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儒道命运和希望哲学：安继民学术文集

儒道两家在终极意义上都承认世界的不可知性本身，他们宣告这个存在世界的有秩序的和谐本身即显示出它的神圣，并任由人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进行命运选择从而负起自己的人生责任，在伟大的责任承担中沟通神圣。牟钟鉴、卢国龙等道教学者和葛兆光的研究证明：中国的信仰方式，特别是民间的信仰方式，从来都是自由的。张世英先生说：

一个人的命运是什么呢？ 我把它理解为个人所属的，同时又参与了的世界。因此，命运就不是按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异己的力量，是个人完全无能为力的外在领域。形成我的命运的因素，既有自然方面的，包括地理环境、先天的禀赋等，也有人类的历史的方面，还有我个人的方面。……我个人参与了我的命运的塑造，我在命运面前不完全是被动的，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26]

命运是与每一个生活个体具体关联的，所以，虽然哲学家可以抽象地探讨命运，命运却并不因此而变得抽象。当西方人走出教堂而进入心理诊所或星座命相室，当集市乡村、旅游景点和城市背街上的“路边人”在招徕顾客时，投出蔑视甚或鄙夷的眼光，以示自己的境界高远和理性清高者，余实难许以高明。谚曰：不怕你不信神，就怕你家中有病人。大凡人去算命，皆是于百无聊赖不得已之时谋划自己命运的办法之一。很可能的情况是，他自己都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一种自我宽解！

在确立信念的终极向度上，“中国式一元、自因、时间性一重化生活世界哲学理念，可以为人类的理想、信仰提供最后根据。‘易→儒⁃道’时间哲学的信仰方式，表现为总有希望，且把未来的希望落实为当下的‘做’法而非仅是说法。希望是时间哲学的终极关怀。希望的信仰方式既可以避免知识和信仰的两难，也可以舒解人的生存困惑”^[27]。(www.xing528.com)

算命是民间文化。就传统意义而论，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还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官府和农民的区分。但是，中国文化在比较文化学意义上的最大特点，正因其朴实而不够高远；这一特点使得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从来都有极为通畅的沟通渠道。正因为这一特点，中华民族才成就了大一统文化帝国的连续性历史而独步天下。在与西方思想传统相比较的意义上，这种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可称为中国思想传统的信仰自由（freedom of faith）。对中国民众而言，神圣天国总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对他们开放着：当圣人说不知道、可能有神灵时，他们是理性的存疑；当我们说“希望有”时是希望哲学；当民间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时，就是开放神学。指责民间的“封建迷信”很容易，但他们那无所谓的态度却能触动哲学的良知。当我们认真地思考爱因斯坦式的“宇宙宗教情感”时，难道你不曾触摸到科学与信仰的深处那并无鸿沟的心灵吗？

凭什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张世英说：“希望总是意味着作出某种抉择。我可以希望这，可以希望那，可以作出这种抉择，也可以作出另一种抉择，我是有选择、有抉择的自由的。当然不可否认，这种自由不是无限制的。希望的自由有一个基地，这就是命运，其中包括我过去已经作过了的抉择。……即使在已有的命运的基础上，或者通常说的命定的基础上，仍然可以继续希望这、希望那，继续作不同的抉择。我甚至可以把这个基础、把命运本身拿来考虑一下、反思一下，特别是把过去已经作过的抉择、希望拿来总结一下，反思一下，以便作出新的、更富生命力的抉择与希望。作为命运的现实不过是自由希望的条件，条件当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希望是主动的，条件、命运是被动的。是希望照亮着现实，指引着现实，希望塑造着命运，改变着命运。”

既然有“命运”这种可感的“东西”，我们便不必讳言“算命”。我们可以因“善《易》”而“不占”，但我们难道不是经常能够听到某达官贵人或富商大亨到某某寺庙求签算命的街谈巷议吗？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当陈子昂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语境中“怆然涕下”之时，也就是意识到了人的有限。于是当有人走向古老的《易经》，不管以什么方式为自己谋划未来、寻找心理支撑时，我们应有的态度就不仅是宽容，而应是一种深深的同情和“哲学的自恨”：既然我们从来没有勇气像传教士那样宣称“我们是上帝奥秘的保有者”，也就应该承认哲学理性的有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