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学风：专业化进程与转变

对经学的重新重视是与金石学、校勘学、目录学等辅助学科的发展密不可分的。这些学科应用的方法成为文献考证、历史地理、经籍考证、历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进行进一步正规研究的主要手段。阮元曾这样评论18世纪学者钱大昕的学术特征。他说:

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唯嘉定钱辛楣先生能集其成。

阮元的论述首先表达了对一位考据学巨匠学识的由衷敬佩,但也透露出学术研究日趋专门化的趋势。考证学者认为这些专门学科是施展考证方法,处理各种具体学术问题的天地,如地理相对于天文学(详参第四章)。这一系列学术领域展示了考据学研究的有机联系。

从明代的“业余性研究”到清代“专业化”的转变展示了儒家学者地位和角色的重大变化。有些学者(如扬州学者焦循)担心专业化趋势发　　　展过快:“学者或具其一而外其余,余患其见之(84) 不广也。”(85)

一、 古文献的辨伪和辑佚

文献真伪、著作时代的考辨是为其他目的引用史料必备的首要步骤。辨伪是运用一系列文体、文风鉴别方法考订古书真伪的精密学科,它的出现在不断涌现的由校勘学、版本学产生的各种发现中是非常重要的。段玉裁在致同行的信中写道:

定其是非之难,是非之难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义可以徐定。……知之者所以辨其非而归于一,是也。(86)

考证学者提出了一系列辨伪通则和依据,以使当代学者更易通解古典。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为辨伪树立了典范。江藩走得更远,他断言,阎若璩有关《尚书古文经》的结论和论证的准确性只是汉学研究众多标准的一部分。金石考证被运用于文字学研究。人们开始分析字体,关注和讨论字体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文字学和书法风格的演变密切相联。对汉代《说文解字》古篆的研究成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争论的重要(87) 内容,因为西汉今文经说是以当时官方认可的隶书记录的,古文经是用篆书书写的。因此,这类争论能否解决就取决于是否具有精湛的书学史造诣(详参第五章)。(88)

古籍的收集和辑佚是复原佚失古典的尝试。1670年,马出版名著《绎史》,该书网罗现存的所有文献材料,辑录各种类书保留的古佚书片断,记述了从远古直到战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他用纪事本末体的形式把这些材料整理成头绪分明、秩序井然的著作,他把中国各种经典文献当作历史资料加以利用。当然,他在引用时,未能加以考证、鉴别。

江南的文献考证在唤起对传统科学的重新重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7、18世纪,考据学家经过研究,在传统天算的复兴方面取得许多重要的有价值的成果(详后)。他们在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明初编纂的《永乐大典》中发现大量的文献材料。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古代数学著作,邵晋涵(1743~1796)从《永乐大典》及其他早期类书中辑出《旧五代史》,该书后被列为正史。(89)

18世纪的学者认为,校勘和辑佚是两门相互依赖的学科。他们运用“死校”、“活校”两种方法复原古籍的善本。他们重刊古籍时,都以最可信赖的版本做为出版底本。“死校”保存文献的原貌,不改动原文,包括(90) 原书存在的讹误,它是初级的校勘形式。能否搜集到最佳善本是“死校”的前提。“活校”是根据古代有价值文献中的引文对原书纠误补阙。孙星衍(1753~1818)在清代对佚散的汉以前子部文献的整理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辑佚著作网罗了古代文、史总集,类书,丛书,经注中保存的佚书片断。

杭州学者卢文弨(1717~1796)精于古代经典的校勘,因此为世注目。他特别擅长对勘文献版本,指明其中异同,根据翔实的考证出版古籍校订本。校勘学成为考据研究,特别是汉学依赖的支柱之一。(91) 当时,各种学术问题非常复杂,只有专业分工,才能使学者不致落后于学术发展的步伐。18世纪后期,章学诚承认,就个人而言,现代人只能掌握历代积累知识的一小部分,古人则相反,他们因处在较低的文化水准,倒易于掌握各种知识。他认识到,只有进行专题性研究,才能复兴和延续业已佚失的儒学传统。(92)

二、 江南的历史研究

考据学者不断强调金石资料的重要性,反映出18世纪史学方法的变革。江南学术共同体成员融会年代学、方志学、典章、礼仪、天文于文献考证之中。王鸣盛是以治经方法治史的开拓者。他认为,一个史家应当尽可能地收集各类有价值的史料。他对正史的研究即利用了周秦诸(93) 子、小说、诗歌、游记、笔记、文集、辞书、佛道著作等书中的材料。

金石学受到历史考证学者的重视,他们运用金石铭文材料校勘史书存在的错误。余英时指出,章学诚尽管批评考证式的历史编纂学缺乏会通、综合能力,但仍重视史料的考证与鉴别,认为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描绘出一幅更为渊深博大的历史画卷。(94)

杜维运详细阐述了18世纪下半叶历史考证学领域出现的专业化发展趋势。王鸣盛、钱大昕、赵翼(1727~1814)的努力为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客观实证的坚实基础,他们成功地恢复了史学的声望和地位,把众多学者吸引到史学领域。1787年,王鸣盛在为其《十七史商榷》撰写的序文中,阐明了清代历史考证学的宗旨。他说:

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有善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向多求耶?(95)

