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学界与书院：理学至朴学的转变

17、18世纪,在相对独立、致力于考据训诂的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书院对清代学者超越传统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之前,士大夫通常只扮演政治角色,他们的官僚身份妨碍他们借助单一的学术研究途径维持生活。(78)

从宋代起,书院提倡心性之学和道德践履,国立学校主要讲授“官学”,也即为渴望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必要的训练,双方存在着对立。宋、明时期,私立书院日趋兴盛,成为当时儒学的中心,除个别例外,其主要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为有影响的政治和道德领袖。要实现这一目标(79) ,先决条件是进行以强调道德培养、研读四书、经史为主的教育。(80)

明末,书院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它们一方面是理学话语的中心,另一方面也是抒发政治不满和从事政治抗议的中心,东林书院及复社的出现是17世纪初期各种松散的党社团体发展的顶点,它的出现使书院教育隐晦的政治倾向公开化。复社是一个致力于鼓动其成员参与席卷晚明政坛的政争的令人敬畏的团体。艾维四(William Atwell)称之为“它大概是传统中国历史上组织规模庞大、政治色彩最浓厚的社团。”(81)

一、 17世纪的学术界

政治性社团在明末最后几年蓬勃发展,它不仅批评时政,还重视博学求知。清军入关后,这种学风被劫难幸存的知识分子延续下来。党社不仅发挥政治作用,也是复兴古学的论坛。它们的复古主张同样会把自身引向实证经验学风。大久保英子指出:顾炎武、黄宗羲都与复社有联系,这表明考据学派的兴起与复社有关。艾维四也指出,顾、黄的经世思想代表了1630~1640年复社极为重视的经世学风的最高成就。

顾炎武、黄宗羲、万斯同等人被视为明清之际儒学话语转变期的过渡性人物。许多社团成员认识到需要改革学风和教育,因而转向严谨的实证研究,以重新恢复经典原貌。他们研讨汉代文献,朦胧意识到在即将兴起的汉学思潮阐发的认识论变化,开始掀起对空疏武断学风及泰州“王学左翼”(82) 倡导的反礼教思想的批判(详参第二章)。

明末复古运动掀起了重新审视时尚学风的高潮,它鼓励学者回归儒学话语的两大柱石——经学与史学。17世纪,“杭州读书社”之类的社团把“博学”视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他们重新把教育重心放到儒家文献研习之上。黄宗羲是读书社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他称赞该社领导人张歧然(1600~1664)运用训诂、地理知识解决经学问题。(83)

在清朝入关后的艰难岁月里,某些社及其他类似的团体幸存下来,多数社团解散了。这些劫余幸存社团的成员由于顾忌禁令,回避表达公开的政治不满,喜欢在私下场合进行非正规的讨论。一些学者希望逃避名声,以及因名声远扬而对学术研究产生的无法避免的干扰。与此同时,清政府对汉族士大夫的政策日趋强硬,以防止明末党争的复活。社团逐渐成为纯粹的学术组织和诗文集会。清朝禁令包括1652年禁止士人组建社团、举行政治性集会、游行示威的规定。1660~1661年,清朝又借奏销案镇压士大夫,并颁布更严酷的禁令。(84)

尽管如此,多数社团成员和江南明遗民仍以吟诗作文为掩护,继续在明清之际出现的文社中聚会。顾炎武与其挚友归庄(1613~1673)即参加了惊隐诗社,它是清入关初期最大的社团之一。惊隐诗社建于1650年,经常举办各种活动,后来因个别成员参与编著清廷严禁的亡明史受到迫害才告解散。顾炎武和其他学者侥幸摆脱了这一事件的牵连。顺治时期,汉族士大夫异常关注那些既与自身有关,又涉及故明复杂历史的社团。(85)

阎若璩与望社就存在密切联系。该社由他父亲阎修龄在江苏淮安协助创办。望社尽管以阎若璩不太擅长的诗文为主,但毕竟为他提供了一定的学术训练。阎还通过这一渠道结识了其他学者。当时,“怪”画家(86) 明遗民傅山是他家的常客。傅山因峻拒1679年的博学鸿词科而留名青史。他与年轻的阎若璩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它们内容广泛,从利用金石铭文纠正经史典籍的讹误到学术本身的性质。(87)

