于保存某些近乎现代期刊文献上论著的主要途径。著者可以利用丛书的形式出版短文、论文、杂著,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著作先在杂志或期刊上发表,然后再以书籍形式出版。专门汇集一门学科著述的丛书当时非常盛行。由于缺乏系统的藏书工具,丛书目录也是一种可以补充现存图书目录的专题性目录。(42)

(43) 二、 江南及北京的图书交易

如前所述,私人藏书楼受乾隆朝适宜的社会和学术环境的推动而日渐兴旺。由于藏书家的竞相追逐,早在康熙朝(1662~1722),善本书的价格业已相当昂贵,到乾隆朝,书价又上涨了10倍。清朝初年,各种书摊主要集中在城外的法源寺,分别出售新、旧书籍以及善本和抄本。1668年,考据学开山祖师顾炎武曾在这里住过,常到这里的书摊访求善本书籍。一些文士如著名画家及古代字画鉴赏家王(1632~1717),常为人解答购买金石等方面的疑难。

琉璃厂位于北京南城,早先是一片作坊,到18世纪,成为主要的书市及全国访求古书的中心。据陆陇其(1630~1693)1675年写的一篇札记记载,琉璃厂早在清初已成为书市。藏书家及考据家朱彝尊在1684年解职后,就住在琉璃厂一座有名的邸宅。1686年,他在编纂北京史名著《日下旧闻》之余,刊行了一部诗文集。其《日下旧闻》的多数材料可能是从琉璃厂收集的。

乾隆年间,琉璃厂的书市进入全盛时期,当时,李文藻(1730~1778)写了脍炙人口的《琉璃厂书肆记》,并在1769年刊刻出版。琉璃厂书市因靠近翰林院,成为文人学者及进京赶考举子的聚会场所。这里逐步形成了重视善本古董价值、鼓励图书交流、促进18世纪学术发展的文化氛围。各种图书、抄本在北京及江南的主要书市自由频繁地流通传播。一些家道中衰的藏书家(如杭州汪宪)只能靠出售他们珍藏的善本偿还债务(44) ,汲古阁的许多藏书也曾在此抛售。(45)

李文藻同多数汉学家一样,经常在空闲时间漫步琉璃厂,访求善本书。当时,他的好友、著名山东藏书家周永年担任《四库全书》编修。周永年在京时,聚书10余万卷,把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籍书楼,以此倡导使各种藏书物尽其用。(46) 他为自己的藏书目录撰写了一篇题为《儒藏说》的序文。他主张学术界应编纂一部规模宏大,可与《佛藏》、《道藏》媲美的儒学著作丛书,即能维护儒学的完整性,又能向学者提供丰富的材料。据伦马凯研究,阮元编《皇清经解》可能受到周永年设想的某些启发。此外,周永年还倡导建立公共图书馆,主张学者应互相交流各自的藏书目录。(47)

1751年,钱大昕到翰林院任职,同其他汉学家一样,经常光顾琉璃厂书摊。他在此搜集到300多种唐宋金石拓本。钱大昕深知金石材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在购买、借阅乃至亲自拓印金石铭文活动上花了30多年。他历时15年完成的巨著《廿二史考异》收录了自己的金石学研究心得。这再一次证明新发现的金石材料对18世纪中国历史学者产生的巨大影响。钱大昕把自己的金石学研究心得编为《潜研堂金石跋尾》四编,全书著录金石碑刻1800至2000余通。(48)

苏州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毕生从事图书刊刻和买卖,他住在图书业中心苏州,自然有机会通过购买、交换乃至以借抄朋友藏书的方式大量收集珍善图书。他仕途失意,早年到北京游历,常去琉璃厂搜访珍善书籍。在1774年前后,他聘请考据学者顾广圻(1776~1835)帮助(49) 鉴定、校勘善本书籍。他还和考据学者及藏书家段玉裁、钱大昕、鲍廷博过从甚密,而他们也常光顾黄丕烈的书店。黄丕烈收藏大量宋版书,还为自己收藏的300余种善本撰写了内容详实的题跋,并因此闻名于世。(50) (www.xing528.com)

中国的图书交易也吸引了朝鲜学者,他们陪同本国进贡使臣来到北京。朝鲜学者洪大容(1731~1783)发现,琉璃厂多数商人来自南方,黄丕烈等江南书商在图书出版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黄丕烈还结交了朝鲜学者朴齐家(1750~1805),和他探讨善本及中、朝两国有价值的图书版本。朴齐家是18世纪朝鲜儒学界北学派的倡导者,北学又称实学,提倡研究清朝典制、技术、官制和考据。朴氏从1776年起四次游历北京,和当时中国的儒学知名人士有书信往来。(51)