清代历史考据学者批评以空洞思辨和武断褒贬为依据的历史编纂学,醉心于运用金石、地理、语言考证勾勒历史的原貌。他们的批评显示出自身(96) 追求客观性的学术取向。钱大昕完全赞成王鸣盛的观点,他主张,历史褒贬应寓于史实本身。史家的褒贬近乎朝廷议论政事。因此,他们不应被迫或自觉地运用历史史实迎合政治或王朝偏见。钱大昕在引用史料时,特别注意以最原始的材料纠正后世记载中的错讹。(97)

在第五章我们将会看到,札记体和归纳方法已为考证学者广泛应用,这说明他们已找到了历史编纂学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他们考订史实、纠正史实的时代错讹,校勘本文,补充旧注,把起初在经典考证中运用的方法推广于史学研究之中。王鸣盛、钱大昕在经、史考证领域都作出意义重大的贡献。当时,历史学者致力于解决文献疑难,或考释典章、礼制术语。赵翼则进一步扩展史学范围,旁涉宋代金石学建树、明代士人、明代制度弊病等关乎现实的课题。他似乎已经察觉,过分讲求考证,将出现琐碎无聊的新弊病。(98)

17世纪,学术界只重视与经学有关的历史课题,例如阎若璩只为考证经典真伪,才引用史学文献。18世纪,学术界多次讨论经史关系问题。史学地位在江南学界迅速上升,与经学几乎分庭抗礼。经学为体、史学为用的界线受到质疑。卢文弨在1776年于湖南主持科举考试,要求举子重新讨论经史关系,他说:

问:史之与经异用而同源,《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进乎经矣。后世祖之,分为二体,可得析而言之欤?(99)

另一方面,王鸣盛仍恪守经史之间存在的界线:“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此其异也。”他只是在个别细节上否定二者的差异:“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

钱大昕的主张走得更远,他甚至认为,经史本来没有高下之分,古人也没有这种分法,两汉以来,随着四部图书分类法的出现,才出现经史之别,钱大昕认为史学“非限于一家一姓之故实而系表彰往昔之历史”,他不赞成尊经卑史、仅把史学视为经学复兴工具的倾向。他认为,史学也是恢复三代之治极端重要的依据。王、钱二人都含蓄地批评了惠栋、戴震等人专治经学、轻视史学的学术偏向。(100)

18世纪下半叶,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六经皆史”说,对此应从17、18世纪江南考据学派发展的历史背景加以考察。王鸣盛、钱大昕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提供了活动舞台。章的建树在于使经典研究历史化,明确地把六经变成史学研究的对象。(101)

学术文化史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创立“学案体”,它是按照学派详细分析并准确概述特定时期儒学发展历史(102) 的重要著述形式。黄的著作论述了200位明代学者,其中多数是江南人。黄宗羲还著有《宋元学案》,由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1705~1755)修订成书。该书叙述了两宋及元代的儒学发展史,是继《明儒学案》之后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这两部开创性著作结果使学案体成为概括儒学发展历史、追溯传统思想发展源流的最佳方式。“学案体”学术史重新考察了传统学术思想师承演化的轨迹。(103)

全祖望在撰写学术史的同时,还致力于明清之际学者史料的整理、保护。他继承了17世纪浙东学者万斯同(1638~1702)的遗风,非常重视晚明历史的研究。他感到,18世纪的人们几乎遗忘了明遗民的悲怀懿行,他力图把它们保存下来,传之后世。全祖望认为,晚明时期的历史是气节之士的记录,所以,他要全力阐扬17世纪的学术。

章学诚重视史书体例、特点的研究,十分推崇“通史体”史书,认为它是准确记叙中国学术、文化历史最适宜的形式。章的思想受郑樵(1104~1160)历史编纂原则的影响,他的文化史观具有政治和文化进化论的特点。(104)

章学诚把历史文献置于特定历史背景加以解释,他力图建立一种以广博的目录学和精详考证为基础的学术阐释系统,还力图把历史史料融会于一种综合的系统的整体性阐释框架之内,他在这方面的建树为考据学者(105) 所不及。章学诚著有《文史通义》,试图重构儒学传统的序列,在这之前,有人曾以平庸正统的观点解释传统。章学诚觉察到史学已为官修史书通行的虚假信条所束缚。正史是那些提倡官修史书编纂的王朝任命的御用学者集体协作的产物。章追求客观性的理想使他拒斥了唐以后官修史书充斥的僵化教条。他认为,学者应在史学领域作出独创性贡献。(106)

传记汇编是18世纪流行的另一种学术史著作方式。钱大昕撰写过11篇清代学界人物传记,其中包括阎若璩、胡渭、惠栋,它是这种学术史形式的先声。后来,江藩(1761~1831)利用钱氏的材料,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叙述清代汉学成果,引起许多争议。他还编著《国朝宋学渊源记》,在书中把清代理学划分为南北两派。(107)

清代史学的这一系列建树表明,那种认为中国史学编纂学未能成功地转化为科学的专题性研究说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忽视了考据学的贡献(尽管倪德卫[David Nivison]在15年前已就这些贡献的各个侧面作过广泛论述)。而且,清代史学新进展的影响还波及朝鲜及德川时代的日本(1600~1867)。日本学界还把考证式的历史编纂学发展为严密的方法论。19世纪,通过重野安绎(1827~1910)的努力,日本历史学者以早年的考证方法为基础,吸收借鉴德国学者兰克的史学理论。(108)