在清初士大夫建立的学术社团中,黄宗羲、万斯大(1633~1683)、万斯同领导的社团所从事的学术活动可能最具代表性。他们称自己的社团为讲经会。讲经会建于1658年,反映了江南学界的重要思想转变。20多位学者聚集一堂,潜心经史考证,主张以实证研究方法重建儒学传统。他们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679年。

讲经会与黄宗羲于1667年在浙江绍兴重建的证人书院关系密切,证人书院由刘宗周(1578~1645)创办。刘宗周是黄宗羲极尊崇的老师。他的学术观点因而成为讲经会日常学术讨论的依据。刘宗周、黄宗羲两人虽然公开崇尚王学,但反对王学左翼(即泰州学派)在阐发宣传16世纪阳明心学时所作的过分引申和发挥。(88)

讲经会规定,可以讨论五经问题,黄宗羲是主讲人。讲经会的学者对王学左翼轻视的儒家礼学怀有特殊兴趣。万斯同、万斯大二人的礼学造诣正是在这种讨论中形成的。参加讲经会的学者为理解《礼记》、《仪礼》、《周礼》的深奥内容,尽可能准确地确定其正确的句读和贴切的注释,就逐章逐节地研究经典,根据早期注疏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重视礼学(89) 是他们和有清一代汉学家的共同点。他们倡导礼仪及典章制度,这是对他们视为谬误百出的宋明理学抽象思辨的“理”的直接否定。

万斯大无意仕途,毕生从事儒家礼学研究。黄宗羲曾这样描述万斯大的学术研究:

(斯大)湛思诸经,以为非通诸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有悟传注之失。何谓通诸以以通一经,经文错互,有此略而彼详者,有此同而彼异者,因异以求其同,学者所当致思者也。(90)

万斯大在《周礼辨伪》一书中怀疑《周礼》的真实性。他根据南宋以来对《周礼》提出的种种质疑,细心比勘《周礼》与其他经典,最后确定《周礼》非周公所著,属后人伪造。但是,他同时驳斥了《周礼》曾被王莽篡权所利用的说法,对后世儒士失去辨别真伪的能力深感痛心。

万斯大的弟弟万斯同努力不懈,终于促成《明史》成书,并因此享誉学界。深切的故国之思激励他投身于明代历史文献的研究,他拒绝接受(91) 官方因修明史给予的俸禄和职位。他也重视经学研究,《群书辨伪》是他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万斯同回避理学的经说,特别强调经传本身的重要性。(92)

斯大、斯同的侄子万言(1637~1705)花费十余年的精力助修《明史》。在万言的著述中,有一封“与同行讨论《尚书》辨伪意义”的书札,据他信中透露,极为棘手的《尚书》古文经真伪问题是讲经会讨论的课题之一。有清一代,《尚书》古文经辨伪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详参第五章)。当时,万斯同之子万经(1659~1741)正在阎若璩门下研究地理学,阎是这场争论的中心人物。万斯同见过阎若璩,曾和他讨论过《尚书》真伪问题。尽管他拒绝接受阎氏《尚书古文疏证》提出的学术观点,其侄子万言却受阎氏的影响,提出《尚书》古文经真伪值得讨论的四个疑点,这些见解都为阎若璩采入《尚书古文疏证》。(93)

讲经会的许多成员把理学主观性话语等同于空洞无益的思辨。黄宗羲曾著《易学象数论》,批评理学宇宙论体系,这是他向宋明理学建立的本体论体系提出的挑战,为胡渭《易图明辨》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此外,黄还认为,只有通过实证分析和研究,才能复兴古代儒学传统的精义。然而,围绕《尚书大禹谟》中“人心道心”的争论,向他提出了一系列(94) 难题。起初,黄主张:

圣人之言,不在言词而在义理。义理无疵,则文辞不害其为异,如《大禹谟》“人心道心”之言,此岂三代以下可伪者哉?