朝鲜学者最晚在康熙年间就曾到过琉璃厂,购求本国需要的书籍。17世纪,由于清政府禁止朝鲜使臣离开馆驿,朝鲜学者只能从北京被准许与外国使臣做生意的商人那里购买书籍。莱特亚德(Gari Ledyard)探讨了北京商人郑世泰垄断对朝鲜图书贸易的方式。朝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把18世纪朝鲜北学思潮和清代考据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纪昀(1724~1805)、翁方纲(1733~1818)和当时许多陪同进贡使臣来华的朝鲜学者关系尤为密切。1776年,他们在中国友人的协助下,收集了大批丛书及类书。(52)

1781年,朴齐家游历琉璃厂,无意结识了孙星衍(1753~1818),孙星衍当时住在琉璃厂附近,和朝鲜学者来往密切,他向朴齐家赠送新拓的唐石经拓本。(53) 阮元的学识受到朝鲜学者的景仰,他先后结识朴齐家、金正喜(1786~1856)两位朝鲜学者。由于中朝学者的往来,一些中国已经失传,但保存在朝鲜、日本的珍贵文献重新传入中国。

金正喜送给阮元一部朝鲜保存的元代数学著作,阮元在1829年《皇清经解》刊行后,立刻送他一部,以示回报。金还向阮元赠送山井鼎的名著《七经孟子考异》原刻本的抄本。该书于1731~1736年间由德川幕府将军吉宗赠予中国,它是日本学者根据本国保存的中国文献编著的。后来,藏书家汪启椒把山井鼎的著作献给四库馆,四库馆臣热情接受了赠书,但显然不知道著者是日本人。金正喜纠正了四库馆臣的这一错误。

朝鲜发现的汉籍文献难以与日本匹敌,清朝学者仍从朝鲜学者那里得到大量金石材料。金正喜特别注意搜集本国金石拓本,并把它们转赠给中国金石学者,使他们能够利用、刊刻这些材料。这些拓片提供了一些中国早已为人遗忘的历史人物的传记材料,因而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上面我们分析了清代中、朝、日三国间学术界的图书及学术的交流,这种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在西方势力东侵之前,东亚国际性的朴学共同体已经出现。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他们正在研究、改善由中国江南学术界首倡的考证方法。(54)

三、 清廷对藏书、出版业的支持(55)

康熙、乾隆除主持各种文化学术工程外,还积极扩充武英殿官方藏书的数量。武英殿是清代官方出版机构(详参第三章)。明朝皇家的大部分藏书已毁于李自成进京以及清军入关,只有一小部分幸免于难。在这些佚散的图书中,包括了《永乐大典》的一部分,《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它汇集了上古至15世纪的各类文献。

1686年,康熙令翰林院草拟一个收集、保管图书的方案,此后,清朝官方藏书开始呈增长势头。由于康熙帝的支持,仅康熙一朝,官方就刊刻了1.5万卷图书,其中包括《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这表明皇帝对程朱学派的支持。当时,朝廷还编纂了一些著名的类书、辞典,1710年刊刻《渊鉴类函》,1711年刊行《佩文韵府》,1716年刊行《康熙字典》,1725年刊行《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采用铜活字印刷,使用了约50万枚铜活字。R.C.鲁道夫(R.C. Rudolph)认为,耶稣会士主持了铜活字的铸造,这未必属实。因为有材料证明,朝鲜早在18世纪以前已掌握了铜活字印刷技术。(56)

从1770年到1780年,清廷编修《四库全书》,按预定计划,先收集现存典籍,然后检查其中的违禁书籍。这在朝野学者中掀起了藏书热,致使当时善本书价格猛涨。1782年,《四库全书》竣工,全书总计3.6万卷,该书的第一份抄本成书后(该书没有刊行,只分抄七部),被送往北京故宫文渊阁存放。清廷为存放《四库全书》,就模仿宁波天一阁,修建了文渊阁(57) 等藏书楼。第三份抄件存放在热河的避暑山庄。《四库全书》的编修本意是笼络士大夫阶层,炫耀朝廷的文治。乾隆帝及其编修者认为他们为后人阅读古今主要文献提供了准确精美的标准本,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

早在1733年,乾隆就让朝鲜裔刻书家金简主持新发现的善本书籍的(58) 刊刻。1774~1794年,四库馆臣整理出许多善本书,由武英殿采用木活字技术,以丛书的形式出版,共收书138种。(59) 乾隆帝还为嘉奖助修《四库全书》的江南藏书家,下令把《四库全书》另抄三份,1787年,抄写工作完成后,被分别存放于扬州、镇江、杭州,还为此专门修建了三座藏书楼,这三座藏书楼向学者士子开放,允许抄录其中的珍贵文献。学者们可以利用这里的藏书供自己研究使用。

孙星衍曾从杭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中抄录了许多文献。汪中(1744~1794)于1790年被聘请校阅存放于镇江的《四库全书》抄本。这项工程历时两年。他似乎还为贮存扬州的《四库全书》抄本作过类似的工作。1794年,他在接受校阅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邀请后不久去世。阮元承认他的《畴人传》所需的许多史料(包括西方科技译著)是从杭州文澜阁本《四库全书》收集的。1795~1798年,他的幕宾(当时他任浙江学政)钱大昕、凌廷堪等人经常查阅文澜阁的藏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