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政治与学术：从理学到朴学

人们一般把清代盛行的考据学斥之为“儒学的堕落”。他们批评当时许多学者放弃对有意义的政治、道德课题的关注,转向思想贫乏的文献考证,借此打发时光。这种观点极易为人接受,因为一些广为人知的著作只论述清朝在1644年后钳制士大夫思想,在学术领域实行文字狱(19) 的事实。(20)

相对于前代而言,清代对士大夫的压制显然为人夸大了。把考据学派的兴起归因于清朝文化压制政策的说法,忽略了前代出现过类似政治环境的事实。不论宋朝,还是明朝,都不是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天堂。更有甚者,17世纪,太监魏忠贤操纵的对政治敌手东林党的迫害,其手法之残酷恐怖,规模之大,远远超过清朝的文禁。(21)

同时,我们发现清代朴学家以天文、数学、水利、地理等实用课题补充其经典考证。约翰·韩德森(John Henderson)指出,17世纪的汉族士大夫认为,应把科学技术和儒学结合起来。18世纪的考据学者比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清楚,不通晓儒家经典中的天文历算内容,就会妨碍对儒学传统的研究。后者却似乎以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承诺为自己在科学上的无知辩护。(22)

一、 清廷政策和考据学

尽管满洲统治者为远离政治的考据学派兴盛及赖以形成的环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但并未左右考据学研究将要采取的形式。当时,小学及辅助学科的发展在某些方面依赖于清朝文化政策为考据学研究提供的社会政治条件,在另一些方面则与之无关。例如,17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对困扰晚明的党争极为反感,指责晚明儒士的党派之争导致明朝的灭亡,他们因此对政治参与产生了某种厌恶,这是明亡留下的一笔常为人忽略的遗产,学术生涯则与之相反,成为受人欢迎的一种选择。

17、18世纪,清政府为阻止士大夫非议朝政,促使他们支持国家,对学术进行了大规模干预。知识分子受到了朝廷精心策划的文字狱的(23) 监视。尽管如此,他们在提出选择研究课题上仍然有一定的自由度,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就自己喜好的经典进行讨论,但如被发现有指斥朝廷或蒙古的不敬之词,则会受到处罚。(24)

清代文禁是政治性的,很少涉及思想学术领域。例如,17世纪转向实证研究的先行者阎若璩敢于确凿地证明,朝廷迄今推尊的经典的一部分是赝品。学术界对阎氏的发现毁誉不一。但是,他的论著从未受到朝廷的压制。有人甚至呼吁从科举考试使用并得到官方尊奉的经典中删除《尚书》古文经部分。

《四库全书》的纂修常为人视为一种文化压制,它当然存在阴暗的一面,曾使两千多种书籍毁于乾隆(1735~1795)清除图书文献中反满意识的行动,其中大多数是晚明著作。清廷责成那些负责向各地藏书家借阅、购买纂修《四库全书》所需图书的官员审查所搜集的图书中的反满思想。然而,肯特·盖(Kent Guy)指出,禁书过程和文字狱不像我们迄今想象的简单,盖的研究表明“官僚、士绅、朝廷三方是如何从不同的目的和利益出发共同促成文字狱,以及文字狱的规模如何超出他们三方驾驭范围的复杂过程”。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迫害目标。由于文字狱的发展远远超出朝廷既定的目标,朝廷最后出面阻止其规模的扩大。

清廷对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具有双重性,他们一方面力图限制知识阶层批评时政,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汉族学者运用经验归纳方法进行研究。清朝耗费巨大财力,举办众多必需考据专业知识才能完成的修书活动(详参第三章),主办规模庞大的出版工程(详参第四章),都体现出对考据学派的支持。但是,任何仅以外在的政治因素为根据分析清代学术(25) 都将忽略明清转折时期考证学话语兴起、发展的历史根源。(26)

正如盖所言,当时学术思想深刻影响了《四库全书》对历代学术的评价,这体现出清代学者在价值阐述和表达观点上的独立性,及其巨大的影响。考据学者在参与《四库全书》编修时,力图使选书标准和自己的学术观点协调一致,这在相当程度上为朝廷主办的学术事业接受当时江南最著名的私人学者阐述的学术观点铺平了道路。

