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训诂研究方法及其社会意义

有清一代,学者们自觉地以新的语汇探讨和阐发新的学术话语。我们将在第二章指出,当时盛行的考据学“话语”主要是小学实践的产物,这种实践能揭示义理形成及其范式相互联系的规则。通过这种学术理路,我们将会理解18世纪学者使用的系统方法,他们将用这种方法提出并处理一系列用于实证研究的共同认识方式。(48)

考据研究代表一种认可新的严谨方法的实证学术范式,这种方法明古论今。就学术宗旨和特征而言,考据学标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诞生。考据学者对古典文献的研究逐步为他们用以考辨的学术话语形式所左右。他们提出了训诂学的理论预设,这些预设根据它规定的知识范围和检验方式确定进行考证的对象。凡是不适于这种全新考证方法的内容都受到排斥。

小学训诂研究既规范界定考据学的研究范围,还包括查阅属这一范围的文献资料的方法。这里,我们将集中讨论与考证学范式形成和发展有关的学者与文献。我们将探讨个别学者发挥的关键影响,他们网罗文献,建立考据话语。(49) 我们的目标是明确儒家学者感兴趣的人类知识范围,找出他们的专业领域,最后勾勒出他们专业训练的发展脉络。我们(50) 在这一目标完成之前,应首先讨论清代学者的志趣、目标,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重视小学、贬低理学的原因,他们通过自己严谨考辨希望成就的事业目标。

一、 汉学的目标

清代考据学者虔诚地相信古典儒学的完善性以及由复古而治今的可行性,这二者是他们投身于儒家经典考证训诂的精神支柱。考据学者能够在佛、道学说通过通行的宋明理学对儒学玷污六个多世纪之后恢复原始儒学的圣贤原义吗?他们能够建立一座超越理学的桥梁,恢复和古代圣哲中断的交流吗?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51)

清代汉学家决心戳穿宋明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想体系的厚重的道学面纱,他们企望由此探得古代圣王在六经中阐发的原义。这事实上是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思想,也即清政府尊为科举考试权威思想和官绅规范道德理论标准的朱子学说提出的非难。

千百年来,儒家经典和中国政治制度一直关系密切,无论其性质保守、激进还是温和,这种联系都说明经典对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影响力。它们为官僚、学者、士绅提供一系列判断政府、社会善恶的普遍标准。1784年,《四库全书》纂修官、汉学支持者纪昀(1724~1805)在北京主持会试时指出:

(52) 夫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

要掌握古代圣王的义旨就应研究和珍视古典遗产。士绅们从六经中获取有关人类实践的丰富知识,他们从此懂得祛恶从善的规范。六经包含着理想的社会模式以及对超历史真理绝对无误的阐述。(53)

因此,对清儒而言,训诂考证的意义远远超出一门辅助性工具的范围。它是发掘、重温儒家文化古典遗产的必要途径。它能恢复古典生活,考据学派的“复古”主张对书法界就有明显的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当时发现的金石铭文,倡导古代通用的书体(详参第五章)。汉学家的训诂考证还能恢复古代经籍的原貌。18世纪著名史学家和经学家王鸣盛(1722~1798)指出:

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现,道在其中矣。

学识渊硕的戴震把训诂学视为探求义理的门径: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54)

训诂学而非哲学,才是恢复三代之治的方法。(55)

二、 批评和怀疑

由于训诂学能还原古典原义,它就不再是一门辅助的或无足轻重的学科。这种还原过程再和对六经日益增长的谨严的、批评性的考辨结合起来,就能唤起一种批评意识,向过去至高无上的经典权威挑战。清儒认为,考证是义理的最终裁定者,这种要求揭示出考证学隐寓的社会和政治意义。

宋代新儒学力图建立涵盖全部人类经验的理论框架,这一宏伟异常的设想,不太重视训诂考证。约翰·韩德森指出:理学天人合一的图式和政治理想,同汉代学者一样,都既不主张也不鼓励思想批评意识的发展。这并不是说理学整体上不热衷批评性分析,它也重视这一点,但这不是其理论重点所在。因此,只有首先否定韩德森称之为“本体论图式”理学理论体系的合理性,才能为重新审视理学正统学说提供历史依据。