后来,黄宗羲改变了看法。他在为阎氏《尚书古文疏证》所作序中提及好友及同行朱朝英(1605~1670)对攻击《尚书》古文经流露出的忧虑。“从来讲学者未有不渊源于危微精一之旨,若无《大禹谟》,则理学绝矣,而可伪之乎?”黄宗羲择要论述了阎氏如何使自己心悦诚服地接受如下观点:人心道心学说是后人根据《荀子》、《论语》拼凑伪造的。他断言:

(人心道心)十六字其为理学之甚矣,康流不以为然。呜呼,得吾说而存之,其于百诗之证未必无当矣。

阎若璩有关《大禹谟》“人心道心”说渊于《荀子》的发现是清代反理学思潮的重要起因。(95)

讲经会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研究团体,许多学者聚集于此,反映出从明代心学向清代考据学的重要转变。

(96) 二、 官学的发展

清朝入关初期,严格限制私立书院的发展,严密监视现存的私立书院。1652年以后,清朝禁止建立新的独立的私立书院,另一方面,早在1645年,即准许在地方学政及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监督下,创办为科举制度服务的官方学校。但这种花招并不新颖,早在16世纪末期,官方就开始限制私立书院的发展,控制私立书院在当时即是政府的重要目标。

1713、1715年,康熙两次下令准许地方人士在官方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创办义学,补充各省的府学、县学,并避免明代私立书院中流行的党社之争。18世纪,义学数量增长显著,这是清廷在教育制度中以官方控制的义学取代私立书院的结果。地方商绅积极响应康熙的号召,资助义学发展,因为教育设施已不能满足迅速增加的学生的教育需求。

康熙末期,政府开始认识到书院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向学生提供教育的渠道。要缓和教育设施的不足,就需要得到地方的支持,它是教育事业潜在的资金来源。雍正为防止私立书院恢复在学术上的中心地位,在拖延近9年之后,于1733年制定新政策,准许各省以行之有效的官办义学体制为榜样,兴建官办书院。(97)

清廷希望利用地方支持和官方控制的双重力量,防止晚明时期困扰朝廷的书院激进分子复活,省级官员负责处理所辖地区的一切事务,朝廷期望通过他们能迅速制止当地及地方学校、书院可能发生的各种骚乱情况,准许地方提留部分公共资金创办新的学校,向在校师生提供薪俸津贴。全国18省最初虽然只开办了21所官办书院,但是,这一政策(98) 的实施还是推动了18世纪书院数量的增长。

1733年以后,国内出现了办学形式不同的三种学校,但对它们难以用私立、公立、官办的定义进行界定。首先,明朝灭亡后,一些私立书院以及一些致力于理学研究的学校幸存下来,后者仅在不受官方资助的意义上属私立学校。这些传统形式的学校在数量上很快为政府在省会、府、县开办的官学超过。第二类学校比私立学校具有更强的官办色彩,他们从创办之初就是为应付科举考试的举子开办的。这些官办学校从社学、义学、县、府两级学校选拔学生。他们接近宋、明时期专为培养官僚的学校。学生在这里要学习通行的八股文写作技巧。因为只有精通八股文,才能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地方行政机构掌管当地书院的学生录取。江南地区的省区书院特别注重学术上的杰出才华。清代的官学同明代专重科举考试的学校一样,只鼓励学生诵习、抄录书商翻印的八股文选本。有些人担心“文抄公”之类的剽窃之风泛滥,许多人发现,学生们为取得朝思暮想的科举功名,只钻研八股文,很少研习经史。(99)

1755年以后,人们为解决教育界潜伏的这类危机,开始建立一种综合性书院,它不单为科举考试服务,更重视经史的研习考释,这就把考据(100) 学风带入现有的教育制度。这些半官方书院是由那些视野超出科举制度的省府官员创办的。这是一些接受官方资助的半私立学校。考据学风在向书院传播的过程中,向程朱理学提出公开挑战,因为程朱理学支配着那些为科举考试服务的书院、学校。汉学于18世纪中叶在苏州兴起后,迅即传入当地的书院,江南其他地区的书院也纷纷以汉学取代宋学。(101)

