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传统易学的义理派和象数派，就都可以归之于《传》“后”易学即易学第三阶段，没有文字的数字卦阶段是“《经》前易学”[17]即易学第一阶段，处于此两者之间的是“西周时代的易学”即易学第二阶段。[18]在该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吴先生对“筮书《周易》文本”和“筮书《周易》的卦爻辞”分别进行了大量的考证。[19]恕不一一阐述。
没有文字的数字卦或卦画→有了卦爻辞但没有“卦德”（八卦取象）和“爻称”（九、六及初、二、三、四、五、上）的《易经》→经传合一的传世本传统易学，这就是对应于易学发生三阶段的三个《易》文本：
1．西周早期以前没有卦爻辞串入的数字卦或卦符号文本。
2．西周早期有了卦爻辞而没有《易传》的《周易》文本。
3．经春秋战国到汉武帝之后形成的《经》《传》合一且日益“牵经合传”哲理化解释的传世《易》文本。(www.xing528.com)
可见，我们所谓的“前衡猜想”是个波普尔式的真问题猜想，这个猜想从远古洪荒中走来，在《传》前易学中由于初民的命运关怀在“未来”反复闪现，把无数次生命经验向符号文化学的汇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传统易学的“象”与“数”，既像个通向命运神灵的法器，又因其系统严整从未消失并将永远存在。对于这一原生性的六十四卦符号的理解，牵涉当代数理逻辑和科学革命的诸多问题，传统易学无法发现它的原生性，一直以为它是逻辑展开而非历史派生的，把由繁到简的分解降幂抽象过程颠倒为由简到繁，从逻辑前提出发的组合升幂具象化过程。
由此可见，把具有整体性六十四卦符号作为“统一神”象征的身份，从而复合了大量的初民神圣奥秘，便是易学的发生学。卦爻辞的“串”入本来是要解释卦画而编纂进来的历史故事和古歌[20]，而一旦巫史专家们将卦爻辞像羊肉串一样穿在卦画符号上，意想不到的后果就必然发生：其一是解释者被解释，而卦符号本来所要呈现的命运神灵的开放性和希望品格却被卦爻辞的文字解释所限制；其二，占筮过程中严整的唯一确定性形式系统品格，在人们对卦爻辞的再解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忽略或过滤掉了。
吴前衡先生以自述性的口吻说：“我是在高亨先生‘《周易》古经，殆无爻称’的启发下，为回答‘无爻称如何变卦’之问题，才发现了‘《A》之《B》’具有唯一定爻功能的。后来在排比揲蓍过程时，又发现了‘六、七、八、九’的概率分布。这个概率分布对‘《A》之《B》’的唯一性提供了确凿不疑的概率支持，使成卦之法成为变卦之法可靠的概率背景。两者的结合，使筮法成为‘离散条件下高概率地实现其唯一性’的形式系统。至此，我的灵魂被深深地震撼，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居然实现了如此辉煌的形式系统，不能不是古代世界的奇迹，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我曾反复检视所做的工作，看看什么地方出了差错，结果是没有。”他说：“在讨论《易传》发生时，我看到一幅像思维节节胜利而筮法被层层剥蚀的历史画卷，既为哲理易学降生中华而额手称庆，又为形式理性系统做了占筮的殉葬品而从此一蹶不振，感到无限惋惜。中国逻辑和数学的发展，和中国文明古国和文明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这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理性文化奠立的过程中，形式系统被当作巫学糟粕殉葬了。”[21]这里的关键词有三个：确定性、唯一性和概率性。这就涉及《周易》的筮法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的资料相当复杂，我们当另文进行阐释。只要我们明白命运关怀确实是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关乎“未来”的无解的问题，尽可能对民间此类行为采取宽容态度，学术上的考察是可以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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