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中宇宙起源问题的追问-安继民学术文集

庄子作为最有资格和西方哲人对话的中国哲学家，他和孔子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不同，他没有回避宇宙起源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道家哲学主干说才获得了它坚实的宇宙论基础，在这类问题上，我们只能说中国哲学是陈鼓应所论证的哲学上以儒补道，而不是相反。

冯友兰写哲学史当然不能回避欧美人极为关心的宇宙起源问题。他关于宇宙起源问题的思考，也正是通过道家的《庄子》展开的。这里，我们通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对宇宙起源问题的庄子式思想的阐释，来看看冯友兰哲学的历史变化，以证明冯友兰晚年的更加西化，来说明上世纪中国历史的思想走势。^[3]对冯友兰“三史”中的宇宙起源问题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由于时代的变迁、意识形态的制约，冯友兰对《庄子》宇宙论的理解也有明显的变化，这里我们只说其中的宇宙起源问题。

《庄子·天运》篇追问道：天是运动的吗？ 地是静止的吗？ 太阳、月亮是在一个位置上调换来调换去的吗？ 如果是这样，那是谁在主持？ 谁在管理？ 是谁没事干了而来推动吗？ 它是机械地被决定的呢，还是它运动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呢？ 是云变成雨还是雨变成云呢？ 风在天空吹来吹去，有谁吹它动吗？ 是谁没事来扇风吗？ 请问：这一切的一切都有一个原因吗？ 如果有，它是什么？ 在《庄子·则阳》篇，庄子有一个更加直接、更加根本的追问：宇宙间的一切都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呢？ “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这就是庄子关于宇宙起源的追问。

类似这样的追问，当然还有屈原的《天问》，而正面的回答除他们自问自答外，唐代柳宗元有《天对》。在中国哲学史上，虽然也有复杂的回答方式和观点演变，但和西方人关于上帝创世的阿奎那式的证明不同，它往往是和不可言说的自然之道联系起来。从庄子的“坐忘”到禅宗不可说的绝对沉默，都显示出东方神秘主义的典型性格。当神秘主义的哲思转换为艺术化的移情，就是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于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禅宗）、不落言筌成了中国文化人体验这个世界的最高境界。

然而艺术的移情代替不了哲学的逻辑思考，诗并不等同于思。(www.xing528.com)

冯友兰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开山人物之一，他“三史论今古，六书记贞元”，如果说他的贞元六书成就了一个哲学家，那么他的“三史”也就成就了一个哲学史家。在他早年的2 卷本《中国哲学史》和晚年的7 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中，他对以庄子为首的中国哲学气一元论宇宙起源思想做了两种完全相反的阐释。用《庄子》中的话说，就是“莫为”与“或使”的两种不同结论。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宇宙起源问题上正好对应于这样两种结论。中国传统选择了关于宇宙起源的自然而然说，西方文明则选择了神创论。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就是：中国哲学是时间性、自因性的一元论哲学，是“莫为”的；西方哲学则可以说是空间性、他因性、二元论的哲学，是“或使”的。冯友兰的这样一种思想变化轨迹是相当耐人寻味的，他晚年对中国哲学的西化解释，可以说是受了在本质上属于西学的马恩哲学的影响，结果就得出一个西方式的宇宙起源结论。

冯友兰在20 世纪3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道即“天地万物所以生之总原理”。可这总原理是怎么样地和天地万物联系起来的呢？ 冯友兰的办法是把“道”“德”和“天”联系起来，拟定出一个“道、德、天”的标题并把这三个概念展开为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这个结构的逻辑行程大体是：德和道的关系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是一与多的关系。德作为个别事物的内在根据，它通过命和道联系起来。他说：“物之将生，由无形至有形者，谓之命。”^[4]按他后来的说法，好像德从道那里得到了一个命令。具体事物在道那里得到命令而成形后，其内涵的德就是性。而道，又是源出于天的，冯友兰引庄子《天地》中的话说：“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可什么是天呢？ “无为为之之谓天。”通过这个天的概念，冯友兰把庄子的道和老子的道对接起来。冯友兰论证说，这里的“道兼于天”就是《老子》中所说的“道法自然”。魏晋时郭象注《庄子》对天的解释也是如此：“自然而然，谓之天然。”在冯友兰看来，《庄子》中的“夫固将自化”（《庄子·秋水》）以及“咸其自取”（《庄子·齐物论》）等，都与“无为为之”同义，与《老子》的“道法自然”互相佐证。这样，一种完整的“自然而然说”已经和盘托出。

为此，他进一步引证《庄子》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庄子·天地》）这里，冯友兰一方面以庄证庄，把上述总原理的论证贯通起来；另一方面也把宇宙起源这一不可思议的问题提了出来。最后的结论就是：“道即表现于万物之中，故万物之自生自长，自毁自灭，一方面可谓系道所为，而一方面亦可谓系万物之自为也。”^[5]这里，说“万物之自为”，“自生自长，自毁自灭”，当然是“自然而然说”。可既为自然而然，怎么可以同时又是“系道所为”呢？ 因为在冯友兰看来，“道”作为“无”，已经破掉了名言，是一种逻辑性的预设，即使有那么一个“常道”，也只是作为总原理在背后起作用，并不足以构成创生天地万物的根据。这就在回应逻辑二难的同时，坚持了中国式的也可以说就是庄子式的宇宙起源论的自然而然说。

这里，冯友兰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庄子》中介绍季真和接子二人观点的两难逻辑选择，即宇宙起源问题要么是创生的，要么是自然的“或使”与“莫为”问题，却已显现出对这一问题的思维结果。冯先生之所以没有把这一问题显化出来，那是因为中国哲学从来都是只讲辩证法而不认真地进入逻辑领域。当顾准把“辩证法”归结为狄慈根式的“神学”时^[6]，问题已经十分清楚了。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