杜维运认为,清代出现的客观主义的考证式历史编纂学与耶稣会士对中国带来的文化冲击无关。他认为,耶稣会士的影响仅限于天文历法领域,并未渗入史学考证领域。杜认为,欧洲史学编纂方法在当时尚未(109) 传入中国。不过,杜的见解忽略了考证学跨学科的性质,以及西方天算对这些学科的影响。席文对此有详细讨论。钱大昕即是当时最精通西方天算的学者之一。因此,不承认钱大昕天算学对历史考证学的影响,这种观点未免使人难以接受。(110)

三、 诸子学:春秋战国思想的复兴

文献发掘、校勘和还原推动了湮没许多世纪的非正统的诸子文献的复兴。清儒的复古主张固然引导他们回归两汉经学,去寻找儒学传统的源头;同样也会引导他们回归战国诸子学派。17世纪,学者为阐释经典,开始注意引用战国诸子著作,但是,还未真正认识到其内在的价值,直到18世纪,东汉古文经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为西汉今文经学和诸子学所取代,《墨子》、《荀子》、《公羊传》的复兴才显示出对东汉古文经学的威胁。

汪中(1745~1794)、章学诚在学术上针锋相对,但在倾覆孔学在儒学文化中心权威的过程中都扮演着关键性角色。汪中是扬州人,他崇拜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梅文鼎、惠栋、戴震,把他们视为清代学术的“六圣”。汪中起初潜心《荀子》的研究,他欲恢复荀子在战国儒学原有的重要学术地位,这种地位后来为人忽略了。(111)

需要指出的是,汪中开始研究《墨子》时,《墨子》思想的实用特征及其与早期儒学的联系已受到某些考据学者的注意。1780年及1783年,毕沅(112) (1730~1797)主持刊行孙星衍、卢文弨等学者校勘的新版《墨子》,汪中为之撰写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战国时期,儒、墨两家关系密切。他以此为后代视作异端的墨学辩护,把墨子和孔子相提并论。

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诎儒学也。

汪中指责孟子对墨子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导致墨学失传,他极为欣赏墨子著作中的专门技术和经世之略。另一方面,翁方纲(1733~1818)注意到汪中墨学观的激进之处。他认为,

(汪中)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

耐人寻味的是,墨子、荀子学说的复活竟唤起如此激烈的反击,很显然,这里还会有激烈程度更甚一筹的反应。程朱理学的卫道士方东树就诅咒那些回归先秦诸子的汉学家。他力斥钱大昕关于荀子比孟子更接近孔子礼学的暗示。考据学者显然大胆地恢复与孟子对立且长期为人冷落的荀子学说。而攻击孟子无异攻击理学。方东树还攻击汪中对墨子的推崇。方认为,汪中因重提与孔学对立的墨家学说,才受到其他扬州学者的批评。汪中竟然攻击朱子学说,毁弃名教,鼓动异端邪说,理应受到惩罚。(113) 翁方纲和方东树都认识到,荀、墨学说的复活是对理学的威胁。尽管如此,《四库全书》馆臣仍吸收了汪中的《墨子》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墨学消沉是孟子视墨子为异端并大肆诋毁的结果,并承认墨学是战国时代有影响的学派。这说明人们开始重新正视墨子在中国早期哲学史上与孔学并论的重要地位(详参第四章)。(114)

章学诚从先秦诸子和西汉今文经学文献中搜集出不少证据证明,孔子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中的重要一员,其学术思想也只是其中一派,他只是在传播许多世纪之前的周公学说方面发挥了有限的作用。章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和汪中复兴战国时期学术思潮的努力同时进行,章的史学研究是考据学派由后向前、不断向上追溯的研究的一部分。他对周公、孔子不同地位的论述重新引发《周礼》与《春秋》何者重要的学术争论。在儒学发展史上,类似争吵都出现于儒家前期的历次改革运动,如王莽改制(前9~公元23),1069年的王安石(1021~1086)变法等。

谁是儒学的主要开创者?这一问题的提出反映了18世纪江南学术界对宋明理学“道统”说日益增长的抵触情绪,两宋以降,孔、孟成为道统的核心人物。章学诚却认为,不是孔子,而是周公,才是规划世界秩序最具权威性的圣人。这种见解又掀起宋明理学是否具备成为儒学正统继承者资格的讨论。钱大昕就认为,唐以前没有道统说,道统说直到宋代才(115) 第一次出现。(116)

常州学派复兴非正统的《春秋公羊传》学说,它表明,在讨论儒学传统和历史上孔子地位等问题上,一种迥异俗流的学说正在18世纪形成。清代古文经学家重新重视先秦诸子的倾向和公羊学说的复兴几乎同步展开。公羊学说认为,孔子是儒学正统形成的奠基者。按照今文经学的观点,不是周公,而是孔子,才是儒家的圣人。孔子融古典文献于一体,在一个充满战乱的衰世建立了自己的学说。对常州学派而言,《公羊传》是阐释孔子修《春秋》、整理五经主旨的主要文献。刘逢禄认为,“(余)尝以为学者莫不求知圣人,圣人之道备乎六经,而《春秋》者,六经之钥也。”如果不了解《春秋》“微义”,那么,无论运用什么考证方法,都难以理解六经。今文经学视孔子为圣人,自然也效仿他“托古改制”的尝试,到19世纪之后,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批评现实政治,进行社会改革。(117)