三、 官学和考证学派

吴兴的龙城书院,江阴的紫阳书院是18世纪常州府最著名的书院,与考据学派关系密切。龙城书院建于晚明,在邵齐焘(1719~1768)主持时该院学生开始研习汉学。该院培养出黄景仁、洪亮吉等出类拔萃之才,两人运用各自的学术造诣从事早期学术资助者提出的特定研究课题,卢文弨是18世纪在龙城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从1788年在此任教,1790年任书院山长,直到1796年去世。

暨阳书院早在清初就已存在,1756年,卢文弨任该院山长后,开始以考证学闻名于世。1823年,李兆洛任该院山长,直到1840年。李兆洛,阳湖人,1789年受卢文弨荐拔,就读于龙城书院,在那里潜心于天文历算、地理,以及小学音韵学研究。他以多方面的学术建树享誉于世,尤其精于地理和方志。今文经学家魏源(1794~1856)赞扬他会通汉宋的学术贡献。魏源把它归功于常州(102) 今文经学的影响。(103) (www.xing528.com)

暨阳书院在1884年左宗棠资助的南菁书院开办之前,一直是江阴首屈一指的学校。饶有趣味的是,南菁书院完成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修成具有权威性的《皇清经解续编》,该书于1886~1888年刊行。这一工程使考据学传统延续到19世纪晚期。

紫阳书院是苏州最著名的书院,由朝廷尊崇的程朱理学信徒张伯行(1652~1725)创办。1751年,沈德潜主持校务,此后,学校宗旨发生变化。沈不精通文献考证,以诗文享誉于世,但在主持紫阳书院时,竟同时聚集了三位18世纪最有影响的汉学家:钱大昕、王鸣盛、王昶(1725~1807)。

他们三人都受到惠栋及其弟子在扬州倡导的汉学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紫阳书院的教师王峻在学术研究中,强调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这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王峻此前任教于杭州安定书院,他在安定、紫阳两书院任教时,倡导“古学”。钱大昕屡次提及他重视史学研究是王峻影响的结果。1789年,钱大昕返回母校主持校务,在那里度过生命的最后16个春秋。他主管紫阳书院期间,大约两千学生在此就读。他们恪守“实事求是”的准则,精习古学。当时,该院结业的许多学生均以专精数算、地理、古文字、实用技术及史学享誉于世。(104)

安定、梅花两书院是扬州最著名的学校。何炳棣认为这两所学校是清初专为盐商子弟开办的,这说明盐商家庭似乎享受国内的最佳教育。(105) 许多汉学家、考据学者在此任教,其中有戴震、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孙星衍、洪亮吉。

王懋竑(1668~1753)以考证方法研治朱子生平,经过他的努力,扬州学界开始重视考据学。陈祖范(1675~1753)是扬州学界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在离开苏州紫阳书院后,又接任安定书院的山长。当然,惠栋、戴震在扬州更具影响力。江藩(1761~1831)曾在苏州惠氏弟子门下研习过一段时间,他后来编著过争议颇大的汉学家传记汇编。戴震是安徽人,但1756~1762年间,一直住在扬州教学,最初在王念初之父王安国(1694~1757)家中作家庭教师,王念孙曾从戴震研究音韵、训诂,并转授于其子王引之(1766~1834)。

汪中是著名的汉学倡导者,在1770年前后,受到杭世骏(1696~1773)的注意。当时,杭世骏正主持安定书院,是著名历史学者,他立即把汪中收为弟子。后来,汪中在经学研究上进步迅速。汪中曾这样描述过扬州的学术环境:“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而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才力所诣,各成所学。”此外,1779年,阮元同乡焦循到安定书院读书。1784~1786年(106) ,历史考据学者赵翼主持安定书院。直到19世纪,安定、梅花两书院仍是学术中心。

