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学术革命：从理学到朴学

中国从帝制时代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西方史学家总是认为,中华帝国发展到晚期,业已腐朽衰落,失去生机。他们在(2) 向前追溯鸦片战争(1839~1842)和太平天国叛乱(1850~1864)的历史根源时,通常把中国在现代化运动中的落伍归咎于18世纪及以前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国当时衰弱、停滞,欧洲朝气蓬勃、正在走向工业化,双方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于肤浅,业已过时,它完全忽略了宋(960~1279)、元(1280~1368)、明(1368~1644)、清(1644~1911)各朝对中国现代化的出现、儒教传统的式微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书认为,17、18世纪历史不仅是儒教中国衰亡的前奏,也是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序曲。

17世纪,儒家知识分子毅然摆脱了前代儒学理论框架的限制,他们提倡客观实证学风,要求通过这种方式,恢复理想的古代社会,并以此为(3) 突破口,向官方正统学说发动猛烈攻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主张与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语言学家洛伦·维拉(L. Valla 1407~1457)、伊拉斯谟(D. Erasmus 1466?~1536)的观点是非常相似的。清代小学家同他们的欧洲同行一样,追求语言的简明、清晰、纯净,这种追求引导他们揭露当时通行思想及表达方式的种种谬误。他们也像维拉和爱拉斯摩斯一样,虽然是道德革新者,但却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他们在学术上反对迷信权威,追求更高层次的一致性,渴望消除语言混乱,以此奠定人类永恒秩序的基础。他们认为,只要正确研究并恢复古代经典的纯洁语言,就会建立这种永恒秩序。(4)

历史学者逐渐认识到,17世纪中国在学术和哲学领域已开始出现重要转变。1644年,明朝为清朝“夷狄”所取代,这一致命的打击使许多亲身经历这场巨变的士大夫进一步认识到理学话语的陈腐和危害,他们严厉指斥理学见地荒诞,背叛儒学真谛,最终导致明末的社会大崩溃。(5)

明亡前,内圣之学极富吸引力,令中国多数杰出学者心醉神往。宋、元、明儒学都倡导个体的道德完善,西方学者把这种思想模式称为“新儒学”。新儒学主张,只要每个士大夫都成为道德楷模,儒家的理想社会就会复兴和繁荣;知识和行动是一致的,政治、文化的稳定取决于每一个体严格的道德修养。

宋明儒学家为论证其道德学说,发展出一套精心构致、相当系统的天人相谐理论。他们对世界万物生成的结构、差异的宇宙论模式作过深入研究,认为自己已最终洞见到人及其道德心性能力在一个变化有序世界中的位置(6) 。他们还认为,要成为圣哲,就要有一种崇高的洞见,也即一种本体性洞见,换言之,即能认识到人是构成一个在道德上、理性上至善至美的宇宙的核心因素。(www.xing528.com)

然而,到1750年,继新儒学而起的清代知识分子业已变成一个世俗性学术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鼓励严格的富有创造性的文献考证,还为之提供生活保障作为学术奖励。与其理学先辈相反,清代学者崇尚严密的考证、谨严的分析,广泛地搜集古代文物、历史文件与文本保存的客观证据,以具体史实、版本及历史事件的考证取代了新儒学视为首要任务的道德价值研究和论证。现在,成就圣人的个体道德理想在严肃的儒士心目中已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梦,不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在中国传统学术历史上,清代学术代表了崭新的极为重要的转变。我们从当时学术话语发生的革命中,可以发现一个代表儒学最后的伟大传统的杰出学术共同体所取得的进展和创造性成果。而且,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一崭新的学术进展在重新确立中华帝国晚期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时发挥的作用。清代知识分子开创、维护的实证性小学传统即是我们讨论的主题。

本书涉及的多数学者生活在长江下游物产富庶、人文荟萃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他们在当地和帝国的首都北京,潜心研究,探寻儒家文化的根基,为我们认识古代中国奠定了基础。他们的探索是中国历史上在学术研究领域发生的多次最富有创造性的转变之一。他们汲取、重构并革新了儒家的学术研究传统。迄今为止,中国学仍受到他们建立的研究方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