四、 18世纪江南科学的发展

在18世纪的江南学术界,自然科学和文献考证的关系不断加强,这是对耶稣会士译介的欧洲科学传统的回应。对传统天算学的实证研究显示出儒学在实证科学领域贡献的深度和复杂性。乌尔利希·里布赫特(Ulrich Libbrecht)指出:“在宋、元算学完全失传数百年之后,高水平的代数研究在中国重新出现了。梅文鼎及孙梅觳成为中国‘数学复兴’的开创者。”(118)

人们已就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科学冲击的问题作过详细的讨论。梅本敬造论述过欧洲科学在明清之际历法改革中发挥的作用。这次改革因1724年《历象考成》的颁行而达到顶点。但席文指出,该书吸收的西方天文学内容已落伍一个世纪。但《历象考成续编》收集了欧洲较新的科学发现,完成了传统历法的改革。(119)

有清一代,酷嗜天文历算之学的考据学者试图划分中法、西法的差异。梅文鼎在17世纪撰写的著作中,细心辨析中、西两种不同学术传统的差异,指出西方天算值得借鉴和引进之处。然而,由于教廷严禁传教士全面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如哥白尼[1473~1543]、伽利略[1564~1642]的发现),西方科学在传入中国后,就出现了许多矛盾。在18世纪米歇尔·伯诺斯特(Michel Renoist)(1715~1774)的小册子问世之前,哥白尼学说始终没有全面准确地传入中国。精通汉译西方文献的中国学者立刻觉察到西方科学存在的矛盾之处,他们因这些矛盾开始怀疑西法是否具有严密的研究方法,而且,不再把西法看作完美无缺的体系。

戴震、阮元都指出,西学存在矛盾,但是,他们仍然弘扬梅文鼎颇有影响的研究欧洲天文历算的基本原则。他们声称,西方天算原本产生于中国,在汉代失传之前,传入欧洲。阮元同其前辈(包括康熙帝在内)一样,主张把异域学术和中国汉代文献结合起来,恢复固有传统原初的纯洁形式。(120)

戴震在吸收外来知识时也坚持固有传统。他认为,拼写音节的反切(121) 是中国古代圣贤的发明(并非如此,详参第五章),他还坚持认为,中国经典业已囊括了天文历算的基本内容。在他看来,只要经过适当研究,就足以证明经典本身即是汇集因疏忽或缺乏理解而失传许多年的科学知识的宝库。

戴宣称,他在《尚书》中发现的某些精深的思想表明,古人早已掌握太阳在天体中运行的复杂规律。太阳在一天一夜之内通过围绕天体南极的旋转而与其他天体一起运转。与此同时,它还沿着黄道在每年运转轨道上经过一度。他通过这一论证指出,一系列事例证明,西方科技方法渊源于他从《永乐大典》发现的《周髀算经》。(122)

戴震、钱大昕、阮元受复古主义观念的影响,简单地把西方天文历算的技术特征纳入儒学框架之中,同时也批评西方科学。席文指出:阮元并非像那些缺乏闲暇悉心研读其著述的论者所揣测的那样,试图贬低西方天文学。恰恰相反,他正提供一种使其研究合法化的神秘说法。他没有把西方天算知识视为外来奇巧,而是看作可与传统经典融为一体的知识体系,不论其表达方式如何陌生,也不管其中掺杂着许多外国传播者孱入的极难以接受的非科学观点。耶稣会在天文数学领域提出的挑战受到清代江南学者的认真对待,其影响波及考据学的其他领域。钱大昕认为它开拓了儒学研究的视域,是对几个世纪以来重视道德、哲学玄谈偏向的纠正:

夫东海之于西海,语言不通,文字各别,而布算既成,校之无垒黍(123) 之失,无他,此心同,此理同,此数同也。欧罗巴之巧,非能胜乎中土,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转精。而中土之善于数者,儒家辄为小技。……自古未有不知数而儒者……中法之绌于欧罗巴者,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

他认为,早期儒学反对玄谈。(124)

五、 科学及其对考证的附属地位

胡适、薮内清呼吁重视他们发现的考据学者研究天算的经学出发点。薮内清指出,18世纪考证学话语获得的胜利限制了戴震、钱大昕等学者,使之无法从科学本身的角度研究天文历算。相反,戴、钱都把天算研究同他们视为更重要的复原古典的运动联系起来。他们如此理解科学新发现和发明的意义,就无法认识到科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所蕴含的潜力。(125)

胡适同样认为,正是考证学界弥漫的实证学风把顾炎武、阎若璩等学者限制于文献领域,尽管他们也零星应用某些考古发现,或偶尔进行天文观测。研究古代天文学只因有益于经典考证才为人重视。自然科学(126) 从未摆脱为经史考证服务的从属地位。据胡适分析,对自然现象的探讨完全依赖于文献考证而非实验。(127)

尽管这些因素并未使考据学者减低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但是薮内清及胡适略嫌夸大的论述的共同点仍证明了训诂偏见对清代考据学的限制。不是每一个考证学者都有科学兴趣。顾炎武是与梅文鼎同时代的人,他确实对天文学感兴趣,但未积极地研究它,仍是一位经学家。阎若璩也是如此,尽管他以谨严的学风从事年代学研究。