南京钟山书院建于雍正初年,它吸引了18世纪的众多一流学者。1772~1778年以及1785~1788年,卢文弨两次在此任教。孙星衍注定会成为一位著名考据学者,他于1774年进入该院就读,起初在卢文弨门下研习汉学,1778年,钱大昕主持书院院务后,又就学于钱大昕门下。1811年,孙星衍被尊为该院的名誉主持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桐城派领袖、宋学信徒姚鼐也到南京钟山书院任教,在这期间培养出大批弟子。他虽然思想保守,但也承认考据研究的重要性。在姚鼐和程恩泽(1785~1837)的引导下,直到19世纪,钟山书院仍有相当高的声望。(107)

齐召南(1706~1768)一直在北京负责大型修书计划,1720~1721年曾就读于杭州敷文书院,1750年,任该书院主持,任职达10年之久。写过许多文献考证名著的王昶,在隐退苏州前的最后几年负责主持敷文书院。崇文书院是杭州另一所重视考据研究的学校,1779年,卢文弨曾在该校任教。后于1789年转往杭州紫阳书院。1795~1798年,阮元选拔该院学生编修汉学巨著《经籍纂诂》。直到19世纪,考据学在敷文、紫阳两书院仍居主导地位。(108)

如前所述,阮元于1801年任浙江巡抚,在当地盐商的帮助下,创办了杭州诂经精舍。他认为他修建书院是为了纪念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许慎。阮元试图把经学教育和实学结合起来。他还是科学的热心赞助者,主张诂经精舍除进行文史教育外,还应考核学生的天文、历算、地学知识。早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中,士大夫中有识之士业已认识到,(109) 单一应付科举考试的教育体制对朝廷官僚处理实际问题无所裨益。阮元、陶澍、贺长龄等省级大员从他们面临的清代行政制度的难题中,开始认识到改革教育和官僚体制的必要性(详参第六章)。(110) 阮元邀请孙星衍、王昶两位著名考据学家共同主持诂经精舍,孙氏主管经学研究,王氏负责诗文写作。《诂经精舍文集》不仅集中了该校师生撰写的汉学及宋学论著,还收录了一些天文算学论文。

孙星衍潜心探讨与《尚书》今、古文问题有关的小学难题。他经常主持校勘典籍,非常器重苏州考据学者顾广圻(1776~1835)。顾广圻于1798年前后重新刊行,校刻梅的《古文尚书考异》,该书是明代的考据学名著,在《尚书》古文辨伪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11)

孙星衍著有素为学界推重的考据学名著《尚书今古文注疏》,它至今仍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据阎若璩考证,《尚书》古文部分大概是公元3、4世纪之际伪造的,18世纪,这一问题得到更广泛的讨论。孙星衍等学者继续探讨阎氏未解决的课题。孙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心得传授于诂经精舍的学生。(112)

1820年,阮元任两广总督后,效仿诂经精舍及其他江南书院的学制,创办学海堂。他力图消除宋明理学在两广的巨大影响,鼓励以实学研究补充学海堂的经史教育。19世纪,各地开始仿效诂经精舍、学海堂的先例,(113) 重视经典和实用教育。阮元为打破陈旧的书院管理体制,在学海堂设立八位学长,取代通行的单一山长制。至于学校未来的空缺,所有的职务都由总督任命。这项政策是由阮元制订的,因为他认为:

此堂专勉讲学,必须八学长各用其长,协力启导,庶望人才日出。(114)

学海堂从广东各地精心选拔学生,并把广州的书院当作优先选拔对象,学生在进入学海堂就读前,至少要考取贡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该校“专课生”和“复课生”,该校不接受童生。这种录取标准意味着学海堂只接收那些已掌握八股考试,或捐钱购取贡生资格的学生。尽管学海堂并不提供专供科举考试的训练,但是,它仍希望学生能应付入仕必需的科举考试,以维持将来的生计。

