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图书馆和出版业在《从理学到朴学》的第四章中的作用

一个学术共同体要形成公认的话语就要求相关学科具有用途广泛的文献积累。知识系统必须积累有关文献,才能加快新的学术著作发表、出版的(2) 速度。除第三章论述的书院制度和各种形式的赞助外,考据学者还需要一个由藏书家、出版家、书商组成的交流网络,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藏书楼、出版业对江南学术共同体中考据学派的兴起发挥了重要作用。(3)

在欧洲历史上出版业曾对学术文化的进步发展产生过人所共知的巨大影响。人们把出版业视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人文主义思潮最重要的交流渠道。伊莉莎白·爱森斯泰因(Elizabeth Eisnstein)指出,印刷术的诞生,是欧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手写文化的终结,印刷体文化的开始。他还指出,历史学家在理论上固然承认活字印刷术发明(4) 的革命性意义,但在具体研究中却缺乏真正的重视。只有理清手写体文化与印刷体文化的不同特点,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中世纪”和“近代”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印刷术发挥的效应加快了对古典的发掘,改进了对过去历史的研究方法。对古典文化和史学的研究因此成为“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学科。(5)

尽管丹尼斯·海(Denys Hay)对夸大印刷术文化作用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它对欧洲人的觉醒并未发挥过通常认为的作用。但是,他也承认,印刷术提高了文献的准确性,有助于16世纪私人图书馆的发展,加快了学术变革的步伐。使传统的权威论断受到新发明的挑战。学者和教师们发现,现在要摆脱那种大规模图书所有机构的限制而独立地扩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6)

在西方文明史上,印刷术出现的意义远远超出纯技术发明的范围,它是著名思想家传播自己著作的得力手段。对学术研究而言,它使学者可以迅速和对同一题目感兴趣的同行交流研究成果。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印刷术都取代了职业化媒体成为最便捷的交流工具,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需费大量人力才能运转。印刷品则是一种大批量生产、形式统一、可反复使用的商品。(7)

中国的研究者过分重视了印刷术的技术价值,还很少注意其产生的文化影响。印刷术出现于唐代,宋、明时期有了长足进步,成为门类复杂的行业,到明朝后期又发展出套色、木版画、铜活字及旧版本翻刻等工艺。据吴广兴分析,与此同时,学术研究、藏书楼和书商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文化网络。(8) (www.xing528.com)

宋代经学的复兴部分应归功于印刷术普及所带来的图书流通量的扩大,以及图书印刷时产生的错讹。唐、宋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供师生使用的图书。这种收集工作在只有广泛使用雕版印刷术刊行(9) 经典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出版行业也对学术、教育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若印数稀少,书价昂贵,多数学者自然不可能大量收藏图书。(10)

明代中叶,随着职业出版家的出现,雕版印刷技术水平达到顶峰。这些出版家分布于江南的苏州、南京、徽州、扬州等地,福建建阳聚集着大批以牟利为目的的出版商。据明代著名学者兼藏书家胡应麟观察,明代后期,苏州印书质量位居全国前列,一些著名木刻师云集当地书铺。福建是商业性书籍出版中心,大量刊行小说、戏本、民间手册,其规模超过其他地区。(11)

酒井忠夫在论述明代后期图书印刷繁荣的论著中指出,16、17世纪,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知识进步与当时大批类书的出版关系密切。根据他的分析,类书除了满足士大夫应付科举的需要,在明代后期还有整理、普集大众知识的功能。他从当时工具书、实用手册、大众读本广泛流行的趋势中,业已找到考据学和实学发展的源泉。(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