就理学话语而言,在理学演绎形成的结论提出之前,其理论体系通常可归纳为唯理主义原理(如阴、阳或五行),清代汉学家主张以具体的可证验的史实考辨取代抽象范畴的思辨,以扭转这种趋向。阎若璩在17(56) 世纪末叶完成的《古文尚书疏证》中明确指出,《尚书》中受人怀疑的古文经确实是后人伪造的赝品,并非公元前2世纪在孔子故居发现的《尚书》原本。阎若璩的同行和好友胡渭(1633~1714)也指出,理学本体论图式渊于道家。他们的研究所引发的对理学持续不断的致命冲击,在17、18世纪从未消失。(57)

一种新模式的批评出现了,它迟早将要跨出清初汉学家界定的范围。1668年,归庄(1613~1673)在致同乡和考据学开创者顾炎武的一封信中就注意到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向。

兄前书自言精于音韵之学,著述已成,弟未及见,但友人颇传兄论音韵必宗上古,谓孔子未免有误,此语大骇人听。因此,度兄学益博,僻益甚,将不独音韵为然,其他议论,倘或类此,不亦迂怪之甚者乎!(58)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观点更是动人心魄,该书在17世纪末叶以抄本流传,直到1745年才作为遗著刊行问世,《尚书古文疏证》的这两次发表都引起巨大轰动。他是这样论述自己如何运用考证方法阐释六经。

或问曰: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信传而疑经,其可乎哉?余曰:何经何史何传,亦唯其真者而已。经真而史传(59) 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或又曰:晚出之书,其文辞格制,诚与伏生不类,兼多脱漏,亦复可疑。然其理则粹然一出于正,无复有驳杂之讥。子何不过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恶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朱子之所恶也。余之恶夫伪古文也,亦犹孔子朱子之志也。(60)

无论阎若璩还是顾炎武绝无任何反叛儒学之心。与之相反,阎若璩明确认为,他的考证目标是要通过研究古代经解和音韵的变化重新阐发古代圣哲的真实思想。顾炎武发现,孔子传播六经时难免用当时的方言土语。此后,他开始重构古代圣哲阐发六经的字义方式,以净化改良汉语。他认为这样才能在现实世界恢复六经设计的秩序。但是,早期儒学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还要有必要的道德修养,现在,这种修养几乎为人完全遗忘了。

18世纪,程朱博学精神的崇尚者江永(1681~1762)比17世纪的阎若璩和顾炎武走得更远。他彻底抛弃顾、阎从前代沿袭的把训诂学研究视为义理实践一部分的观点。江永声称,古音韵研究只是一项趣味盎然的学术课题,而不是实现一种理想化社会政治目标的途径,这就在考据学界实现了一种关键性的观念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训诂音韵逐步成为18世纪(61) 大多数考据学者高度重视的精密学科。考据学派的训诂前提证明,它与查尔斯·吉里斯皮(Charles Gillispie)在西方科学史著作中论述的锋利的“客观性锋刃”是不可分割的。(62)

不过,清代的复古运动从没有自觉地倡导怀疑主义。但是,考据学不断强化的自我认同感为怀疑批判传统儒学思想提供了生存空间。考据学者运用这种方式强调学术的客观性,这进一步唤起了对儒学的怀疑。这种怀疑意识最初只无声地隐伏于他们对古代名物的细密研究之中。例如,《考信录》堪称旷世巨著,其书名表明,崔述(1740~1816)决心献身于古代思想信仰的发掘。这种学术取向引导他对理学违背儒家经典原意的解释提出批评。

17、18世纪,一些从事文献整理的士大夫通过自我反省,感到他们献身的学术研究和复古愿望已经误入新的危险的歧途。有些学者对是否追随汉学犹疑不定,似乎汉学考证会引人误入歧途。例如,无论金石学专家翁方纲(1733~1818),还是理学家方东树都反感汉学家的著述。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复古思潮背后潜藏的经典本位意识不仅不会满足维护道德秩序稳定的需要,还将引发废黜理学正统的危险。而攻击理学正统地位,即是抛弃儒家全部遗产的第一步。随着时间推移,那些古典本身也将遭受攻击。(63)

