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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继民学术文集:探讨信仰自由和开放神学

时间:2023-10-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于是,人的心灵就往往从向往神圣而简化为对“神”的信仰。人会心神不定,即需开放神学,当此之时,我们在逻辑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靠内在的理性,正像陆王心学指示我们的那样;二是靠外在的理性,在非常粗略的意义上,这有点像程朱理学告诉我们的那样。[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秩序与自由:儒道功能互补的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向度”的阶段成果。

安继民学术文集:探讨信仰自由和开放神学

希望当然可以超越无限,但人并不总有希望,往往也不免有所失望。“人的一生总是在现实与希望的统一中,以现实为基础,以希望为动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向着未来奋勇前进。但未来是无限的,是无穷无尽的,有限的个人面对无限的未来,总会有些事可以如愿以偿,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因而感到幸福;有些事却不能如愿以偿,因而引起不快,叹息。人们可以通过谋划、预测,尽可能争取实现希望,获得幸福,减少失望和叹息,但在漫长的、荆棘纵横的人生道路上,失望、叹息总是不可避免的。希望不可能绝对地、完全地逃避失望,幸福不可能与叹息绝缘,这是人的有限性所决定的。”[28]

希望哲学是有限的人和无限的世界之间寻求平衡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把世界的无限性虚拟为某种神圣性。于是,人的心灵就往往从向往神圣而简化为对“神”的信仰。此即所谓“心神之间”。哲学界的休谟问题建立在绝对经验论之上,这种论点认为,既然对“未来”不可能有经验,我们就只能靠“信念”支撑。但这一哲学史事实并不意味着哲学是“算命”。按西方占优势地位的哲学传统,哲学的依据是人的“理性”。如果哲学发现了那亘古不变的理性法则,未来等于过去,也等于今天,所以也就不需要对未来有什么担心和忧虑。问题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他本身的最大特点是自己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本身并不保证人自身在情感、思虑和行为上总是可以做到充分的理性。存在主义者的最大特点就是发现了人的这一特性并为之忧心忡忡:人是无所依凭的,假如上帝不存在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既然上帝存在的问题是既不可证明也不可否证的(波普尔),我们面对未来的唯一确定性便是“向死而生”(海德格尔)。于是,中国思想传统的历史发展可因其“乐感”而非“罪感”性,被有根据地称为“希望哲学”,《易经》的卦爻辞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希望品格[29]

人心的最大选择困境就在心/神之间。在一重化生活世界中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生活上的问题,有些问题居然使得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显得有些“心神不定”起来。人会心神不定,即需开放神学,当此之时,我们在逻辑上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靠内在的理性,正像陆王心学指示我们的那样;二是靠外在的理性,在非常粗略的意义上,这有点像程朱理学告诉我们的那样。“天理”虽然保障了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却并不为人的具体问题提供外在支撑,这样,我们就常常在内在之“心”和外在之“神”之间产生某种焦虑。他希望有一种神圣的外在力量帮助自己,尽管他也知道自己的感情渴望及其努力事实上很可能靠不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初民们那强烈的命运关怀才是可以理解的。人往往因迷而信,易学的学术任务不是简单地否定“迷信”,而是要承担起自己的思想责任,发掘《易》画中的形式系统思想元素,提升民族的逻辑思维能力,以便滋养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原载《中州学刊》2014年第12 期)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秩序与自由:儒道功能互补的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向度”(08BZX041)的阶段成果。

[2]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余永梁:《商周变革与〈易经〉卦爻辞的形成》二文的有关论证,均载于《古史辨》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4 页、第143—170页。

[3]朱伯昆:《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425、1 页。

[4]廖名春等著:《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 页。

[5]董光璧:《易学科学史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年,第3 页。

[6]余敦康:《内圣外王的贯通》,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90 页。

[7]余敦康:《〈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思想——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引文见第122—123 页。

[8]余敦康:《〈周易〉的思想精髓与价值思想——一个儒道互补的新型的世界观》,《道家文化研究》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引文见第122 页的“内容提要”。

[9]参见陈炎:《阴阳:中国传统的思维结构》(《孔子研究》1996年第4 期);《〈易经〉:作为儒、道两家美学思想萌芽的卜筮观念》(《复旦学报》2004年第6 期);《〈易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卜筮与哲学》(《中文自学指导》2003年第5 期)等论文中的论述。

[10]吴前衡(1945—2003)生前所著《〈传〉前易学》一书,根据武汉大学胡治洪教授推荐、唐明邦先生作《序》,已经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这是一本极有原创性的著作,本文有关易学方面的许多论述都得益于此书,对我所谓的“前衡猜想”论之甚详,逻辑严谨,运用资料特别是反证性易学资料相当充分。由于是吴先生的遗著,有些理念性的表述前后略有重复且存在一些技术处理上的问题,故下引此书恕不详注。

[11]吴前衡先生关于“巫源性解释”和“自源性解释”的大意是:巫源性解释仰赖于巫史背后的神灵,需要通过一整套仪式才能完成占筮过程;自源性解释即专业史官根据卦爻辞的文字符号所透显出来的汉字信息,给当事人某种不需要复杂仪式的直接解释。由于是人对自身所创造的文字进行解释,故称自源。简单地说,文化形态的根据是人还是神,这不仅是个易学起源的发生学问题,也是中西文化传统的根本区别问题。

[12]请参吴前衡:《〈传〉前易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 页。

[13]《〈传〉前易学》,第129 页。(www.xing528.com)

[14]《〈传〉前易学》,第122 页。

[15]《〈传〉前易学》,第144 页。

[16]参见《〈传〉前易学》,第144—148 页。

[17]参见《〈传〉前易学》,第148—159 页。

[18]参见《〈传〉前易学》,第160—177 页。

[19]参见《〈传〉前易学》,第177—216 页。

[20]参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

[21]《〈传〉前易学》,第167—168 页。

[22]维特根斯坦著,贺绍甲译:《逻辑哲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4 页。

[23]金岳霖说:“阴阳二字颇有问题,中国哲学里常用此两字,意义非常之外;至少我自己弄不清楚。”《论道》,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8 页。

[24]《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83、282 页。

[25]《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01 页。关于光的波粒二象性哥本哈根的解释不符合逻辑同一律的A =A 原则,爱因斯坦极为不满。他坚信“上帝不会和人掷骰子”。但他在1934年的索耳未会议上提出的反驳性“理想实验图”,却被以玻尔为首的他的学生辈们在逻辑上推翻。但爱因斯坦在情感上终生不承认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解释,尽管他也未能在引力、电磁力(包括光)、强作用力、弱作用力这四大作用力的“统一”上前进半步。让人感慨的是,玻尔直到1962年逝世的前一天晚上,仍然将爱因斯坦三十年前的“理想实验图”画在自己床前的黑板上,说明他对物理世界的波粒二象性亦终生耿耿于怀,心有不甘。但很无奈,世界确实如此。

[26]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6 页。张先生“余论:希望哲学”以其“人生在世”之经验告诉我们:一、以希望哲学代替猫头鹰哲学;二、希望就是虚拟;三、希望就是战(奋)斗;四、希望与命运;五、希望与失望;六、希望与无限。上引为“希望与命运”中的文字。

[27]见拙著:《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初论·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9 页。

[28]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76、577 页。

[29]参见赵玉强:《〈周易〉的希望品格及其文化价值》,载《周易研究》2009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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