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学界的内外环境与理学到朴学的转变

一、 内在理路和外在变迁

我们要弄清江南考据学者共同体以及专业化程度不断发展的学术界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的脉络,就必须考察把朴学家们和更广泛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个体和社会关系的复杂结构。清代学术话语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学术本身的变革,以及规范性研究、著述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变化。(8)

要进行我们的研究,仅依靠一种理论框架是不够的。我们将从米歇尔·福柯、托马斯·库恩等西方学者的著述中借用某些适用于中国的观点。我们还将考察一种学术话语内在发生的思想突破,以及与学术发展相应的外在而必不可少的社会、政治因素。学术话语剧烈变化的历史过程仰赖于学术本身的内在机制,它向那些需要的学者提供有用的专业术语、概念和理论框架。因此,本书将详细考察清代内在学术理路和外在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

要深入认识清代江南学术共同体,还要弄清其成员通行的教育和学术交流模式。考据学是一种群体性事业。不了解朴学家的群体特质,就不能准确把握其实证方法的走向及其发展方式。17世纪,明朝灭亡引发了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危机,许多学者受到这一危机的冲击,开始提倡实证学风,18世纪考证学派提出的许多社会和学术观点,如同他们的研究方法,同样受到前一世纪形成的广为流行的(9) 训诂考证学风的影响。(10)

17世纪中国开始出现的学术变革,如果没有适宜正在形成的新学术话语传播的学术机制,就不能在18世纪迸发出如此巨大的冲击力。尽管清代多数进士不是朴学家,但是,他们通过提供经济资助推进了新学术话语的发展。这个社会在相当大程度上保证了考据学共同体的生存,因此,清代社会特质就是我们首要的研究对象。

二、 江南地区的交通和地位

唐代(618~906)中叶,中国发生了中世纪经济变革,此后,南方人控制着学术事业,北方人尽管在重要政治活动中仍有一席之地,但在文化事业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宋、元、明三朝的多数重大学术、艺术、思想运动,都是由南方士人首开风气的。1644年,满洲入主中原后,江南知识分子开始对明亡引发的文化困境进行严肃反省。他们从道德修养转向实证研究,这是中国社会对明亡反应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是中华帝国晚期商业和交通的中心。清代文化事业主要集中于江南各省。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是中国早期王朝大量人口从北方平原向江南丘陵、谷地及东南沿海迁徙的产物。隋、唐、北宋(960~1127)建立起新的科举制度,进一步向比以前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开放仕途,加速打破北方士族对政权的垄断。

唐宋以降,江南诸省凭借由长江、运河、太湖交织形成的交通网迅速发展,到明清以后,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内陆商业区。当地的城市化程度(11) 远远超过其他地区,许多城市成为商业枢纽,日益繁荣。(12) 南京(明朝的两都之一)、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堪称中华帝国晚期商业化程度最为发达地区的中心。苏州地区位于江南腹地,是中国主要的稻米、茶、水果产区,从元代起就成为文人学者聚集的中心。苏州不仅是制造供应出口和国内市场种种奢侈品所需丝、棉的主要产区,也是一座艺术和商业同步发展的大都市。直到20世纪,苏州士人在文学、音乐、戏剧、书法、绘画领域依然深具影响力。(www.xing528.com)

江南既是大运河南端的终点,又是长江的入海口,因此,当地区域性的贸易系统成为全国性的谷物、食盐、纺织品贸易中心。明清两朝,许多陕西、山西商人,千里迢迢,从西北迁往江南,在江、浙两省从事利润丰厚的商业活动,这些省份有利的商业位置使淮安,特别是扬州,变成朝廷盐政和发往北京的漕粮的重要中心。两淮盐政就设在地处长江、淮河及大运河交汇处的扬州,负责管辖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及贵州的盐务,其产销量、税收额远远超过其他地区。陕西、山西、安徽盐商出于商业、享乐的考虑奔赴扬州,这些外来客赋予扬州以大都市的风情。当然,还有许多商人离开江南,告别家园,为商业目的奔赴中国其他地区。安徽的徽商就分布于全国各地。(13)

19世纪之前,江南盐商操纵了盐业,拥有中华帝国晚期商界最庞大的资产。扬州商人以学术界、戏剧、艺术的头号赞助者而闻名,江南盐商时常聘用(14) 大批考据学者开展学术活动,以此消磨时光。由于商人为推进江南学派和学术圈的发展提供了引人注目的支持,他们与士大夫几乎融为一体。(15)

中国图书业和江南高水准文化成就存在密切关联。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苏州、常熟、杭州、松江、无锡等城市是江南图书收藏出版的中心。江南城镇的进士录取比率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对清代各地进士录取名额的统计表明,江苏、浙江进士录取率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位。科举录取领先的地位使江南士子处于较高的政治地位。(16)

清代众多学术流派通常是根据与江南学派的关系远近来划分的。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把学派林立视为学者交流的明证。这些学者借助个人或地域的联系、哲学或文学上的默契、共同的师承关系等中介聚合起来,形成特殊团体。江南学界富有吸引力的观点、通行的研究方法使我们有可能超越个别特定学派的歧见,寻找发掘其共同的学术特征。清代多数学派尽管在学术风格与方法上各具特色,但扔按通行标准界定自身。反之,这些标准也允许每个学派突出自己的个性。

考据学派的地域性具体体现在江南特定都市地区引人瞩目的学术支派上。这些引人瞩目的学术支派为更大的学术共同体所囊括,这一学术共同体可看作学派。18世纪晚期及19世纪,福建、广东、湖南兴起的许多学派,在诸多方面不同于乃至反对江南中心城市发展起来的主流学术观点。

江南士子扮演了“国家精英”的角色,因而能够把江南学术的活力、风格移植到北京。这种移植是通过负责官方修书活动的政府赞助机构以及江南学者占有优势的清朝书院制度实现的。1780年完成的官修《四库全书》(17) 聘用的大多数杰出学者来自江南。许多朝廷大员的幕室以及北京翰林院集中着大批前来投奔的江南学者。江南文风、学风及艺术风格通过这些赞助渠道传遍全国。(18)

考证学派兴起之时,中国正处于少数民族统治之下,这使人们往往忽略清代学界在提出、选择学术课题方面的自由。现存的大量论著只强调清朝统治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指责它导致一个学术发展贫乏、停滞时代的来临,却忽略了许多反映当时学术发展有着相当自由度的史实与文献。我们应重新审视这种草率观点,以揭示考据学派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