有一种假设认为,中国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而且也不可能发生。我们不支持这种假定,在发现天算学在考据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后,更不赞成这种观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胜利,同欧洲一样,需要超出文献考证范围的学术转型,还需要对自然界逐步定量化研究所要求的基本研究与实验方法。尽管如此,一些重要的科学探索在中国业已出现,实证科学必需的机制已经形成(详参第五章)。

欧洲科学在18世纪的中国没有生根发芽,也未摆脱上述从属于经学的局限,其部分原因是因为耶稣会传播者的缺陷,如向经典本位主义的挑战没有成功,没有提供新的学术选择机会。经典研究及史学在考证中的优先地位仍未受到触动。对实证科学的兴趣仍然受到学术积累中存在偏见的束缚。(128)

本章主要论述了17、18世纪考证学派发展成为主导学术话语的内在原因(129) ,它们的发展还需要有助于考证研究,著述的政治、社会环境和资助。我们将于下列章节探讨鼓励、推动江南考据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和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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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帕特森《匏瓜》页2、12、79;Najita,页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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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页126~129;岛田虔次《章学诚的地位》(《东方学报》41:519~530,1970);倪德卫《章学诚(1738~1801)的生平与思想》(斯坦福,1966)页286;福柯前引书页173。

(7) 阎泳《尚书古文疏证序》页1a;韩德森前引书页38~41。

(8) 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1973)页52、55;《四库全书总目》6:7a~8b,14:13a~14b,119,11b~12b;韩德森前引书页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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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爱德温·浦立本《新儒学与新正统主义》;芮玛丽《儒学信念:唐代文学界(755~805)》(斯坦福,1960)页77~114。

(11) 皮锡瑞《经学历史》(香港,1961)页220~221;刘子健《欧阳修,11世纪的新儒学》(斯坦福,1967)页85~99;施洛克前引书页184~187。

(12) 朱彝尊《经义考》(四部备要本)84:36;温罗前引书页1~26,特别是页6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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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详参拙著《阎若璩与宋明理学的关系》,《清史问题》3、7:105~113(1977);朱彝尊《经义考》85:1a~3b,88:6b~7a。当时怀疑高书真实性的学者还有赵孟(1254~1322)、吴澄(1247~1331)、陈元(音译)、梅,其他学者详参Najita与施纳尔的《德川时期学术史》页xi。

(15) 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页230~299。萧公权为《明代名人传》撰写的李贽传记,详参该书页807~817。英语世界泥述泰州学派最重要著作是狄百瑞《晚明思想界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纽约,1970)页157~225。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激烈批评李贽,详参所著《读通鉴论》页453~454。《日知录》(台北,1974)页540~541;《明儒学案》(台北,1973)页311~313,顾炎武对李贽著作未全部绝迹尤为遗憾。有关论述,详参滨口富士雄《清学成立的背景》,《东方学》,58:114~127(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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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欧文·布鲁姆《明代思想中的义理;罗钦顺哲学初探》,(狄百瑞与布鲁姆合编)《原则与行动,新儒学与实学论集》(纽约,1979)页106;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页232。

(18) 《四库总目提要》119:3b~5b,119:12b~13a;容肇祖《明代思想史》(台北,1969)页270~283,都论述过陈第的考据学成就。阿诺尔德、塔克莱、罗伯特、莫顿《学术训练,乔治·萨顿的悖论》Isis 63:474(1972);爱德华·钱《焦竑与反理学思想》(狄百瑞《新儒学的解体》纽约,1975,页271~303);帕特森“匏瓜”页12;吉里斯皮前引书页202。

(19) 盖前引书页127~203。

(20)44

(21) 中材欠四郎《清朝学术思想史(1)》,《东亚研究》2、11:51(1912)。经典考证的变化同样反映于从汉代至清代经学编年目录中。小系夏次郎《清朝考据学的背景》,《国民精神文化》1.1:35(1935)。有关讨论,详参海登·怀特《话语的主体,文化批评论集》(巴尔的摩,1978)页1~25;哈图尼前引书页84;肯尼特·伯克前引书(伯克利,1973)页1~3。

(22)45

(23) 山井涌《明清时期的“气”之哲学》,《哲学杂志》46.711:82~103(1951)。

(24) 帕特森《方以智:西学与实学》,《狄百瑞新儒学的展开》(纽约,1975)页357~380;坂出祥伸《方以智的思想》(东京,1970)页95~102;布鲁姆前引书页76。

(25) 本书第一、五章分别论述了胡渭对理学宇宙论图式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当时实证考据的重要范例。奥泽·瓦莱《孔子格言》(纽约)页171~172。

(26) 《四库全书总目》119:16a~17a。“辨”及其衍发的“辨解”“辨证”都出现于清代著述中。E.D.爱德华《十三经引论》,《亚洲学术研究年鉴》12:771~772(1948)。“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5:2410(53:1a)。

(27)46

(28) 吉川幸次郎《钱谦益与清代经学》,《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9:22~23,28(1965);小野和子《明末清初结社活动的考察》,《史林》45,2:40~42(1962);艾维四《复社:从教育到政治》(狄百瑞《新儒学的解体》页348~349)。