在官府财政结余(多数属阮元个人收入)、商人资助和学田租金三管齐下的支持下,学海堂按月向学生提供补助,以补充他们因考绩优异所获得的奖金。学校把那些出类拔萃的答卷与八位学长的诗文一道收入《学海堂集》。学生必须按日作读书札记,教师每个月举行一次聚会,考评各人成绩。(115) 每一学年分为四个学期,每学期由两位学长主管,八位学长轮流负责四学期工作。这两位学长每月应举行两次讲演,拟定考试和文章题目。他们还负责评审考核学生,在期末举行考试。1834年以后,(116) 该校又要求学生从经、史、诗文及朱熹著作中挑选一本专著进行深入研究。阮元、广东省府的高级官员、学海堂教师还向该校图书馆捐书。此外,学海堂还有自己的出版机构,并向其他出版机构出租书版。

一份交由学海堂学生解答的试卷向我们提供了儒家书院重视考证的有趣细节。要回答考卷上的经、史题目,必须准确无误地运用考证方法。1868年举行的考试包括八个题目,现摘要如下:

1. 郑氏注《礼记》,间有改字,然皆有所承受……最为精核,试详考而疏证之。(117)

2. 《公羊传》注引《汉律》考,何邵公解《公羊传》,多引《汉律》,以证其说,试证以今律,详考而发明之。

3. 孙宣公在北宋为大儒,而《宋元学案》不载,宜读其书而论之。

4. 拟重修越秀山文澜阁碑记(骈体)。

5. 梅田赋。

6.岭外游仙诗七首,拟郭景纯游仙,即次原韵。

7. 火轮船行七古一首。

8. 行庵杂咏七律八首。

限十一月二十日在学海堂收卷,卷面有涂改,割补者不取。近年课卷自选(118) 刻三集后,所有历课上取卷祈并交回堂中,以备选刻四集。(119)

杭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尽管试图推进18、19世纪之际儒学教育的发展,但仍然是乾隆时期江南各地书院接受的汉学教育的代表和发展产物。

清代书院为学术界提供服务。其中不少学者长期从事平凡的学术研究,而不刻意准备科举考试。在学院系统内,经常开展本书第五章讨论的学术争论。而各种学术争辩、讨论向学生提供了考据学的基本方法。书院运用这一方法改善了学术环境,促进了18世纪中国文献考证之学的发展。

根据中国社会传统的师生关系准则,学生只能死板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对之无权创新、变革。这种现象在汉代学术界特别普遍。当时,各种专门技术和理论只能通过私人传授的渠道一代一代地一成不变地传播下去。考据学派崇尚谦逊好学,但更重视独立思考,因而反对这种被动的学术风气。

18世纪,尽管苏州的吴派学者试图恢复较为传统的学术师承传授关系。但是,江南多数学者意识到创新在学术发展中的价值,提倡、鼓励学生(120) 为推进学术进步作出贡献。许多书院的师生关系由于在校任教的考据学者的努力而发生变化。一些和戴震交往的学者突破传统的师承关系。他们除恢复、保存、讲授知识之外,更重视新的学术发明。(121)

官学学术声誉的不断低落,对于主宰科举制度的道学的批评日趋高涨,甚至出现公开否定的趋势,这一切使“学术自主”成为可能。官方控制的书院逐步成为考证学的中心,成为研习、传授考证方法的官方渠道。例如,卢文弨在南京钟山书院和常州龙城书院授课时做了大量的札记,记述其学术发明。钱大昕从官场退隐后,到书院讲课,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作了大量读书札记。他在苏州紫阳书院任教时的日记证明,他始终留意能够收集到的各种珍稀善本和金石拓片。

教育和经典考证将如我们进一步讨论所言,已成为比仕途更富吸引力的选择。考据学要走向学院化,只有具备下列条件才能成为可能,即学术活动首先得到普遍认可,并成为具有相当自主性学校开设的专业。江南地区的学院成为考证学发展的学术交流中心。随着江南考证学派共同体的不断扩大,考据学不论从学术上和社会环境上都已具备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学话语形式的可能性。

在江南地区的书院担任教职是崇高学术地位和声望的象征。钱大昕、孙星衍等学者在他们曾经就读过的书院受到尊崇。经费资助、奖金、学术认可都有助于提高官学的教育声望,奖励学术研究及其成就。(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