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晚期考据学自主意识崛起，追求新学术方法

18世纪,在江永(1681~1762)、戴震(1724~1777)等汉学家著作中,仍保留着宋明理学思想方式、术语影响的遗迹,这表明,考据学派部分是从理学内部的发展变化中脱颖而出的。因此,明清之际(也即17世纪),理学到汉学的转变是一个较通常估计复杂得多的历史过程。17世纪,考据研究是由一些与朱熹(1130~1200)、王阳明(1472~1529)等人建立的宋明理学关系(5) 密切的学者倡导的。(6)

17世纪,新的实证学风的开拓者还意识到对理学应承担的责任。顾炎武(1613~1682)试图纠正朱子理学的某些误解,并在坚实的文献考证基础上诠释道德规范。推尊朱熹是阎若璩《尚书》考证的重要特点。他曾这样论述过朱子学术观点对自己的影响:“吾为此书,不过从朱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耳。”从许多方面看,阎若璩及同时代的其他一些学者都试图把内容广泛的考证研究纳入理学体系。(7)

18世纪,清儒与宋明理学存在的这种联系为人忽略了。17世纪,学者还承认他们与宋明理学传统的联系。18世纪的汉学家时常忽略乃至否认宋明理学对他们的影响。《四库全书》编辑者只是按照考证学派史源、考证和史料整理的标准评价王夫之的经学考证。他们还如法炮制,把方以智(1611~1671)等明代学者视为考证学派的先驱人物,全然无视宋明理学对他们的推动作用。(8)

一、 考据学话语的起源

唐宋时期,儒学对经典诠释目的和方法的认识出现新的变化。浦立本(Edwin Pulleyblank)指出,8世纪出现的《春秋》新注代表了儒家经典考证的新趋势。一些学者受其影响,开始批评唐朝政府颁布的正统经注。他们中许多人摒弃两汉以来出现的并被广泛接受的《春秋》三种传注的权威地位,倾心回归《春秋》本身,把它看作理解孔子提出的褒贬(9) 规则的基础。(10)

与清代严密的训诂方法论相比,宋代的训诂研究水平难免相形见绌,但宋儒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从宋代理学家的经注作品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传统知识范式已发生重大变化。宋代经注的初步变化肇始于对汉唐注疏的否定。宋儒热衷于阐发义理,他们只关注经典阐明的道德理论体系,不关心汉唐注疏家讲求的文字训诂课题。

皮锡瑞(1850~1908)指出,北宋儒学话语的重要变化在于:11世纪,人们开始怀疑经典本身的真实性。欧阳修(1007~1072)、苏轼(1036~1101)、司马光(1019~1086)考证经典。这些争论后来为12世纪的朱熹、叶适(1150~1223)继续讨论过。(11) 当时特别盛行“论辨”体文,杨时(1053~1135)、王柏(1197~1274)等人广泛运用这种文体,研讨经典。王柏怀疑《诗经》、《尚书》等经典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他引证了欧阳修、苏轼、朱熹的观点,指出:

何敢疑先王经也。不幸秦火既焰,后世不得见先王全经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之经也,疑伏生口传之经也。(12)

元明两朝,文献考证之学和疑古之风并未完全消失。我们可以发现,当时某些著作在语言的含义和用途上已出现时而平缓,时而剧烈的变化(13) ,这种变化反映了知识论本身的变迁。(14)

二、 晚明儒学话语的变化

岛田虔次指出,明朝不是没有富有批评精神和理性意识的儒家学者。阳明学术传统本身即有蔑视权威的批评精神,它集中体现于16世纪扬州府的王学左翼——泰州学派及李贽(1527~1602)等学者身上。他们批评江南的理学正统学派。李贽批判理学,斥责程朱理学信徒为伪道学,认为经典不是绝对真理的源泉,而是可以质疑的文献,人类的欲望是合理的,实现这种欲望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他毫不妥协地捍卫理性的自主性。

毋庸置疑,与考据学形成有联系的清代学者一致拒绝泰州学派的观点,斥之为狂妄悖逆。顾炎武在论述17世纪的士大夫阶层时,就把加剧明朝灭亡的社会腐败出现的原因归咎于泰州学派的主张。黄宗羲(1610~1695)则认为泰州学派陷入禅学泥潭,导致王学理论的总体性崩溃。

然而,泰州学派高扬的独立精神,并未因为后人对其政治社会异端学说的猛烈攻击而销声匿迹。与之相近的自主意识仍然是考据学话语的重要特色。18世纪的考据学尽管成为一种脱离政治的学术研究,但是,它在学术领域崇尚的自主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与泰州学派思想主张分不开的。(15)

