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老庄语录的字面对文学艺术不屑一顾,甚至反对和否定。然而,再前行几步,便会发现,他们的举手投足均充满了文艺的音符,与文学艺术有着默契的心灵之约。谈到老庄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论者甚多,什么“浪漫主义”、“寓言艺术”等等,但今人大都不出鲁迅等大家所论范围。鲁迅说《庄子》“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之能先也。”[1]其实这在《庄子·天下篇》中已经“夫子自道”:“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为广。……其书虽环玮而连犭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讠叔诡可观。”既然“不可与庄语”,当然就得说些没有头没脑甚至荒诞不经的话;既然抽象的分析性语言无法表达大“道”,当然就得用寓言式的形象显现了。庄子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大,翻开文学史是随处可见的,甚至有人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2]此话虽不免有草率之嫌,却也不无道理。本来,庄子之文确实到处流荡着飞动的气势,语言又虚荒诞幻,结构波澜迭起,他用他的如椽巨笔描绘一幅幅人生图画,用他丰富的想象力纵横捭阖,随意发挥。清林云铭《庄子因》:“篇中忽而叙事,忽而引证,忽而譬喻,忽而议论,以为断而非断,以为续而非续,以为复而非复。只见云气空,往返纸上,顷刻之间,顿成异观。”真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寓言充满着神奇的色彩,刘熙载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3]评之。且看《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氵矣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一篇优美的文章,可又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用寓言向人们展示着天才,往往在一大段议论后,忽然用一段寓言,给人以突兀之感;又往往在寓言之中又设寓言,层层设喻,回环往复,让人不清楚究竟是在说寓言还是讲理论。有时候根本就无任何痕迹,如《逍遥游》之开端即以寓言出现。所以,有人说庄子文章与今之所谓意识流颇为相似。清人钱树则说庄子文“犹春和夏舒之景,忽变而为严霜烈飙;平川广野之区,忽变而为洪涛峭壁。不如比不足以尽天地之大观而无憾也。”[4]这些所谓的影响和“特色”云云,论述已多如牛毛,兹不尽述。至于由老庄开创的道家美学,我们基本上同意以下看法:“在老子之后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美学思想,把包含在老子哲学中,但还处于潜在或萌芽状态的美学思想充分地加以展开了。就一般的道家哲学而言,老子的地位高于庄子;但就美学而言,庄子的影响却远远超过老子。老子是道家美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庄子则是道家美学的完成者,是整个道家美学的最重要的代表。庄子扬弃了存在于老子哲学中的权术思想以及在老子那里常常流露出来的对待人生的某种冷漠感,在看来是玩世、混世的生活态度后面,包含着为老子所缺少的一种对人生的热烈的爱恋,从而使庄子哲学具有浓厚的艺术色彩和丰富的美学内容。”[5]
艺术(包括文学)的创造和欣赏离不开主体,而主体的独立性与否往往直接影响着艺术的成败,主体的独立性首先以个体人格的高扬为基石。正是在这一点上,老庄及其理论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他们都反对外物对于主体的奴役,要求“物物而不物于物”,强调自然之美,反对虚伪做作,《庄子·渔父》篇: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怒,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处丧以哀为主,事亲以适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事亲以适,不论所以矣;饮酒以乐,不选其具矣;处丧以哀,无问其礼矣。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这种法天贵真理论赞赏“大巧若拙”式的自然美,表现和影响文学艺术则是恬淡的形式,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式的阴柔之美或优美。他们的理论对后世士人的人格影响则表现为一种追求自然恬静的生活方式,与儒家的进取正好形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互补形式,这个例子不若举儒家的杰作:当孔子询问几个弟子之志时,子路、冉有、公西华各以建功立业为高,而曾点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6]就是这个看似和儒家主张大相径庭的理想,孔子竟喟然感叹说:“我赞同曾点的观点。”看来,孔子和庄子是一对自幼失散的兄弟,都愿意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找自己温暖的精神家园。然而,老庄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造活动的影响更主要地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大音希声和大象无形、得意忘言、合规律而无规律的艺术创造活动。
1.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老子》四十一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用现代艺术语言解释就是:最美妙的音乐是没有声音的,最高超的美术是没有图形的。此话当然不能按常规经验理解。其实老子的语录由于精炼而未得阐发,只有到了《庄子》时被展开论述后,方可进一步窥探其深邃的意义。在《齐物论》中,庄子举昭文鼓琴为例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郭象注说:“夫声不可胜举也。故吹管操弦,虽有繁手,遗声多矣。而执龠鸣弦者,欲以彰声也,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而亏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昭文是著名的琴师,技艺精湛。但无论如何精湛的技艺,也无法将所有的音符演奏出来,所以他一鼓琴便有遗漏,只有不鼓琴才能保全。就昭氏鼓琴所演奏出来的音乐看,世俗世界可称之为成功,但这只是“小成”而已,相对于整个音乐来说,当然便是不完全的了。若以现代美学将之通俗化解释,美有多种形态,审美也有差异性。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长河落日,大漠孤烟,镜中花,水中月,霸王别姬,黛玉泣红,马踏连营,空山雨后,这些都是美感的范畴,还可以举出成百上千个。然而,谁又能将所有的美囊括一空呢?只有自然大道沉默无语,因为沉默而得众美,是最完善的美中之美。所以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知北游》)然而,艺术是离不开形式的,无论是空间艺术(如雕塑、舞蹈、美术等),还是时间艺术(如音乐、诗歌等),总得作用于人们的感官而显现其影响,老庄虽然在理论上认识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后人也从中悟出艺术之贵含蓄和意境,而在具体操作方式上还得“音”和“象”等形式来显示“声”和“形”,于是,在不得已而求其次之际,庄子提出了“得意而忘其言”。