作为一种学术事业,考据学并未被朝廷视为威胁。根据盖的看法,“纂修《四库全书》同样需要甄别文献,校勘不同版本,考证、纠正错误”。乾隆皇帝和他手下的纂修者最终感到,他们正在筹划的这部丛书对那些流传千年的重要著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整理,是对中国文化作出的意义深远的贡献。他们接受了当时公认的主张,即经史文献研究必须以考证为基础。在乾隆朝的官方文化中,朝廷的目标设想为考据学运动提供了支持。政治和学术通过庞大修书工程结合起来,这些工程表明,清廷的主张与当时学术思潮的主流基本上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皇帝支持对蒙、满、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早在《四库全书》纂修之前,江南考据学者即受命编纂一部收录托忒蒙古文(Eleuth)、维吾尔语、藏语和柯柯诺尔方言的字典,许多著名学者(如王昶等人)参与了该字典的编著,因此,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小学及古音韵研究中对蒙、满、汉三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详参第五章)。1766年这部字典编成后,王昶及其他学者又受命收集佛藏中的咒语仪轨,把它们用满、蒙、汉、藏四种文字编辑成书。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27) 王朝,但却使用汉族整理史料的方法重建自己的历史谱系。

18世纪的文字狱只是清代文化教育政策的阴暗一面,这项政策还包括经费支持、学校奖助、官方对学术的认可、强化教育特定作用、对学术发展鼓励。事实上,没有清朝文化政策为考据学发展规范化提供先决的社会条件,考据学研究就无法大规模地展开。

清代学者出于多种原因转向考证学,其原因之一固然是清廷严禁可能触及官方禁忌的政治讨论。不过,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时期,都存在类似的禁忌,然而,考据学并未在取宋而代之的蒙元时代出现,也未在明朝逼迫儒士屈服的时期流行,我们将另辟蹊径,探讨18世纪江南出现致力于考据研究的学术群体出现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考据学“话语”并不缺乏政治影响。(28)

二、 戴震的社会批判:从考证回归义理

清代学术既有经世目的,也有政治影响。它们认为,只有重构真实的墨子或历史的孔子,清除佛、道教义对诗、书、礼的污损,才能建立坚实的义理根基,以此批评、摒弃、取代官方支持的理学思想体系,这种行动本身即具有政治性。戴震(1724~1777)社会批判学说的惊人影响为西方汉学界长期忽略,他以《孟子》为批评武器,建立哲学体系,与朱子(1130~1200)正统学说相抗衡,这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因为《孟子》毕竟存在维护反抗权利和民本的思想。明代皇帝就曾从科举考试通行的《孟子》版本中删除这些内容。

戴震尽管必须小心谨慎,仍然自由地发表了《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向清代正统学说提出挑战,该书是在清代文字狱空前严酷的乾隆朝完成的,当时,他已是著名考据学者,正在参与《四库全书》的编修。但清代皇帝并不像明代帝王那样,把戴震对《孟子》(29) 的阐发视为反叛之举。戴震写道: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百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戴的哲学著作显示出小学蕴含的理论冲击力。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指出,当时的学者运用考证方法阐释儒家哲学的基本内涵。戴震的高足段玉裁指出,《孟子字义疏证》是戴氏为同时代人撰写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1777年5月30日,也即戴震逝世前一个月,他致信段玉裁,在信中指出:

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30) 无论邪正,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31)

《孟子字义疏证》的书名及其运用的方法都明显反映出考证研究对义理思想的冲击。该书书名使用了专业术语“疏证”一词,这表明,他仍把自己的努力视为考据学运动的一部分。阎若璩在详细讨论《古文尚书》的著作书名中也曾使用过这一术语,戴震的《孟子》研究本质上运用的是语言学方法,也即以训诂考证学探求经典义理。他从对理、气、性、情的详细考释开始着手,认为运用训诂考证的方法,可以纠正朱熹及其他新儒家学者对这些概念的错误解释。戴震的《孟子》考证表明,新的概念化和系统化方法也能够提出一套系统学说,即“气”的哲学(详参第二章)。

