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规模多大、波及多深，法家“尊后王”“一断于法”“以吏为师”等学派特质，决定他们对传统典籍的轻视却是毋庸置疑的。但据《汉书·艺文志》，《易》书竟然得以幸免于“秦火”，即所谓：
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这说明在法家现实主义者的眼中，《周易》虽不是“以法为教”的内容，但也绝不源于儒家“法先王”的典籍，它无害于政治稳定且可满足民众精神生活。(www.xing528.com)
司马迁从儒道互补和道家哲学高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正《易传》，继《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把《易传》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两千年来的易学史即以“伏羲作卦”“文王重卦作卦爻辞”“孔子序《易传》”的“圣人作易”谱系，相信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从而使《易传》而非《易经》，成为影响文化形态最大的基本信念。孔颖达之后即有人对“圣人作《易》”提出过疑问，但迄至“五四”顾颉刚、余永梁证据确凿地提出“《周易》卦爻辞非文王所作”[2]，易学界对“圣人作《易》”的总体学术倾向却至今仍然没有发生大的、根本性的改变。
朱伯昆先生指出：“从汉朝开始，由于儒家经学的确立和发展，《周易》列为五经之首，人们对它的研究，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易》作为专门学问得以成立，“从汉代以来，无论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其解易都是经传不分，以传解经，并且将经文部分逐渐哲理化”。传统《易》学一直以来，是一条“以传解经”的思想路线且逐渐哲理化，这应该是不错的。但汉代以前呢？ 朱先生补充说：“易学有自己的历史，如果从春秋时期的易说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3]汉代以后是“易学”，此前只有“易说”，这是朱先生给出的说法。但易学和易说是什么关系，朱先生没有说，学术界也没有人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认真的回应和对待。廖名春等认为：“这里所说的‘易说’，指除《易传》外散见于先秦各书和各种出土材料上的关于《周易》的说解。这些说解主要集中在先秦史书和诸子著作中。”[4]这种说法显然也不清不楚。董光璧退一步说：“虽然关于《周易》的研究在宋代才称为‘易学’，实质上自《易传》起，‘易学’就已存在。”[5]这似乎是把“易学”的名分后推了一千多年，但仍然没有涉及真正的《易》文本，即《易传》《易经》和上千例出土数字卦的关系问题，更没有涉及传统易学“象数”和“义理”间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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