(64) 三、 古代和现代

古代儒学向汉学家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文化成果,它须重新探索,重新建构。清代汉学家认为,他们的努力将最终撕下理学的正统面具,纠正宋明理学对古代经典影响广泛的歪曲。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是,这种回归古代学术取向使18世纪批判理学正统的思潮成为可能。

由于汉、宋之间关于古代性质的争论,以及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在清代学者中出现了门户之见。汉学家致力于上古经典考证,纠正理学传统存在的种种局限。他们这种学术主张同样波及政治领域(详参第六章)。例如,汉学家转向研究东汉古文经学,因为它们近乎经典成书年代,更准确地揭示了经典阐述的圣贤原意。而宋明儒学信赖的众多材料,则因为成书过晚,权威性不高,为他们所摒弃。

清代汉学家确信,唐宋经学源于东汉古文经学。但某些学者,尤其是常州经学家却要复兴为东汉郑玄(127~200)等人倡导的古文经学所埋没的今文经学,并取而代之。如前所述,东汉以来,古文经学广为士人接受,因此,常州今文经学对其全方位的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今文经学出现于西汉,相对古文经学而言,更近乎孔子生活的时代,因而受到一些汉学家的特别重视。

19世纪初叶,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使汉学失去生机,推动了西汉今文经学的复兴。魏源、龚自珍(1792~1841)等今文经学家发现,18世纪考证学派推崇的“汉学”宗旨,存在着崇尚东汉古文经学、压制西汉今文经学的偏向。于是,他们开始向学界流行的观点提出挑战,指出(65) 汉学,亦即东汉古文经学本身即是有悖经典原旨的学说。(66)

清代的经学史研究为重估因西汉灭亡及今文经学衰落而产生的各种政治理论的可行性和适应性奠定了基础。古典儒学令人向往,宋明理学受人怀疑,二者存在的尖锐对立表明,中华帝国晚期的经学主张并非一种思想崇拜,而是对古代经典的整理。汉学家认为他们在重新沟通与古代中断的对话。他们坚信,这种沟通将帮助他们有效地解决现时难题。(67)

汉学家处理古今关系时,并不盲信古代范式。清初天算学家梅文鼎指出,即使古代圣人也不能修订中、西学者后来发现的球面几何学和球面三角学的永恒真理。又如,考据学派受到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的有限的科学技术意义深远的影响。他们对欧洲传教士引进的历算成果以及后来发现的元代天算学成就的重视,使他们认识到学术研究的许多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古代的圣哲(详参第二章、第五章)。

此外,17、18世纪,不是所有学者都同意下列观点,对古典文献的重新疏证将能实现孔子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王夫之(1619~1692)、江永及其他学者都倾向于进化的观点。他们的目标是重建一种没有书生之见,能促进社会复兴的,现实可行的复古模式。王夫之指出:

至于设为规画,措之科条,《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遗其实而弗求(68) 详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故封建、井田、朝会、征伐、建官、颁禄之制,尚书不言,孔子不言。岂德不如舜、禹、孔子者,而以记诵所得者断万世之大经乎?

江永等人公开承认,全盘复古的理想模式是无法实现的。(69)

清代考证学者也是相当现实的。章学诚、魏源和龚自珍都承认,圣人固然是文化天才,为古典时代的人类文明创造出适宜的条件。但是,他们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古典理想存在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早已消失,现在需要的是符合当代环境的新理想。魏源指出:

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70)

到1800年,考据学派戏剧性地证明自身是学术话语中一种不断发展和逐步积累形成的领域。现代意识尽管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已成定局。清代学术话语革命使考据学者形成共识,即学术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事业,任何专门学科的进步都取决于专业考证方法的应用。(71)

客观主义和实证学风在中国的出现,不是19世纪帝国主义和鸦片贩子移植的突发性进步。我们不想贬低西方冲击的影响。不过,我们认为,只有更深入地探讨鸦片战争之前清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环境,才能较公正地估价19世纪西方冲击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所发挥的催化剂作用的范围和限度。过分强调外部的政治因素已妨碍我们对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学术话语内部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形成这种变化的学术共同体的范围的认识。这里,我们将指出,中国现代出现的古文献、历史学和考古学等众多领域都从17、18世纪清代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中获取思想养分。

