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谓的“前衡猜想”，是根据吴前衡先生近八十万字的遗著《〈传〉前易学》[10]，根据卡西尔符号学、伽德默尔解释学、波普尔的“世界3”及其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自科学家的“问题→猜想→反驳→问题2→……”如此循环等理论，对以《周易》为最后符号集成的易学起源问题所作的独创性研究。“前衡猜想”可作如下表述：
吴前衡先生以“为什么出土千例数字卦多为六个一组”为问题意识，猜想易象六十四卦之原生性何以可能的推理过程：每个人都有一个空间性的身体，以身体为坐标进行最简差异式二者择一的六次空间定位性选择，必得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即
。
在吴先生看来，自从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于1980年的《考古学报》发表以来，面对上千例基本上全是六个一组的数字卦考古实物存在，易学界囿于几千年的传统易学成见，除韩仲民外，几乎是一片漠视不理的态度，没有任何人给出过任何理论上的说明。所以至今为止，“伏羲作卦、文王重卦作卦爻辞、孔子序《易传》”的“圣人作《易》”说，仍是易学界的潜在预设。这种易学的文本发生学的误区，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述：“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它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逻辑集成，正好也就是圣人作《易》的历史过程；用二进制数学形式表述，即“2→23→26”的升幂历史过程。(www.xing528.com)
简单的常识是：圣人也是人，人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不可能是一首好诗。这种从简单出发，逻辑地构造出复杂系统即从抽象到具象的情况怎么可能历史性地具体发生呢？ 如果有如此精彩的文明源头，哪来的文明初期的“宗教巫术”？ 最早的数字卦是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铭刻在鹿骨上的八组数字卦，其碳测年代距今5300—4400年，比甲骨文的出现至少早一千年，既然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人们已经大量运用了数字卦符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命运关怀，那个年代人们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就只能是卜筮性的巫术。怎么对这种卜筮巫源性进行解释呢？ 这种“巫源性解释”后来又是怎么样转化为“自源性解释”的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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