泰州学派激越的批判意识在当时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为世拒斥时,已为江南未来的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批评精神又复兴了,成为清学的基本特点。考证方法尽管代替了更为广泛的批判意识,但(16) 是,明清考证学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晚明削弱正统儒学权威的批判精神。考据学者固然发展了训诂考证方法,反对泰州学派激烈的反智识主义主张,捍卫儒家正统学说,但这不应否认下列事实,考据学者同样在试图摆脱盛行了五个世纪的理学的绊羁,重构古代儒学。(17)

明朝晚期,对于考据学自我觉醒的潜在意识出现了,人们开始追求新的学术方法,只有这种方法,才会使考据学成为一种具有自足性的学术话语。明代许多学者的研究和著述充满了个人主义,有时甚至是英雄主义精神,他们醉心于尚未开拓或研究的知识领域。当时,一些学者已开始致力于小学这一为许多人遗忘的领域,逐步形成共同的研究领域和通行的学术话语,这种发展趋势是考据学派形成的必要条件。明代考证学者作为新学术话语的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为考据学赢得了某种相对于其他知识领域的独立性,这使后来的学者有可能在他们开拓的基础上进行研究。(18)

明代考据学因深受理学思想的束缚而尚未成熟,他们只是认为,儒家经典现存的注释充满偏见,业已过时,需要以新的考证精确的解释代替之。继泰州学派批判理学正统思想之后,明代考证学者开始重建儒学传统。批评意识以这种方式在学术界扮演着创造性角色。他们潜心于实证研究,对其兴趣远远超过内圣之学(参见第五章)。(19)

明代考据学者虽然继续探讨理学课题,但是,明清之际经传注疏作品出现的新变化表明学术话语已发生变革。考据学者摒弃对经典的义理阐发,潜心研究汉唐学者提出的考证课题。他们认为,早期经注(也即疏证)考证严谨、系统,为阐释经典本身奠定了坚实基础。(20)

早期考据学者在研究古典时,采用丰富多样的语言学方法和技巧,这反映在精确的技术性语汇之中。梅(?~1513)的《古文尚书考异》、陈第(1541~1617)的《毛诗古音考》、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书,都以分析、考证代替了一般性注解。他们大多崇尚汉代经学。汉代是专业化经学家的黄金时代,这些经学家在帝国学术机构中供职,专门研究个别经典,指导自己学生学有所成。梅等学者预示着向清代称为“汉学”的学术方向的转向。两汉学术的复兴表明,它已被看作发掘古典智慧更为准确的来源。(21)

明清转变时期,对各种不同观念和语言规范的运用代表了新的思想方式。清代汉学家纠正了宋明理学把一切问题诉诸“义理”,以及根据玄学思辨寻求答案的思维定式。山井涌指出,明清之际,“气”的哲学取代朱子“理”的哲学,在儒学研究中取得了主导地位。(www.xing528.com)

山井涌考察了从明代罗钦顺(1465~1547)到18世纪戴震、阮元思想的发展线索。他引证了包括和“气”的哲学产生有关的泰州学派成员在内的明清24位学者的材料,认为从朱子哲学的转变反映出从抽象的义理之学向具体的实证观念(考证)的转变,这种转变包括思想上从主观体悟向客观标准的变迁,它欲以恢复人类世俗生活尊严的学说取代超越性(22) 的“理”的哲学。(23)

欧文·布鲁姆(I. Bloom)在他研究“气”在罗钦顺思想中作用的文章中指出:“气”的哲学不仅反映出清代知识论走向,也代表着一种主导性趋向,可以想象,没有这种趋势,就难以发展出清代实证主义学风。《四库全书》编者指出,方以智走在明代考据学的前列,他认识到,道学空洞玄谈将为基于“气”学的实证性考据方法所取代。(24)

人们开始从考证经史文献提到的名物入手,力图冲破理学的束缚。中国人对“名”(names)的兴趣已有漫长的历史。孔子为建立一种社会秩序,提出“正名”说,他认为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一个人都必须有相应而明确的社会位置。因此,在考据学者看来,他们研究“名”并非无足轻重或不关大局。他们认为,社会秩序的建立要求规范化的语言,经典语言、讲述古代名物、典章的论著的语言就是规范语言。考据学者认为,名物是具体证据。古史的真实性可以根据编年史或地理学史实证实或证伪。(25)

考据学话语的出现把实证考据推到传统经典整理分析的中心位置。尽管“考证”一词早已为南宋(1127~1279)王应麟(1223~1296)采用,但是,直到17世纪,它才成为一种学术宗旨。明清之际,一些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学者效仿宋元前辈的遗风,采用“辨”体论述方式,把考辨形式视为建立务实、公正、客观学风的关键因素。考证才成为考证学知识理论产生的中心议题。(26)