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主流肯定是复杂多样、众彩纷呈。但是,11世纪宋儒开创的人文主义理学传统,清代汉学家创立的富有批评意识的朴学传统显然是其中两根支柱。我们在下一章将从更深的历史层面考察17世纪从理学道德话语向考据学的转变。(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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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凯莱《现代史学的基础:语言、法律与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的史学》(纽约,1970)页19~50;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基础》第一卷(剑桥,1979)。

(5) 帕特森《匏瓜:方以智与学术变迁的冲击》(纽黑文,1979)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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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环境”一词社会学意义上的定义,详参莫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芝加哥,1973)页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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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关学术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差异的讨论,详参库恩《必要的张力》页105~126、29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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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详参施坚雅《19世纪中国地方城市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1977)页211~249;《农耕中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亚洲研究杂志》,1964~1965),又参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谈》(上海,1957)页1~23,该书认为“江南”和“长江下游地区”是意义相同的概念。

(13) 克莱克《宋代社会,传统的变化》,《亚洲研究杂志(1941~1971)学术论著精选》(杜克逊,1972)页65~74;宫崎市定《明清苏州轻工业发展研究》(《亚洲史研究》卷四,东京)页306~320;《明清苏松地区士绅与民众》(《史林》33、3:219~251,1954.6)。他指出,苏州的中心地位,直到19世纪才为后来居上的上海所取代。又参弗里德里克·莫特《中国城市化千年的历程:苏州的形式、时代与空间概念》(《利斯大学研究》59.4:33~65,1973);西拉斯·吴《走向权力:康熙与他的继承者》(剑桥,马萨诸塞,1979)页4~6、83~105、194。又参马里恩、沈复《鉴赏与研究,M.塞克勒在纽约与普林斯顿收藏的中国画》(普林斯顿,1973)页4~5;卡黑尔《告别海岸:明代早期及中期(1368~1580)的中国绘画》(纽约,1978)页4、60;《中国画的气韵》(纽约,1967)页20、90。关于扬州研究,详参威廉姆·斯考特《扬州八怪》,《亚洲研究》1~2:1~2(1964~1965);何炳棣《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130~168,1954);托马斯·墨子刻《清代国家的商业管理功能:1740~1840年两淮盐商的专卖权》,见W.E.威尔姆特《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斯坦福,1972)页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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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何炳棣《扬州盐商》页155~157;卡黑尔《中国画的气韵》页92;柯林·梅克拉斯《京剧的崛起,1770~1870清代中国戏院的社会特征》(牛津,1972)页49~80;吴敬梓《儒林外史》(纽约,1972)。有关南京文化生活的描述,详参卡黑尔前引书页97~98。关于明代南京官商相互作用,详参斯考特《扬州八怪》页1~19;南西·李·斯万《七位私人藏书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369(1936);杜维运:《学术与世变》(台北,1971)页118。关于商人对学术的支持,详参大久保英子《明末士大夫读书结社活动》(东京,1976)页221~361;张仲礼《中国绅士及其19世纪社会角色的研究》(西特尔,1967)页102~111。关于商人的文化修养,详参罗友枝《清代中国的教育与大众识字率》(安·阿勃,1979)页9~10。

(16)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捷径》(纽约,1962)页226~237;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亡》(纽约,1975)页19~24;吴广兴《1618~1644中国学术、图书出版与收藏》(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1944)页184、260。(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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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关清代学派详细讨论,详参拙著《清代的学派》(《清史研究》,1981);何炳棣《成功捷径》页288;方志彤《孙星衍书目研究》(哈佛亚洲研究丛刊,14:241,1,1951);《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页247。关于“国家精英”,详参孔飞力《起义及其敌人》页180~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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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这个观点从路德·C.古德里希《乾隆文字狱》出版后,广为学界接受,(巴尔的摩,1935)页30~67。侯外庐《近世中国思想学说史》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详参该书(上海,1947)页422。弗尔维克《18世纪中国的社会与国家》(安·阿勃,1976)页25~31。

