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学到朴学：考据学派的社会起源

学术史的重要进展往往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支持探求新知的阶层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罗伯特·莫顿(Robert Merton)就论述过各种社会具体利益、动机、行为的相互影响对欧洲科学和宗教的作用。他认为,清教虽然不是介入17世纪英国科学的唯一宗教信仰体系,但从社会和文化层面对科学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科学研究能以一种重要的学术活动的角色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出现,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也是分不开的。(5)

我们也将从这种视角探索清代考据学者们的社会背景,他们参与了倡导(6) 客观实证研究的清代朴学运动;要解答这一问题,就须弄清明清两朝的社会结构是否发生变化,分析《皇清经解》的作者群,将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皇清经解》是由广东学海堂在19世纪初期纂修刊行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学术丛书,专收考证著作。

《皇清经解》是对清代经学第一次内容广泛的总结,它在1829年由广东学者历时四年修成刊行后,受到中国和其他地区学者的高度评价。这部丛书规模庞大,共收录75位学者的180种著作,共360册,1400卷,代表了清代汉学的主要成就。它收集了清代汉学家的众多代表作,后世汉学家借此能了解其前辈在17、18世纪建立的学术共同体的规模。1818年,广东总督阮元在《皇清经解》编纂前,业已资助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的出版,该书内容充实,观点颇有争议,是清代考据学者的学术性传记汇编。(7)

《皇清经解》是宋代成书,长期受人尊崇的丛书——《十三经注疏》的延续,后者涵盖了宋及宋以前的经学,也曾由学海堂重新刊刻过。它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清朝初叶徐乾学(1631~1694)主编的《通志堂经解》的回应,该书规模庞大,堪与《皇清经解》相媲美。阮元和《皇清经解》的其他编纂者认为,《通志堂经解》存在宋明理学的门户之见。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徐乾学又是17世纪考证学的重要赞助者。(8)

《皇清经解》以清代考证学奠基人顾炎武、阎若璩的著述开始,收集了许多参与18世纪汉学运动的杰出学者的作品,其中多数人受江南(9) 学界崇尚以许慎、郑玄等人为代表的东汉古文经学的学术风气的影响。(10) 该丛书的编纂者也再版过一些受常州今文学派影响的学者的著作,常州今文学派崇尚何休和西汉今文经学。该丛书把是否应用文献考证方法作为收录的标准。在阮元和他的助手看来,常州今文经学也是考据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应当很好采纳的一种观点)。阮元为编纂《皇清经解》而对汉学著述的甄选原则,与四库馆臣早先推崇的学术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参看第二章)。(11)

1886~1888年,王先谦(1842~1918)续修《皇清经解》,在江苏南京南菁书院编纂刊行《皇清经解续编》。该书汇集了清代汉学的百余种考证著作,(12) 代表了中国19世纪的学术观点,已超出本书的讨论范围,这里不予论列。现在,我们首先讨论《皇清经解》著录作者的地理分布情况,图表二简要统计了该书75位著者小传的有关史料,栏目1~6的统计数字(13) 表明,近90%的作者是江南人,而其中多数学者(68%)来自江南城市化最高的四个府,这种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显示出江南地区在全国的中心地位,以及当地学者的重要性。

表二　《皇清经解》作者地理分布统计表

表三　《皇清经解》作者出生年代、家庭背景统计表

注:① 这里包括阎若璩,他父亲虽于1604年中进士,但仍属盐商世家。

② 这里包括戴震,他父亲是布商。

③ 这里包括阮元,他祖父于1715年中武士,他母亲出身盐商家庭;凌廷堪(1757~1809),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和焦循都曾在扬州专为盐商子弟开办的学校任教。

④ 这里包括臧庸(1767~1811),乃父是服装商,乃曾祖父则是著名学者。(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阮元在编纂《皇清经解》时,收集了15位扬州学者的著作(包括他本人在内),这中间包含着某些个人偏好,反映出他对江南学者著述的高度推崇。《皇清经解》也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它遗漏了直隶著名学者翁方纲的考证学著作。尽管如此,该书作为清代朴学著作的集大成之作,仍不失其价值之所在。它不是在扬州或常州编辑的,是应广州学子所需而编纂的,所以,人们不称它“江南经解”,而称为“学海堂经解”。

现在,我们讨论《皇清经解》收录的朴学家的社会背景和地位。(14) 表三说明多数学者出生于18世纪,在75位学者中,52%出身文学世家。《皇清经解》的作者小传,大部分只记叙与传主有关的材料,相当数量(30人,也即总数40%)的传记没有提供传主准确的背景材料。因此,52%的统计结果不是十分准确的。在45位提及家庭背景的传主中,87%出身于文化世家。根据统计,确属商人出身的学者人数较少(只占总数75人的8%,约占社会背景清楚学者的13%),但其中包括三位最著名学者,他们对考据学派影响甚深。臧庸的有趣事例表明,儒士和商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商人可以变成儒士,儒士也可以转为商人。从这些有价值的统计材料中发现,尽管有些人出身贫寒,但没有一人是农民出身。不过,传统传记常回避这类史实。