复古意识和经学本位意识渗透到晚明清初的复古运动。这种知识走向不仅代表着新的知识领域和对古典的新解释,而且是思想领域的重要变革。早期考据学在摒弃理学思辨方法后,为重建古典传统,倾心(27) 回归对之有用的上古文献。复社的一些成员就知识问题提出新的理论,许多与复社有关的士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徐光启的影响,徐光启(1562~1633)是著名学者、官僚,曾和利玛窦(1552~1610)合作翻译过许多西方数学、水利、天文、地理学著作。据小野和子考证,与他们视为“空言”的理学话语不同,(详参第三章)复社强调实学。(28)

17世纪,考据学研究发展迅速,复原古典儒学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考证方法不论对古音韵还是《尚书》辨伪,都至关重要。方法论一度成为重要问题。一些学者追求根据实证标准进行考辨的新学术,另一些学者仍恪守理学旧的道德思辨体系,双方的对立开始出现了。

三、 “五经热”的复活

晚明时期,学术研究重心重新从四书转向五经,这是形成上述对立的重要起因。四书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由南宋学者朱子及其弟子汇编成书。他们认为,四书对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超过五经。

四书内容浅近,不需要过高的知识水平就能掌握,是探讨宋明理学道德及教育思想的理想入门著作。需要指出的是,11、12世纪,学界就经典真伪展开辩论,但这一争论对《四书》未产生影响。元代,四书被指定(29) 为科举考试的必备书籍,正式成为儒家伦理规范的组成部分。明永乐(1403~1425)朝,翰林院编纂了四书的权威性注本《四书大全》,把它指定为八股科举考试的标准经典。约翰·梅斯克(John Meskill)注意到,除《四书》外,应试举子只需研习一种经典。经典的这种附庸地位表明,科举考试不要求太多的经典训练。(30)

晚明时期,人们不断倡导儒家经典本位意识,这是五经重新恢复其儒学主导地位的标志。宫崎市定发现,薛应旂(1500~1573?)的著作具有鲜明的考据学性格。他是常州府人,1557年出版《四书人物考》,该书对《四书》进行了一系列考订,宫崎认为,这表明他对朱子和《四书大全》的正统学说已缺乏信心。晚明学者步薛氏之后,认为《大学》、《中庸》只是《礼记》的一部分,强烈反对把四书单列为经典的作法。他们批评四书是宋儒拼凑的粗劣著作,难以准确概括五经经旨。

宫崎发现有些参与这场运动的学者和耶稣会士有交往,对西方天文历算兴趣浓厚。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与儒家兴起的经典本位意识关系密切。利玛窦试图区分儒家本义与理学的“唯理主义”理论。他重视早期儒家的经典注释,轻视朱熹及其他理学的经典传注,这种倾向极为明显。他试图使中国学者相信,朱子的道德形上学不是儒学原有的主要内容,其主张不符合儒学宗旨。利玛窦和他的支持者坚信,儒家早期学说和天主教教义本来是完全一致的(31) ,后来,因为被孱入佛道学说才与天主教出现分歧。利玛窦指出:“在我看来,五个多世纪之前兴起的哲学偶像尽管仍然受士大夫的崇拜,但其吸引力日渐衰弱。我们应竭尽全力抵制这种学说,这不仅基于理性的原因,还因为,其全部学说有悖于古代圣人所阐发的义理。”(32) 经典考证成为复古要求的中心课题。(33)

宋明理学崇尚抽象道德哲学的学术话语,与之相反,明清之际确立的新的经典考证之学反映出儒学研究和教育向知识论的重要转变。知识范围和内容的变化体现为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的变化。理学话语倡导的“讲学”、“问答”式研究及教育方法受到早期考据学者的排斥。他们著书立说,恪守朴学传统,讲求专题性研究,不欣赏道德思辨,因而放弃了宋明理学流行的“语录”体。札记体著作成为必不可少的“扎实之学”。(详参第五章)

江南考据学者摒弃宋儒讲学式的讨论,崇尚精密考证,视之为著述立说的基础。17世纪,考证学者批评明儒,尤其是泰州学派风行的“讲学”方式,因为它没有把经典纳入讨论范围。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回到文献本身和精密考证,只有掌握这种方法,才能重新发现经典本身的精确含义,其效果远非孤形只影地耗费时间于道德思辨所能及;只有通过精密的考证和分析,才能复兴古典儒学传统。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宋明时期流行的语录体是唐代佛教对道学影响的结果。顾炎武指出:要理解认识义理,必须深入研究经典。顾炎武把当时风行的玄学讨论与公元4世纪佛道通行的玄学相提并论。人们历来(34) 把这种讨论方法视为清谈。顾炎武指出,理学采用这种方式,不仅是受佛道影响的明证,而且玷污了理学本身。

18世纪,钱大昕(1728~1804)及其他考据学者都接受了顾炎武的看法。钱大昕认为:

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

他们对道学的批评,不论是否符合历史真相,都表明,17世纪江南学术圈正发生着重大变化。18世纪,这种变化已开花结果,经典考证终于回到走向知识主义立场的儒学话语的中心地位。江南地区接受这种学术话语的人数远远超过明清之际。(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