(21) 罗文《语言学,宋代理性主义的特点》(《中国文化》17.4:5,1976);顾颉刚《明代文字狱研究》(《哈佛亚洲研究丛刊》3:254~311,1938);胡克《晚明东林党运动》(费正清《中国思想与制度》,芝加哥,1957,页153~156);蒂尔曼·格里姆《明代对书院的控制》(《日本远东学术讨论会论集》)。这些论著论述了清以前的文化迫害。

(22) 韩德森《清代前期思想中的天地秩序》页75、137~138、216;约翰斯《18世纪晚期中国的烦琐哲学与政治思想》(《清史问题》,3、4:28~29,1975);墨子刻的重要作品《清代官僚体制的内部结构:地方、任命与交流网络》(剑桥,1973),另参其前引论文《清朝国家管理》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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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培《集权政治,雍正时期研究》(布鲁明顿,1974)页222~224。他认为,雍正朝文字狱主要出于特定的政治需要,与镇压异端思想无干。藤堟邻《清代文化东传研究》(东京,1975)页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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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古德里希《清代文字狱》页67;代超温《清代藏书楼的发展》(台北,1977)页40~41;盖博坚《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学术:四库全书编纂的政治意义》(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81)结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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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盖前引博士论文结语部分;阿若·胡默尔《清代名人传》页805~806;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清华中国研究集刊》11:128,1975)、《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中国哲学思想论集清代篇》,台北,1977)页12~16;杜维运《学术与世变》页120~131;林友春《清代书院教育》(《学习院大学文学部研究学报》6:179,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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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引自胡适《论戴东原的哲学》(台北,1967)页55~56;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台北,1973)页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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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1973)8:25(补佚)。有关戴震政治及哲学思想的语言学基础,详参保罗·戴密微《中欧第一次哲学交流》(Diogenes, 58:81~85,98~101,1967夏季号)。关于章学诚对戴震攻击朱子的反映,详参河田悌一《章学诚的戴震观》,《中国哲学史展望与探索》(东京,1976)页777~783;方东树《汉学商兑》(台北,1963)2A: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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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1976)页63~75。关于朱筠的观点,详参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四部备要》,6:6a)。唐的评论,引自氏著《清学案小识》(台北,1968)5:619~624(卷39)。有关卢文弨的观点,详参《抱经堂文集》(上海,1937)2:76(卷6)。有关阮元的讨论,详参伦马凯(音译)《阮元(1764~1849)生平、著作与政治生涯》(夏威夷大学博士论文,1977)页80~96及《清代名人传》页144~145。关于焦循,详参《雕菰集》(上海,1936)2:95(卷7),3:(184~185)(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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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河田悌一《清末学者心目中的戴震——以刘师培为例》,《东洋学论集》(东京,1979)页1015~1034。

(38) 笔者目前正在广泛研究清代考据学运动对今文经学兴起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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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约瑟夫·列文森及墨子刻的最新论著都讨论过19世纪今文经学复兴的特点。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伯克利,1968)卷1页79~94;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纽约,1977)页218~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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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侯外庐前引书2:599;《清代名人传》页519;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1958)页164卷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剑桥,马萨诸塞,1971)页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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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西特尔,1975)页41~189;史华兹《清代学术概论》序(剑桥,马萨诸塞,1959)页xxi~xxii;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39:177~226,1950);列文森前引书卷1页79~94;有关朴学在学术思想形成中发生的作用,详参拙著《从理学到朴学:人心道心之辨》(《通报》69、4&5:175~222,1983)。

(45) 引自张谐之《尚书古文辨惑》序(1904)页16。章炳麟的有关论点,详参其《国学概论》(台北,1974)页27~38、44~46。费侠莉《造反的圣人:章炳麟的内心世界》(《变化的限度:中国保守主义论集》,剑桥,马萨诸塞,1976,页115~128)。研究章太炎的最新成果,详参黄彰健《经今古文学问题新论(三)》,大陆杂志,58,2:49~87(1979, Feb);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清史论丛》1:177~209(北京,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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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古典文献对现代西方政治观念的冲击,与儒学经典影响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朝鲜和日本,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48) 本书使用的“话语”一词,详参福柯前引书页50~63;萨伊德《东方主义》23,《开始:目的与方法》(巴尔的摩,1975)页281~315;《语言与思想考古》(《国际哲学季刊》)11:1:104~134,1971。

