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学风冲击：从理学到朴学

18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日趋成熟,这与考据方法论的形成是分不开的,一批受过严密的语言、历史和天文学系统方法训练的学者出现了。(61) 他们在江南形成一个特殊的共同体,其成员相互交流彼此的论著。他们致力研讨的课题多半与社会问题无关,主要是由儒学博闻明辨传统的内在刺激引发的。17世纪特有的经世课题业已为人遗忘了。(62)

席文发现,“到1750年,视域狭隘的考证方法论本身变成目的,烦琐考据、门户之见日益盛行”。唯名主义(nominalism)知识论走向极端,蔚为时尚。唯名主义倾向尽管从未得到系统阐发,但明显体现于对理学话语的轻视之中。“有本之学”(solid learning)成为一种偏见的代名词。因此,人们孤立地分析历史与语言材料,极少做综合性阐释。考据学在接触到新的发现所开辟的学术领域后,就立即投入这样一个变化迅速、来不及进行综合的学术天地。(63)

一、 汉学和宋学

18世纪,学者习惯于把考证视为汉学的顶峰,汉学固然是清代最盛行的学派,同时又是最富有对抗性的学派,但是,考据方法并非汉学专利。尽管如此,清代学者还是将考证与汉学合为一体,视为他们给学术所下定义的一部分。考据学者时常把汉学和考证视为同一枚硬币(64) 的两面。他们视汉学为认识古典的窗口。清代考据学者认为,考据研究方法的端倪出现于汉代经学。考据学派的支持者阮元指出:

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尤为近。元少为学,自宋人始,自宋而求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

戴震最挚爱的弟子段玉裁同样摒弃宋儒经说:

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既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六经言道及阴阳,而宋儒言道非阴阳……此东原先生《原善》一书及《孟子字义疏证》不得已于作也,余谓言学但求诸经而足矣。

(65) 18世纪晚期,上一世纪出现的由四书到五经的转变几乎为考据学家一致接受。

准确地说,17世纪学者只是考据学的开拓者,因为他们排斥理学主张,倾向两汉学术思想,但还未显示出明显的“汉学”特征。严格意义上的汉学,直到18世纪苏州学者惠栋(1697~1758)之时才正式成型。汉学对考据研究的兴起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不是考据方法的垄断者。例如,常州今文经学家也提倡考据,属考据学派的一部分。常州学者庄述祖(1751~1816)所著的《毛诗考证》影响显赫。该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刘逢禄与汉学人士过从甚密,曾著《左氏春秋考证》攻击儒家古文经学。(66)

戴震等皖派学者对苏州吴派提出尖锐批评。戴的弟子指出,惠栋拘守汉代学者经说陈见,忽视求真的学术宗旨。戴震及其弟子继承汉代经学的考证方法,并严格准确地运用文献校勘、音韵、小学、数学、天文学研究。据戴氏弟子记载,戴震告诫其弟子,对包括汉代经学在内的一切学术主张都应进行分析考证。戴震的学术宗旨是实事求是,反对固守汉儒旧说。戴震的弟子、扬州学者焦循(1763~1820)指出:

吾述乎尔,吾学孔子乎?尔然,所述奈何?则曰:汉学也,呜呼,汉之去孔子几何岁矣?汉之去今,又几何岁矣?学者,学孔子者矣;学汉人之学者,以汉人能述孔子矣,乃舍孔子而述汉儒,汉儒之学,果即孔子否耶?

由此可见,焦循并不否认汉儒学说比后代更接近古代圣人原义的事实。但是,他又认为,汉儒与圣人并不生活在同一时代,因此,他们的学说并不(67) 等于古代圣人的主张。(68)

在清代江南学术界,汉学明确转向考据方法,宋学也在向考据学转变。麓保考详细考察了宋学界应用考证方法研治宋学文献所取得的成就(详参第五章)。一些程朱理学信徒仍然轻视清代考据学。但也有些学者堪称实证派理学家。他们为19世纪广东出现的调合汉宋的学术尝试提供了动力(详参第六章)。(69)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为程朱理学辩护的重要著作,该书运用严密的文献考辨,驳斥考据学者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方在书中既对考据学派的音韵、训诂研究予以高度评价,又猛烈批评汉学,这是清代江南宋学受学术范式转变冲击的例证。考证并非某一派的专利。王应麟等宋代学者即是清代实证学风的重要先驱,因此,考证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宋代。《四库全书》毫无踌躇地把王应麟看作具有重要影响的考据学者。(70)

二、 传统经典考证和研究的复兴(71)

学术界强烈的批评考辨意识和“回归原典”的趋势是复兴经典思想尝试的一部分。起初,其目标是恢复古代世界精神,以此重建社会。这种趋势曾引发希腊、罗马古典遗产的重新发现,并对文艺复兴前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在中国,新史料、新文献的发现,经典本位批评意识的崛起,反映出对传统学术的不满,以及对之加以重新改造、澄清的愿望。(72)

17世纪,顾炎武研究古音韵,以之作为借助小学恢复经典提出的理想秩序的途径。他认为,净化语言将有助于纯洁思想。

综古音为十部,为《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经之文乃可读,其他诸子之书,离合有之,而不甚远也。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诸谆古者。

这种尝试也让位于复原经典原初形式的努力。18世纪,探寻接近、重构古典课题的意义,超过了通古致用的问题。例如,戴震在他的哲学论著中尽管承诺进行文献考订工作,但是,即使在他对传统权威批评最激烈的论述中,也从未涉及把治学心得诉诸实践的问题。在戴震的经注式哲学中,小学只是阐发义理的工具,不是行动的方略。戴震在批评前代理学时指出:

(73) 后世儒者,废训诂而谈义理,则试诘以求义理于古经外乎?(www.xing528.com)

钱大昕同戴震一样,把训诂学视为理解古典的门径,他在为两部训诂学专著所作序言中指出:“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者也。”阮元像多数扬州学者一样,受到戴震的巨大影响,他钻研古代注疏,恢复经典术语的本义。他认为,宋明道学家接受佛道异端学说,致使经典本义佚失。阮元在研究古代语词的结构和变化时,以古代金石铭文和经典文献进行比较。这种方法是与对汉代经注的归纳分析联系在一起的。阮元在所著《性命古训》等书中,对语源的重新考证也是以归纳分析为基础的。因此,通过语源分析建立经典文法和历史语言学,也就成为考据学派语言理论的基础。(74)

重构古典的努力逐步渗入对传统科技体系的研究之中。席文指出:耶稣会士学术训练产生的最直接重大的后果,就是使中国人复兴他们自己的天算传统。这种传统业已被忽略了三个世纪。1700年,中国天才的数学家们接受简捷易行的西方方法的基本训练后,把思想成熟的年华献给重建传统精密科学的事业之中。这种研究程式直到19世纪才有所改变。戴震受欧洲科学挑战的刺激,致力于古代天算文献的发掘,这些文献显示了(75) 传统历学研究领域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戴震曾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五种古代数学文献,他为之狂喜。这些文献后收入《四库全书》天算部分,有关书目提要由戴震撰写,他于提要中论述了这些新发现的早期数学文献对考据学的重要性。(76)

耶稣会士对传统科学体系研究产生的冲击体现于阮元的学术建树之中。1799年,阮元出版《畴人传》,这是他天算研究的最高成就。席文指出,该书系统综合中西天算成就,试图以此推动中国天算的发展。这种方式在一个习惯于按照过去的标准认可革新的国家里是不可缺少的。

阮元身居江南考据学保护人的显赫地位,他对科学的兴趣产生了影响。1799年阮元任国子监算学总监,当时人们正开展一场运动,试图把天文历算重新纳入儒家传统教育的一部分,这场运动至此达到高潮。1820年,阮元在广东创办学海堂,他在给学海堂学生准备的论题中,要求他们考察和批评性地讨论以下问题:

1. 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77)

2. 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国之由疏转密,但孰先孰后,孰疏孰密?

3. 元之回回历,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来于唐九执法之前,九执法又自何来?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法为东来法也?

重视数学、天文、地理是学海堂及江南学术界的众多学者把有才能的学生培养成才的手段之一。阮元在广东的好友王兰修(1826年任学海堂山长)就是学有成就的数学家。他著有《方程考》,被收入《学海堂集》。该书汇集了学生撰写的从日晷研究到运用数学方法探讨星际运动的学术论文。复古运动就这样成为对中国传统的一系列理论和实用学科的重建活动。

小学成为通往古代的律渡,考证研究提供了在截然不同的实证学科领域广泛应用的方法论。训诂、小学、文字学成为释读古典秘密的钥匙。在谢启昆(1737~1802)《小学考》于1802年问世的前后,小学已不会被人根据其字面意义斥为“虫鱼之学”。现在,连姚鼐(1732~1815)之类的宋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小学是重新发掘经典遗产所绝对必需而极为专业化的工具。(78)

(79) 三、 《四库全书》工程

从1770~1780年,随着《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进行,考据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标准,以评审《四库全书》编纂之前问世的各类有价值的著述。四库馆臣讨论、评判和批评进呈书籍所依据的标准和尺度也流露出考据学派崇尚小学的学术取向。考据学者把自己承担的任务看作取代清代以前通行的学术思想,并倡导17、18世纪考据学的最后机会。(80)

表一　《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标准

我们从表一可以看出:在评述《四库全书》所收图书时,编者压倒一切的关注焦点是能否正确运用史料及考证方法。一部著作只有广搜博取不同的史料,用实证方法加以辨析,重视古文献中典章、名物、礼制的考订,才够得上“考证之助”水平,受到《四库》编修者的青睐。如果它在这些方面没有成功,就会被四库馆臣指责为“疏于考证”或“无足以资考证”。

四库馆臣提倡表彰学术新发现,常用“无所发明”之类的术语批评对积累性知识毫无贡献的明代学术著作,把专门性研究(也即“实学”)称为(81) 探本知源的方法。这种方式的研究必然要求探讨名物和典制,后者是“笃实之遗”。四库馆臣提倡实证研究,反对崇尚“虚谈”的两宋经学。

戴震完成《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后,也受到类似的批评。朱筠(1729~1781)、钱大昕尽管对戴震的天文历算学造诣极为尊崇,但仍毫不犹豫地指责戴震有关“理”、“气”的论述是没有学术价值的空洞思辨。

章学诚认识到自己的学说和考据学派的学术风气针锋相对。因此,他有关史学和史料编纂学性质的论著一直受到冷遇,直到20世纪才因内藤虎次郎和胡适的注意引起重视。18世纪,不是章学诚,而是考据专家钱大昕,才是公认的著名历史学家。章未受到同时代学术主流派的注意,他对时代确实未产生过影响。章曾这样描述过他1775年赴京见到的学术现状:

(当时)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 乎移风俗矣。

不过,章学诚无论内心如何反感,都需正视自己时代的主流课题。(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