戴震对宋学的批评激怒了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及其他同时代的学者。章学诚认为可以纠正宋学的某些错谬,但是,戴震竟公开攻击宋学的道德学说,这实属过分。章学诚指责戴震过河拆桥,忘记了自己的学术渊源于宋学的事实。19世纪,戴震的理学批评也引起朱熹正统学说维护者的反击。理学正统学说的忠实辩护士,安徽桐城的方东树(1772~1851)认为:

若不问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体之遂之,(32) 是谓得理,此大乱之道也。(33)

18世纪的考证学界同样不欢迎戴震有关义理的论述。戴震等人对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受到理学正统学者的攻击,另一方面也遭到视义理为玄谈的考据学同行的批评。考据学支持者朱筠(1729~1781)责难戴震研究哲学纯属误入歧途,认为他的论点最终是错误的。他认为“(义理著作)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程朱理学信徒唐(1778~1861)则认为:(www.xing528.com)

(戴震)先生故训之学也,而欲讳其不知义理,特著《孟子字义疏证》。

18世纪晚期,戴震的哲学著作只找到有限的知音,章学诚及其理论也受到同样的冷遇。汉学家卢文弨(1717~1796)在给戴震一部著名考证著作所作的序中,阐述了当时学者对戴氏所持的普遍看法。他说:

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阎百诗、万季野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以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

著名历史学和考据学者钱大昕(1728~1804)在为戴氏作传记时,只叙述其考据学贡献,没有提及其哲学著作。(34)

19世纪,学术风气发生某些变化,儒家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义理之学。他们重新讨论儒学话语的道德特征。(详参第六章)从1801到1823年,著名考据学者和学术支持者阮元(1764~1849)先后撰写三篇有关儒家哲学的重要论著,其中以《性命古训》最为著名。阮元模仿戴震以训诂方法解释哲学理论的方式,使用考证语源和训诂方法重新阐释儒学基本观念的内涵。

阮元的朋友及扬州同乡焦循(1763~1820)也继承戴震的义理之学,1820年,他以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为基础,完成了《孟子正义》一书。就此而言,考证研究为应用新途径解决传统哲学问题提供了推动力。焦循对戴东原哲学成就为人忽略深感痛心。他认为:

其所谓义理……即东原自得之义理,非讲学家西铭、太极之义理也。

儒学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受到了训诂学的检验,这是戴东原学术思想影响的结果。人们希望在文献考证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论,也能有效应用于道德义理的研究中。(35)

20世纪,章炳麟、刘师培等激进国粹派接受了戴震哲学的政治批判学说。刘师培在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前,十分仰慕戴震对程朱理学思想禁锢的批评。他把戴和卢梭相提并论,认为戴震把自己从理学的独断观念中解放出来。章炳麟(1868~1936)和刘师培(1884~1919)(36) 早年从事激进的政治活动,后来成为20世纪少数最杰出的汉学家。清代考据学研究的收获通过他们的努力延续到我们所处的时代。(37)

三、 今文经学的政治观:经学与义理

从共时性结构考察,清代考据学研究体现为内容广泛的学术话语。随着历史的推移,考据学话语逐步渗透到一些较少仰赖实证考证的学术领域。尽管这一过程的详情还不清楚,不少环节仍为空白,但是,考据学派显然引发了哲学变革,这种变革对晚清今文经学阐发的社会、政治学说产生了某些推进作用。这些学说是由当时今文经学研究提出的。此后,清代经学迸发的政治和哲学冲击波逐步强化。

要准确评估训诂学在18世纪今文经学兴起中发挥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我们只能肯定,18、19世纪,今文经学阐发的一系列观点与诉诸小学和复古的主张息息相关。今文经学家开始主张,通常视为正统学说的古文经其实多数是王莽篡汉后儒生伪造的赝品。(38)

一些学者从语言和历史考证的角度重提汉代古文经、今文经之争,清代学者因此对儒学传统提出新的看法。18世纪,江苏常州学者开始对千百年来儒学界一直冷落的《公羊传》进行首次研究。《公羊传》的有关材料表明,西汉今文经学与其说是一个著名学派,不如说是一种激进的政治主张。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多数考据学者忽略或极少了解(39) 今文经学家重新阐发的观点。庄存与(1719~1788)与其他常州学者转向《公羊传》,他们似乎认识到,他们面对的与其说是一个文献考证课题,不如说发掘一种为东汉古文经学排挤的、由其理论推衍形成的、后为人遗忘的政治学说。(40)