在上述学者中,绝大多数(92%)拥有科举功名,53%的学者拥有较高的科举功名(参考表四)。不过,还有相当数量的学者(27%)(15) 只有低等科举功名,这意味着近1/3的学者地位低下,或处于科举功名之外,只是凭经学研究赢得赞誉,改变低微的地位。17世纪,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部分原因可用下列事实来解释:满洲入主中原后,许多学者立即拒绝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根据上述材料似乎只能推出下列结论,考据学者不是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表,他们完全是中国传统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表四　《皇清经解》著者科举功名状况统计表

不过,这种推论是由正统传记中包含的传统社会偏见造成的。例如,许多阎若璩传记的作者都回避他的盐商家世。正统传记作品只字不提阮元母亲是扬州盐商女儿的事实。当时,人们认为,把这类史实记入传记是一种不合适的作法。(16) 因此,不能把《皇清经解》的作者小传看作研究清代考据学者社会背景的主要依据。由于这种原因,传统社会的偏见阻碍了对17、18世纪社会变迁的深入探讨。这里提供的材料也无法证明出身商人的汉学家数量是否呈上升趋势。

吴秀良(Silas Wu)指出,17、18世纪扬州出现的新的经济阶层赋予该地区以重要的经济、文化地位。当时,朝廷把食盐专卖权让给江南富商,由他们负责盐税征收。按照吴的观点,有清一代,盐商不仅始终是帝国官僚体制的经济支柱,还左右着江南的文化、学术活动。因此,我们很难明确区分18世纪扬州学术圈内富商和学者的差异。何炳棣发现,明清两朝,许多富商家庭都成功地跻身于官僚和学者行列,这种成功揭示出江南学术发展和经济的内在联系。

盐商们向往官爵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因此,他们经常通过教育或捐纳官职的途径,(17) 为自己或子孙谋取官职。他们还热衷和士绅家庭联姻。这种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把自己的家庭和财富置于官绅特权的庇护下,那些特权足以维护家庭乃至家族的利益。许多书院(如扬州安定、梅花书院)常为盐商子弟服务。18世纪,学术因盐商的资助繁荣起来,书籍出版和收藏的数量远迈前代。(18)

阎若璩、戴震都是清代汉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事实表明,商人出身并不妨碍学者的研究和著述活动。恰恰相反,商人的财富时常促使学术成为一种可以维持生计的行业。小野和子即指出,明代扬州府的泰州学派就和控制当地文化生活中心的盐商关系密切。盐商世家(例如阎若璩家)向学术圈提供大量资助。处于另一种环境的布商之子戴震是如何得到北京学术圈承认的,这一问题还须进一步研究。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商人后代和文人组成的新的社会群体,它们形成了考证学派。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士人的职业标准已发生重要变化,如山井涌所言,清代士绅渴望成为考据专家。宋明官绅则与之截然相反,他们对仕途的重视程度超过学术建树。山井涌认为,满族入主中原后,朝廷和国家精英组织大规模的学术活动。文人们受聘于书院,从事学术研究,或按地方和国家的图书纂修计划整理文献,因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对清代许多士人来说,学术成为一种谋生手段。(19)

宇安七四郎论述过乾隆时期汉学运动的重要成员赵翼(1724~1814)、王鸣盛(1722~1798)、钱大昕(1728~1804)的学术活动,视之为18世纪中国知识阶层向职业化学者转变的代表。宇安指出,官位在所有场合下(20) (他们都是进士出身)都是保持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他们都入仕为官,但主要兴趣仍在学术研究上;一旦有可能从事专业研究,就立即辞官。他们把年富力强的中年时光奉献给经史专门之学,以历史考证学的开创者享誉于世。(21)

上述论述表明,考证学的兴起不仅是一个学术事件(就其在学术和职业选择而言),也是一个社会事件(因为支持和鼓励学者选择从事这项研究)。按照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理论,要圆满解释在传统社会精英中宋明理学何以为清代考据学所取代,就必须考虑内(思想动机)、外(社会)双重因素。事实上,社会因素并不仅限于外部影响,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即指出,清代科举录取名额有显著增加,这种趋势意味着即使获取科举功名,也难以保证一定能进入仕途。而学术研究常常可以弥补因这种趋势扩大而带来的危及生计的职业匮乏。(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