(49) 帕特·伯格、托马斯·卢克曼合著《现实的社会结构、知识社会学论集》(纽约,1966)页116;萨伊德《东方主义》页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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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例如,扬州考证学者焦循认为,当时汉学家已在学术史方面做出重要突破,并择要评述有关成果。详参《雕菰集》页181~186,卷12。本书下列讨论得力于盖博坚的《启蒙引论:现代无神论的兴起》(纽约,1966)cf;科尔姆德《经典:永恒与变化的语言幻影》(纽约,1966);T.S.艾略特《何为经典?》(《诗与诗人》,纽约,1961,页52~14)。西方意义上的经典,与中国人心目中的“经典”不同,它更注重其文学价值,较少强调伦理规范意义。在传统中国,在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前,五经是科举制度的骨干,其中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乐经》早在这些经典形成的时代即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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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关宋代道学兴起的讨论,详参约翰·海格《新儒家学术融合的脉络》(《亚洲研究杂志》31:499~513,1972);刘子健:《理学是如何成为国家正统学说的?》(《东西方哲学》23、4:483~505,1973);考纳德·施罗克尔《被攻击的新儒学》(《宋朝的危机与前景》,杜克逊,1975,页163~198);纪昀《纪晓岚诗文集》(香港)页34;韦勒克《汉代的儒学与孔子在汉代》(《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香港,1978,页227);宇野精一《周礼刘歆伪作说论考》(《东亚论丛》,页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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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洛扎·莱德浩斯《米芾与中国书法的经典传统》(普林斯顿,1979);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台北,1960)页2a;戴震《戴震文集》(香港,1974)页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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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有关汉代宇宙论图式和谶纬,详参舒勒·卡曼《中国魔方的演变》(《美国远东社会杂志》,80:116~124,1960);韩德森《天地秩序》页1~13;罗《语言学,宋代理智主义的一个特点》页17~26;李约瑟《中国科技与文明》卷3(剑桥,1954~　)页55~62。在宇宙论上,宋儒的整体式世界观可能比清代朴学家的主张,更接近五经原旨。

(58) 归庄《归庄集》卷2(北京,1962)页323~324。这里特向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廉·帕特森致谢,他向著者提供了这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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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经解续编本)2:2a~2b。关于《疏证》一书,详参P.K.Yu编辑《国会图书馆中国藏书》(华盛顿,1974)页3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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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详参阎若璩《经义杂志书录序》(台北,1967)页2a;《四库全书总目》42:45a~45b,44:50b。江永近乎阎若璩等人,属朱子信徒。但是,他特别重视阐发朱学的知识主义特征。查尔斯·吉里斯皮《锋利的客观性,科学思想史论集》(普林斯顿,1960)。有些问题应同等对待。吉里斯皮论述了科学领域中向数学等纯学术转变的趋势。这种学术不受当时科学解释中残余的道德观点的影响。清代小学从未达到这一点。

(63) 余英时《清代知识主义思潮初论》页105~144;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伯克利,1971)页19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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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拙著《学海堂与广东今文经学的兴起》(《清史问题》,4、2:51~82,1979)。

(67)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台北,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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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1975)页1112。著者这里采用狄百瑞的译文,详见《中国传统的渊泉》卷1(纽约,1964),页549;邓嗣禹《王夫之的历史观与史学著作》(《亚洲研究杂志》28.1:115~116,1968);弗里德利克·莫特《艺术与文化的理论模式》;克里斯蒂·穆克《艺术与传统:传统在中国文化中的功用》(普林斯顿,1976,页7~8)。有关梅文鼎,详参桥木敬造《梅文鼎的历算学》(《东方学报》,41:510,1970)。

(70) 《魏源集》卷1(北京,1976)页480;高田淳《章学诚史学思想研究》《东洋学报》,47、1:71~73,1964);坂出祥伸《魏源思想试论》,《怀德》35:45~48(1964);侯外庐前引书卷2,页60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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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东京,1970)页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