18世纪,今文经学还只是清代经学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潜流。19世纪以前,今文经学的复兴并未产生显著的思想影响。不过,它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今文经学视孔子为根据自己权能行动的圣人,也即以《春秋》阐述神圣的道德社会秩序的“素王”,古文经学则把孔子视为古典智慧的传播者。

今文经出自西汉,因而未受到东汉及其以后出现的佛道学说的影响。今文经典对孔子作用的论述逐步受到新的重视和注意。清代今文学的兴起显然不是西方化冲击的学术产物。今文经学研究在触及19世纪的社会变革难题前,其学术宗旨与居于学术主流位置的实证研究基本一致,因而得到考据学者的认可。而且,今文经学家在倡导西方化以前,已提出传统儒家式的改革方案。

19世纪末叶,廖平(1852~1932)、康有为(1858~1927)先后接受常州学派及其支持者提出的今文经学主张。广东学者康有为在其著名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以其天才激进的政治发挥把孔子描述为社会改革家,该书1897年出版,1898、1900年两次因政治原因遭禁。按照康有为(41) 社会变革学说的解释,孔子曾提出过“进化”思想,后为古文经学埋没。这种富有号召力的新解释把康的“改制”思想同现代社会改革构想结合起来。他写道:

伪古说出,而后窨塞掩蔽,不知儒义。以孔子修述六经,反博雅高行,如后世郑君、朱子之流,安得为大圣哉!章学诚直以集大成为周公,非孔子。(42)

萧公权指出,康有为今文经学观的来源复杂多样,其所著《大同书》阐述的乌托邦思想,曾大量汲取佛教和宋明理学的思想素材。非常耐人寻味的是,康有为的早期著作,尤其是1891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主要依靠训诂考据方法重新恢复西汉今文经学的原貌。康有为试图在自己训诂考据著作中吸收常州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魏源的成果。

结果,康有为的著作完全成为考据学著作拙劣的仿制品。不过,我们应当看到,17、18世纪,阎若璩、惠栋等考据学主流派人物已开始否定《尚书》古文经部分的正统地位(详参第五章)。他们对《古文尚书》的考辨成果为重新探索其他古文经典的真伪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对今文经严谨的考证性成果的产生。训诂决定义理,阎若璩考证《尚书》古文经真伪著作中存在的异端倾向,又以一种意外的天启学说(apocalyptic vision)重新出现了。阎若璩及其他汉学家无意参与,更难以料及的是,(43) 他们的考证成果竟然意想不到地为康有为挽救中国历史危机的尝试提供了动力。(44)

康有为如果不否定古文经的真实性,那么,他在19世纪西学冲击下形成的激进儒学理论就难以成形。张谐之于1904年指出:

近年康有为出,谓六经皆刘歆伪书,而阎百诗惑世诬民之祸,于是为极。

康有为背经叛道的主张激怒了汉学主流派学者,他们坚持认为古文经流传有序,大部分真实可信,谴责康有为以主观武断的臆见歪曲了两汉经学传统。最后一代汉学专门名家章炳麟系统揭露了今文经学历史、训诂考证中存在的谬误之处。章太炎和其他学者重申了古文经实事求是的传统,以与他们视为粗疏浅薄、荒诞无稽的康有为及支持者的主张相对抗。这场争论持续到20世纪。(45)

我们发现,不论结论多么怪诞,今文经学向古文经传统提出的政治挑战,显然是朴学对传统政治思想挑战的社会和思想传统的延续。我们无须对19世纪晚期今文经学冲击政治观念的复杂例证感到惊讶。因为考辨和还原儒家经典原貌,终究要导致对儒家社会政治学说内涵的重新审视。我们也无须对重新研究先秦经典历史和语言,竟逐步导致官方正统学说解体的结局感到意外。文艺复兴期间,基督教忠实信徒对早期拉丁文和希腊文版本的圣经的相继发掘也产生过类似的效果,这种发现到欧洲18世纪激进的反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兴起时达到高潮。(46) 在18世纪晚期的中国,汉学发掘的古义要比理学更受人重视。(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