《外物》篇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辞只不过是表达“意”之工具和手段,一旦由此而得到“意”,忘之可也。《天道》篇中更明确地表述:“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这个看似否定艺术形式的言论正得艺术之真谛。本来,文学艺术中的意境就是可以感受而不可言传的。《天道》篇载: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视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艺术的精髓只能得之于心灵的妙悟和体会,绝非语言文字等技术手段可以详尽,否则,只要出现一个天才艺术家,将其体验和经验传授给别人,便能复制成千上万个艺术家了。所以读古人之书,未必就能把握其精神,只能是糟魄而已。由“大音希声”推导出“得意忘言”,落实到文学艺术上,便是中国文艺所崇尚的意境。言意之辩在魏晋玄学那里是一大主题,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此有了进一步的阐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魏晋玄学家们还通过“言尽意论”和“言不尽意论”的反复论辩,将中国形象思维理论推进了一大步。用现代语言来说,“言不尽意”,便是在创作中留下诸多空白点,让读者的想象力去填补,从而做到言有境而意无穷。由这种理论出发,从理论提倡到艺术实践,形成了东方艺术特色——意境说。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7],严羽提倡艺术应“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8],王国维更在《人间词话》中集古典意境理论之大全,要求欣赏时“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文学创作上,无论作者有没有意识到,但都在实践中自觉遵循这个原则。陶渊明《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苏轼评之云:“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此未可于文字、语句间求之。今皆作‘望南山’,觉一篇神气索然。”[9]东坡与庄子、渊明本皆此辈中人,故深得其心。清沈德潜则评之曰:“胸有元气,自然流出,稍著痕迹便失之。”[10]再看看历来佳句佳篇,“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12]红楼隔雨相望冷,珠箔飘灯独自归。”[13]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14]“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15]所有这些,或幻美若梦,或凄然冷艳,或淡愁如烟,哪一个能求之于字面?雪泥鸿爪,梦痕依稀。
这种艺术精神影响中国画最能体现于山水画上。山水本是自然的一部分,艺术家陶情于此,亦是对自然与艺术相通之体认。宋代画家郭熙曾言“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恬淡而如睡”,正是得之于对自然之体会中。米芾在《画史》中评董源之画“峰恋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这些说明董氏之大得江山之助。总之,中国画通过空白与画面的布局处理,正得得意忘言之韵味。
2.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艺术活动的最高境界是物我两忘,进入纯净的美的享受。庄子对道的体认恰恰符合艺术活动的大原则。在进行艺术活动时,首先必须抛弃功利思想,一入功利,艺术便不存在了。《达生》篇云: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这完全符合今人所言的艺术创作的步骤和原则,抛弃“庆赏爵禄”和“非誉巧拙”的功利性目的,进入物我不分之境界,连“四枝形体”也摒弃在外,还要“入出林,观天性”,从大自然中获取滋养,这是艺术活动之极致。同样,《田子方》篇有云:
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辑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一史后至, 然不趋,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视之,则解衣般礴裸。君曰:“可矣,是真画者也。”
这个“真画者”之所以获此令誉,关键在于不象其他画者那样怀着功利之心,唯恐不被召用,他抛弃了这些,“解衣般礴裸”,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之中。这正是艺术创作主体的充融心态。所以后世的许多应制之作难出名篇,原因亦在于此。
抛弃外在的功利,还须做创作前的准备活动,即进入创作状态,前面说过的“心斋”就是此类。当然,艺术本身还只是技艺,只有由“技”达乎“道”,技道相通,方可得到艺术精神的真谛和艺术享受。《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竹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样的技艺出之于多年的经验累积,但又超越了技术范畴,进入“道”的高妙境界,所以文惠君从中悟出养生之道。同样,《达生》篇云: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而不坠落,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也。”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铭偻丈人之谓乎?”
庄子说的是体道的工夫和过程,须忘掉一切,身如槁木,心如死灰,只有对象存在。不言艺术,却处处合乎艺术。同篇又载:
纪氵省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忄乔而恃气。”(成玄英疏:始性骄矜,自恃意气,故未堪也。)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成疏:见闻他鸡,犹相应和若形声影响也。)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成疏:顾视速疾,意气强盛,心神尚动,故未堪也。)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成疏:神识安闲,形容审定,遥望之者,其犹木鸡,不动不惊,其德全具,他人之鸡,见之反走,天下无敌,谁敢应乎!)(www.xing528.com)
抛弃功利,用志不分,由技通乎道,艺术活动的主体在创造活动中便处处无规律而又不自觉地合乎规律。《达生》篇云:“工亻垂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灵台一而不桎。”“灵台”,或称“灵府”,即心。心的“一而不桎”即用志不分而又得到精神的自由解放。若此,艺术心灵始将大放异彩。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衰笠翁,独钓寒江雪。”旷古绝今的冰雪世界中,惟一老翁独钓寒江,其庄生乎?吾恶乎知之?或许他还沉醉于蝴蝶梦中。逞人逝矣,谁与尽言!
【注释】
[1]《汉文学史纲要》。
[2]《郭沫若文集》十二卷。
[3]《艺概·文概》。
[4]《庄骚读本》序。
[5]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2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6]《论语·先进》。
[7]《二十四诗品·含蓄》。
[8]《沧浪诗话·诗辨》。
[9]何汶《竹庄诗话》卷四引。
[10]《古诗源》卷九。
[11]王维《鸟鸣涧》。
[12]杜甫《登高》。
[13]李商隐《春雨》。
[14]贺铸《青玉案》。
[15]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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