(29)47

(30) 宇野精一《从五经到四书——经学史新论》,《东洋文化与社会》2:1~14(1952);林友春《清代的书院教育》页30;《四库全书总目》35:1a~1b,36:13b~14b;约翰·梅斯克《明代学校论集》(杜克逊:1982)页24。

(31)48

(32) 宫崎市定《四书考证学》,《亚洲史研究》卷4页379~382;路易斯·格拉夫《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游记》(纽约1953)页95。有关论述,详参格莱德·杜纳《巨人的诞生:明末耶稣会士在华经历》(南伯恩特,1962)页27~43。

(33) 吉川幸次郎前引文页81;柯山吉広《姚际恒的学问》及《文学研究》9:15~35(1961)。

(34)49

(35) 倪德卫前引书页14~15;帕特森《匏瓜》页1;内藤虎次郎《清朝史通论》,《湖南全集》(东京,1969~1974)页355~356;杜维运《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史学之兴起(上)》,《故宫文献》,3:1~13(1971);小野和子《儒学中的异端》,《亚洲的转折》(东京,1966)页22~23;何估森《顾亭林的经学》,《文史哲学报》,1967,16:185;《顾亭林诗文集》(香港,1976)页62;《十驾斋养新录》,台北,18:19a;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189;皮锡瑞《经学历史》页289~290。

(36)50(www.xing528.com)

(37) 余英时《从宋明理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中国学人》2:26~37(Sep, 1970),哈鲁图恩,页66~67;福柯前引书页8~9;海登·怀特《破译福柯》页27~28;勃格·卢克曼前引书页179。

(38) 详参魏斐德《清朝进攻江南时出现的地方主义与忠臣意识,江阴的悲剧》,魏斐德、格兰特合编《中华帝国晚期的统治与冲突》(伯克利,1975)页43~85,该文极精地论述了清军攻陷江阴的过程。嘉定也受到清军类似的洗劫。

(39) 席文《王锡阐》,《科学传记词典》卷14(纽约,1973)页163;爱德华·钱前引书页271~272;史景迁《道济,历史引论道济绘画研究》(安·阿勃,1967)页17。有关安对绘画的冲击,详参马歇尔·苏里文《17世纪中国的艺术与政治》,《阿波罗》103,107:231~235(1975,3)。

(40)51

(41) 顾炎武《日知录》页540~541。这段引文由吴讷孙译为英文。《董其昌(1555~1636):热衷艺术,冷淡政治》(瓦莱特、崔彻特合编《儒家的人格》,斯坦福,1962,页279~280)。有关其起源,详参黄宗羲《明儒学案》页144,卷16。

(42) 颜元《四书正误》1:2b(《颜李丛书》,台北,1965,1:47);小野和子《颜元的学问论》,《东方学报》,41:467~490,1970;《清代名人传》页914;《颜李丛书》1:199。

(43) 《四库全书总目》97:9b~11b,尤其是11a。

(44)52

(45) 席文:《王锡阐》页163;《清代名人传》页45;冈田武彦《张杨园与陆桴亭》Teoria 9:1~14,1951;平冈武夫《经书的传统》(东京,1951)页372~425;威廉姆·道尔比《中国戏剧史》(纽约,1976)页127。

(46) 狄百瑞《中国的专制主义与17世纪的儒学思想:对17世纪的一种考察》(费正清《中国思想与社会》,芝加哥,1957,页165~168);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论述。这段引文译自《梨州遗著汇刊》本《明夷待访录》(台北,1969)页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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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韩德森前引书页20;帕特森《匏瓜》页10n。1644年前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士人确立起不仕异姓的道德观,反对一个朝代的臣民臣仕另一个王朝。席文《王锡阐》页16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130n。

(49) 毛奇龄《西河合集》1699年,册75:1a~6b。

(50) 奥泽·瓦莱《袁枚:18世纪的中国诗人》(斯坦福,1970)页66;帕特森《匏瓜》页166;萧公权《农耕中国:19世纪的帝国统治》(西特尔,1967)页184~258。

(51)54

(52) 中材久四郎《清朝学术思想史(3)》页40~42;山井涌《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东方学论集》1:13b~150,1954;《黄宗羲学述: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的具体分析》,《东京支那学报》3:31~50(1957);《顾炎武的学术——从明清之际学风转变看顾炎武的学术》,《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35:67~93(1965)。

(53) 山井涌《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之学》,《东方学论集》11:37~54(1965)。

(54) 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页105~106。有关科学在因其自身价值为人视为重要事业之前所得到支持的讨论,详参莫顿前引书页180~185。

(55)55

(56) 山井涌《明清“气”的哲学》(哲学杂志211:82~88,1954,Nov);韩德森前引书页4、19~20;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19。道德修养仍然是当时潜流。19世纪的性道德修养如康有为梁启超以其亲身经历所显示的那样,再一次重视个人修养。

(57) 韩德森前引书页32.51~52,150,187~206。

(58)56

(59) 《尚书古文疏证》1:7a,1:10b,8:10b,8:31a,有关“虚”“实”之辨,详参戴君仁《阎毛尚书古文公案》(香港,1963)页58~59;胡适《中国哲学的科学精神与方法》,C.A.摩尔编《中国的心灵》(火奴鲁鲁,1967)页104~131。

(60) 有关姚际恒,详参村山吉広《姚际恒的学术》页29;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17~18;《戴震文集》页76;段玉裁《经韵楼集》(《段玉裁遗书》,台北,1977,11:40b)。

