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安继民学术文集中的文化形态

面对终极问题的思考是哲学的劫数，但我们深深地感到：人类的文化预设也好，我们的经验事实也好，一旦想要上升到整全性解释的理论高度，真的是“谈”何容易！ 于是，我们似乎需要回到宇宙起源的逻辑考察上来，即要么是西方他因的亚当／夏娃神创论，要么是中国自因的伏羲／女娲自然说。^[15]当然，从人本主义的意义上，一旦走出书斋，打开心扉抬望眼，面对日月星空、江海大地那因壮丽而崇高、因崇高而神圣的世界，以宁静乐观的文化心态面对我们身处于其中的这个妙不可言的世界，一重化世界中的“我们”本身不已足够地好吗？ 所以，这问题本身即可能是西方式因果追问思想方法引起的理论的虚构。易言之，中华文明的一重化生活世界本身，根本就不需要它，我们这样的思考和追问无非证明自己不过是新时代忧天的杞人而已！

不过，在中西文化形态比较学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四点看法：（1）伏羲、女娲兄妹平等意味着男女的平等，亚当、夏娃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就可能不会有女权主义问题。（2）兄妹定律和网状定律结合，可以解释两个方向相反的三角形何以如此荒诞的问题，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不能解决这个问题。（3）倡人权的文化形态出现女权问题，等于把人权打了五折。西方文化的两希互补形态，未曾吸纳女性情熵高的直觉智慧。（4）如果包括政治在内的管理学需要一种领导的艺术，而这种艺术又需要情熵和直觉，西方人对政治的理解虽然很逻辑亦很根本，但却过分简单了。

关于人类起源问题或最早的祖先，不管中国人说“黄帝”“伏羲、女娲”，还是基督徒说“亚当、夏娃”或“上帝”，均非科学的回答。“上帝”显然是“神”不是“人”，正像老子所谓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 章），这里的“无”，不就是自然数的“0”或二进制的“20”吗？ 哲学讨论到神学时，就成了维特根斯坦“不可说的东西”，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16]但人类起源问题是个事关每个人的真问题。

爱因斯坦在《科学的宗教精神》一文中曾说：科学家总是“一心一意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所以，他在《宗教和科学》中说：“我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热忱献身——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作出那种确实是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清理出天体力学的原理，开普勒和牛顿花费了多年寂寞的劳动，他们对宇宙合理性——而它只不过是那个显示在这世界上的理性的一点微弱反映——的信念该是多么深挚，他们要了解它的愿望又该是多么热切！ ……只有献身于同样目的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鼓舞着这些人，并且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们的志向。给人以这种力量的，就是宇宙宗教感情。有一位当代的人说得不错，他说，在我们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17]依西方人的思想方法，人对哲学的思考来自对世界的好奇，正是这种对世界的好奇推动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积累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并不排除有许多知识来自生产、生活实践。“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都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18]

进行这样一番考察之后，我们发现，现实并不像鲁迅所谓“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毋宁说只是进行了一番爱因斯坦式的努力，出路在哪里的问题仍然一片茫然，但既然迈动了双脚，脚尖的方向便是路。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 期）

【注释】

[1]本文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秩序与自由：儒道功能互补的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向度”（08BZX041）的研究中写出来的文稿，成稿后只是发给了赵汀阳，请他赐教。因为在即将成文的过程中，我与赵讨论过，他认为很有意思，但想不出好的说法给我，让我请教数学家和人口学家。我请教了郑州大学的数学教授蒋逢海，请教了复旦大学的人口学教授任远，对我的两个预设——一、所有的人是父母生的；二、如果母系祖先一起计算，先祖的数量严格遵循二进制。但二者结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先祖呢？ ——他们都觉得有趣，却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所以刊出此文只是“提出问题”，不知道它是否会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半”！

[2]对于科学前沿的这种状况，夏皮罗曾引布拉格的话自嘲调侃道：“我们在星期一、三、五认为光是波，而在二、四、六认为光是粒子。”“简单地讲，光的运动像波，而光的作用像粒子。”［美］夏皮罗著、潘愚译：《无数学的物理》，北京：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36 页。

[3]参见陈炎：《阴阳：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孔子研究》1996年第4 期）；《〈易经〉：作为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 期）；《〈易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等论文中的论述。

[4]参见吴前衡：《〈传〉前易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5]“前衡猜想”的规范表述是：吴前衡先生以“为什么出土千例数字卦多为六个一组”为问题意识，猜想易象六十四卦之原生性何以可能的推理过程：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性的身体，以身体为坐标进行最简差异式二者择一的六次空间定位性选择，必得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即故6×64 是原生的。

[6]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4、94 页。(www.xing528.com)

[7]在弗雷格开创、罗素完成的数理逻辑中，所有逻辑项只有数量化的外延，人为设定的符号没有内涵。这与传统逻辑有重大区别，据此，数理逻辑系统将传统逻辑中的判断称为命题，传统逻辑中的概念称为类词，数学是“类的类”。根据弗雷格“不包括自身的空概念”这一对“0”的定义，根据安继民《宇宙起源问题的逻辑考察》一文对中西方文化关于“起源”问题的逻辑判断，则有“若非被生，即是被创造”。

[8]1902年罗素向弗雷格提出悖论问题，是数学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30年后即1932年，罗素将这一悖论表述为通俗的理发师悖论，即：萨摩尔村的理发师贴出告示说：我为所有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有人问道：那么，你的头发由谁来理？

[9]金岳霖：《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 页。

[10]自然数计算往往导致全称肯定判断出现悖论，这已经是逻辑学史上的常识。人类起源问题“第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是一普遍的文化误区：因为经验的常识是“人是父母生的”，这意味着只有借助借二当一、逢二进一的二进制借位、进位规则，才能进入这一问题的正确思考。而二进制是一最简关系式。

[11]《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12]据郭健鹏先生讲，民国时期在创制《六法全书》的过程中，曾一度有过法律规定“妻冠夫姓”，但后来很快就撤销了。这一动议并非中国传统，而是从西方模仿来的。

[13]张新斌注解：《百家姓》，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2006年第2 次印刷。

[14]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见第135—171 页。亦可参拙文《从乙丁制到昭穆制：儒道互补的历史渊源》，《中州学刊》2009年第3 期。此文作为第六章载入拙著《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初论》（文字稍有调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5—146 页。

[15]参见拙文：《宇宙起源问题的逻辑考察》，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6 期。

[16]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5 页。

[17]《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83、282 页。

[18]《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0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