(61)57

(62) 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页118~119。

(63) 席文《王锡阐》页163;倪德卫前引书页14;约翰·格雷《20世纪中国的史学著作的背景与发展研究》,比斯利、浦立本《中日历史学家》(牛津,1961)页197。

(64)58

(65)59

(66) 《揅经室集》,台北,1964,2:505;《经韵楼集》9:38a。江藩在其《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中,把阎若璩、胡渭排在第一、二位。有关庄述祖与常州学派的关系,详参内藤虎次郎《支那学问近状》,《湖南全集》卷6,页51~52;张寿安《龚定庵与常州公羊传》,《书目季刊》13.2:4,1979,11;而黑宣俊《龚自珍与公羊学——以经学为中心》,《爱知教育大学报告》24:3。

(67)60

(68) 侯外庐,1:365~366。惠栋弟子王鸣盛也注意到这种差异。转引自《清代名人传》页698;小系夏次郎前引书页34~35、38;《雕菰集》2:104~105。

(69) 麓保考《宋元明清近世儒学变迁史论》(东京,1976)页133~167。

(70) 方东树十分钦佩王引之的考证成果,详参《汉学商兑》2B:10b,2B:14a~17a;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台北,1968)1:401~402。《汉学商兑》汇集了考据学者反汉学材料,详参《四库全书总目》118:43b~44b。

(71)61

(72) 韩德森前引书页91~93;格雷前引书页186~187。

(73)62

(74) 有关戴震、钱大昕的观点,详参《汉学商兑》2B:1a;钱大昕《潜研堂文集》3:348~349;何佑森《阮元的经学及其治学方法》,《故宫文献》2.1:26~33(1970)及侯外庐1:542~577。对阮元文献考证有详细讨论。

(75)63

(76) 席文《哥白尼学说在中国》lolloquis Copernicce(Warsaw, 1973)P72;近滕光男《清代经学家的科学意识——论戴震北极璿玑回游解》,《日本中国学会报》4:99,106(1952);《四库全书总目》107:1a~2a,107:10~11a。

(77)64

(78) 转引自席文《哥白尼学说在中国》页99~100;伦马凯前引书页61、67~79、169。阮元的讨论详见其《揅经室集》3:129~130;李约瑟《中国科技与文明》3:175n;吴兰修的论文原载《学海堂集》Ⅱ,10:1a~58b;学海堂学生的天文历算作品,详参《学海堂集》Ⅲ,5:32a~34a,Ⅳ3:9a~11b,Ⅳ14:9a~34b:乌尔里希、里布来赫特《13世纪的中国数学:秦九韶的<数学九章>》(剑桥,马萨诸塞,1973)页61~63;姚鼐《小学考》序(《小学考》,台北,1969,页5a~6a)。

(79)65

(80) 这是我研读《四库全书总目》《尚书》、小学、目录学、类书、天文历算诸类时发现的。这里我只集中讨论《尚书》类,我认为,它是了解《四库全书》馆馆臣采用的图书评价标准的最具代表性的范例。

(81)66

(82)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7、83、90、104。钱大昕与朱筠的看法,详参章学诚致戴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戴震崇尚义理的观点予以高度评价,详见余英时前引书页38~41、139~144;岛田虔次《历史的理性批评——六经皆史论》,《岩波讲座哲学》4:126~128(1969);《章学诚的地位》页519~521。至于章的引文,详见《章氏遗书》3:149,由倪德卫译为英文,见《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页51。杜维运《清乾嘉时代史学与史家》(台北,1962)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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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8

(85)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页1a~2a;保罗·戴密微《章学诚及其历史编纂学》,比斯利、浦立本《中日史学家》(牛津,1961)页167~168;中材久四郎《清朝学术思想史》(4)页43。龚自珍对清代考证学十个主要方面的论述,详见《龚自珍全集》(上海,1975)页225~230。焦循的忧虑详见其《雕菰集》2:109(卷8),这一部分的有些观点详参以后几章的详细论述。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序页5。

(86) 段玉裁《经韵楼集》12:47a~52b;曹养吾《辨伪学史》,《古史辨》卷2,页388~416;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台北,1973)页30~57。

(87)69

(88) 有关江的论述,详参伦明《续书楼读书记》,《燕京学报》3:482(1928);周予同《经今古文学》页49~51;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台北,1972)页154;诺尔·伯纳德《从考古发掘材料看清代书法改革的性质》,《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页181~273。

(89) 格雷前引书页196;《四库全书总目》49:31b~32a;《邹平县志》1836:17:3a;薮内清《明清时代科学技术史》,东京《人文学科研究》1970,页21~25;《清代名人传》页637。

(90)70

(91) 叶德辉《藏书十约》,详见《观古堂所著书》1902,长沙,页9b~10a。这段引文由方志彤翻译,详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150~151(1950)。有关汉代以前文献辑佚的研究,详参利格尔《略论清代学者对汉以前哲学文献的整理》,《亚洲研究论丛》1:172~185;《清代名人传》页550。

(92) 倪德卫前引书页156、164;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70~71、64。如余英时所言,章学诚一直醉心于史学研究与著述的综合性论述。

(93)71

(94)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页2b~3a;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38~39。有关朝廷对北京史学家的赞助,详参本书第三章。

(95)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页1a~2a;杜维运《论清乾嘉时期史学与史家》页13~48、99~121;内藤虔次郎《支那学问近状》,《湖南全集》卷11,页334~33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1955)页291~292;宇安七四郎《赵翼的生平与史学思想》,《史学研究》3、41:93~95(1950.10)。

(96)72

(97) 杜维运《清乾嘉时期史学与史家》页43~44;钱大昕《潜研堂文集》2:224~225(卷6)。

(98) 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1974)页418~419、616、629~658,及页4赵氏“小引”;宇安七四郎《赵翼的生平与史学思想》,《史学研究》页95~96。

(99)73

(100) 卢文弨,4:237(卷23);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页2a~2b;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上海,1935~37)页1;杜维运《清乾嘉时代史家与史学》页8~11。

(101) 杜维运《清乾嘉时代史家与史学》页10~110。

(102)74

(103) 中材久四郎《清代学术思想史》(2)页22;阮芝生《学案体裁源流初探》,《史原》2:57~75(1971.10);杜维运《清乾嘉时代史学与史家》页5、59。1841年,一些学者对《宋元学案》做了补充。

(104) 杜维运《清乾嘉史学与史家》页7、53~58、90~97;侯外庐前引书1:428~444;倪德卫前引书页60~64。

(105)75

(106) 杜维运《清乾嘉史学与史家》页67~90;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页45~81;倪德卫前引书页172~173、186、220、297。

(107) 近腾光男《钱大昕的文学》,《东京支那学报》7:31(1976);《清史列传》(台北,1962)69:38a;阮芝生前引书页67~68。

(108) 阿尔伯特·梅恩《再论郑樵》,布克鲍姆与莫特合编《转型与永恒:中国历史与文化》(香港,1972)页23~57,页29、48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倪德卫前引节。Jiro Numata “Shigcho Yaswtsugu and the Modem Tokyo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Wriliag”《中日史学家》页264~287。我正在搜集材料,探讨中国考证学对日、朝两国的影响。

(109)76

(110) 杜维运《清乾嘉史学与史家》页3~8、13~18。

(111) 汪中《述学》补遗(台北,1970)5b~8a;侯外庐前引书1:524;倪德卫前引书页227;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224~247;何佑森《顾亭林的经学》页194~195;奥格斯·格雷姆《后期墨子的逻辑、道德与科学》(香港,1978)页70。

(112)77

(113)78

(114) 汪中《述学内篇》(台北,1970)3:1a~4a;侯外庐前引书1:480~484。张惠言(176~180)、王念孙(1744~1832)毕沅、孙星衍(1761~1802)、卢文弨都为为人忽略2000多年之久的墨学的重新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名人传》页43、624、678、829;倪德卫前引书页260~262;翁方纲对墨学复兴的批评洋参其《复初斋文集》(1877)75:9a;方东树的有关批评详参《汉学商兑》页2a:23b~24a,32a~34a;戴密微《章学诚及其历史编纂学》页185;《四库全书总目》107:3b~5a。

(115)79

(116) 关于道统的最早含义,详参刘子键《新儒学是如何成为国家正统学说的?》页490;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18:10a~10b;岛田虔次《历史的理性批评——六经皆史论》页140~141、151;高田淳《章学诚的史学思想》页73、87;侯外庐前引书1:465~466;倪德卫前引书页147~150。

(117) 刘逢录《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序《皇清经解》本1280:2b;陆宝谦《清代思想史》(台北,1978)页221~269,页248尤值得注意;浦边正行《中国国家体制的演变逻辑》,《东洋学术研究》10.1:129~133(Apr, 1971);倪德卫前引书页148、281~283。

(118)80

(119) 席文《哥白尼学说在中国》页63~75、89~92;桥本敬造《<历象考成>的成书》里布赫特页44。

(120) 桥本敬造《<历象考成>的成书》页62~68;席文在其《哥白尼学说在中国》一文中论述耶稣会传播西方科学成就时在这方面的失误,详参该文页63~103;成勒德·帕特森《晚明出版的西方自然哲学著作》,《美国哲学学会年鉴》117.4:295~322(1973)。

(121)81

(122) 戴震《东原集》,《四部备要》本75:2a~3a,5:8b~10a,另详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为《周髀算经》撰写的提要,详参该书106:2a~5a,特别是4a的有关论述。《尚书通检》(台北,1966)页1。日本学者近腾光男在《清代经师的科学意识》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详见该文页97~110。

(123)83

(124)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3:335(卷23);阮元《揅经室集》3:94~95;席文《哥白尼》页99;韩德森前引书页213;杜维运《清乾嘉史学与史家》页3~4。

(125) 薮内清《中国的科学与日本》(东京,1978)页162~163。天文学基本上被运用实用活动,数学在中国的发展也未超出实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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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卷3页115~122。与其早期肯定考据学的观点相反,他在这篇1928年发表的文章,对之更多采取了批评态度。其早期观点详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胡适文存》卷1,页348~412,该文写于1921年。

(128) 薮内清《中国科学与日本》页110;韩德森前引书页212~217;狄百瑞《中国传统的源泉》1:563~564。这里,谨向席文先生致谢,他在这个问题上向笔者提供了帮助;他在《王锡阐》(页159~168)一文中讨论了17世纪中国出现的各种科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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